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食物公司和世界贸易组织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向各国的农业政策渗透，向农村社区扩张。1993年，发源于全球南方的世界性农民组织联盟“农民之路”成立，从此一度沉寂的“农民”以一种新的面貌重新走向世界的政治舞台，成为持续抵抗新自由主义、令人瞩目的重要力量。从捍卫农业生产资料的自主权和社区民主，到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再到对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农业生态学反思，农民之路作为一个活跃着的斗争传统，食物主权作为一个鲜活的政治话语，在运动历程中也是不断发展着的，既有过争论和团结，也曾有误用和歪曲。面对复杂的局面，行动者在包容差异性的同时，还需要坚守斗争的现实性，使其斗争的内涵不断丰满，团结得以维系。

内蒂·维伯(Nettie Wiebe)是这样一个有着特别经历的行动者。作为一个在加拿大农村长期生活和生产的农民，八九十年代农业政策的嬗变使得她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和其他广大农民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联系在一起。在家庭农场的成长经历以及年轻时代从事性别意识提升的斗争经验让她见证了农业生产和主流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性别意识与农政运动的相遇，使她成为一名农政女权主义者。作为农民之路早期运动领袖中的唯一女性，她追求将妇女解放融入农民之路的运动精神之中。

今天，我们就从维伯的视角出发，重新回顾食物主权概念的兴起过程、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以及农业生态学知识何以产生的关键问题，感受行动者如何把多样性融入到对共同事业和集体力量的培育中，并怀揣希望地前行。

作者 | 内蒂·维伯(Nettie Wiebe)

翻译｜Ripple、袅袅炊烟、飞白、鱼宝、侯憨、丁卯

校对&责编｜Alvin

后台编辑｜童话

内蒂·维伯是萨斯喀彻温大学圣安德鲁学院(St. Andrew’s Colleg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名誉教授，也是食物系统国际专家小组(IPES-Food panel)的成员，她一生都将农业生产与社会活动、政治参和学术追求相结合。她曾担任加拿大全国农民联盟(NFU)的民选领导职务，任职长达十年。在她的领导下，全国农民联合会协助建立了“农民之路”(LVC)。同时，作为最初在农民之路国际协调委员会中任职的唯一女性成员，她鼓励和激励妇女在捍卫粮食主权方面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

30年前，在比利时蒙斯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群来自进步小农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主导并起草了会议的议程，而这份议程是在没有任何非政府组织、资助机构以及其他农村发展领域专家介入的条件下产生的。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它直接表达了全世界农民、务工农民及小农生产者的愿望和诉求。由这一倡议催生了“农民之路”(LVC)运动，如今它的队伍已发展壮大，囊括数百万农村居民和原住民，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联盟。农民之路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农业社会运动。

我所在的组织（加拿大全国农民联盟NFU）自成立以来就一直积极参与农民之路运动。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签署自贸协定，协定中带有新自由主义和农业政策全球化的倾向，它要求加拿大的农业部门加大对国际面向的关注。为回应这一政策倾向，加拿大全国农民联盟决定与小农生产者及农民站在一起，在捍卫家庭农业和抵抗企业支配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作为一名当选的领导人（任妇女主席，随后任职主席），我努力增进组织团结并为农民之路作贡献。在工作职责上，我既在北美/墨西哥地区国际协调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the North American/Mexico region)中履行职责，也承担动员妇女参与农民之路的组织工作，同时在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以下简称粮安委）等全球组织中担任农民之路的代表。

接下来，我想以一名农政女权主义者、农民、活动家和哲学家的身份谈谈自己的一些心得，这些心得根植于我数十年以来的经历——在坚持种粮的同时，倡导集体行动以追求社会与政治正义，推进生态保护和增进文化福祉。我既不是要对农民之路或其他社会运动做历史的批判性评价，更不是要否定性地描述学者或活动家在社会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各类角色。在这个简短的回顾中，我所要做的是探索知识所产生的情境，并将我自己的经验和反思编入过往的和眼下的农业行动之中，成为锦绣之中一针一线。

一个人如果想对学术探讨、社会运动和行动主义做批判性评价，那么第一步必须是认识到自己在话语中的站位。我是一名女性，一位母亲，一个活动家，一个农民和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学者。

作为东欧移居农民的孙女，我是英国/加拿大殖民定居战略的受益者，这一战略取代了加拿大西部的原住民游猎文化。由于该战略在当时未能招募足额的英国移民，政策就为母语非英语的少数民族移民（主要是白人）开了口子，我的祖父母就是其中一员。因此，我对欧洲帝国主义绵延至今的影响怀有一种矛盾而微妙的理解。

我的生活工作以及我的行动主义，受性别的影响最深。作为一名年轻人，我曾加入从事女权主义分析和女权意识提升的学生团体，这段经历赋予了我解读自身经历和位置的工具。性别不平等是当时的主流文化，诸如性别暴力、缺失身体自主权、薪酬的性别差距、职业机会的不平等、社会规范对妇女的奴役与性物化，以及“女性依附男性”的普遍社会预期（女性的归宿就在于将她的生活附庸于男性的追求），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以多种形式存在。理解这种性别不平等的危害，有助于超出性别领域，把握其他损害人权和造成不公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我在家庭农场里长大，一辈子都在干农活，种庄稼和照顾牲畜是我的主要生计。但即便这样，让周遭承认我是一个农民还是颇为困难的。“农民”是一个如此顽固的男性化用语，以至于务农的女性不得不向他人呼吁将自己称作农民，更别说是在农业领域获得知识、专业技能和地位的认可，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都存在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因此，农业领域的女权主义斗争在农村就显得尤为紧要。

除此之外，学历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我的定位和工作。我对人应如何行动（伦理学意义上）的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学习哲学不仅使我能够聚焦自己的兴趣，还能够帮助我磨练思辨能力，对他人所提的假设以及论点和立场的一致性加以批判性的审视。这种正式教育十分有用，特别是在我们需要即时编写文件和声明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我们要在紧迫的时间限定内以书面的形式澄清运动的主张。（会后的决议起草委员会承载着许多这样的记忆，当时我们加班加点到深夜，只为搜寻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农民之路至关重要的立场和诉求）。虽然我还远不是一个农业或发展研究领域的学者，但我的哲学背景能够支持我批判性地反思价值和原则，而正是这些价值和原则塑造了社区、运动和管理机构的内部关系，并影响着我们人类与我们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具备上述条件和技能还有助于我们克服对农村人口，特别是对农民及小农生产者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认为农民没有文化且“落后”，农民是如此无知以至于不能在现代世界中指出自己未来的方向。何为真正的“农民”(peasantry)，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分类范畴，这层范畴凸显出一种复杂性，即以教育程度和财富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关系渗透进入“农民”这一用语之中，因此依据定义，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必然是一个缺乏知识和分析能力的下层阶级。这种用语范畴有助于剥夺农民的政治合法性，由此为其他专家代表农民干预农业生产而扫清障碍。

无论是早期的行动主义，还是对学校不公平限制的小规模反抗，抑或是组织起来成功抵制一家炼铀厂侵入我的家乡(McConnell 1989)，这些实践都让我见识到集体行动的力量。保卫炼铀厂的斗争让人看到保卫农村环境免受破坏性工业项目影响的必要性，也凸显出农村社区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形势。

1993年，农民之路的成立大会在比利时蒙斯举行，此时，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议程正以区域和全球贸易协定的形式，迅速获取合法性和权力，尤其是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的设立。在关贸总协定磋商期间，相关农业条款就以加拿大-美国自贸协定为范本(CUSTA)，该协定曾对加拿大的小农耕作与国内市场造成冲击，而我们加拿大全国农民联盟的家庭农场主也较早地受到此冲击的影响。

1996年4月，农民之路第一次主要代表会议在墨西哥特拉斯卡拉州召开。会上数百名农民、原住民和农村组织代表一致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企业权力的扩张，因为这种趋势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地农民、小农生产者、农村原住民社区的利益。因此，要说出我们反对什么很简单，我们反对农业综合企业对社区、环境、文化、生计和当地市场的破坏，以及与企业串通一气的政府势力。

但是，想要简明扼要地道出一个替代方案就比较困难了。我还记得，我们曾经历过漫长且深入的探讨，有时甚至相互争论，这样的探讨常常直至深夜，为的只是搜寻一个足够精准的词汇来表达我们的行动追求。传统的“食物安全”一词是不充分的，因为问题不仅仅在于提升食物产量抑或有效分配食物。我们所面对和把握的是权力和民主的基本问题，即食物生产资源（土地、水资源、种子和基因等）由谁控制，以何种目的控制；作物种类、种植方式、种植地点以及为谁而种的问题要由谁来决定。我们需要一种话语来表达我们斗争的政治维度。

经过激烈的讨论，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我们的立场是为食物主权而战。到今天，食物主权的概念在何处提出或由谁最先提出，记忆已然模糊。但它迅速成为了农民之路和其他运动的标志性概念。这种政治化的话语立刻引发了人们关于权力、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可持续性和文化的必要讨论。这种话语重构将食物从市场商品的主要维度中剥离出来，重新嵌入到社会、生态、文化以及本地语境之中，让食物成为营养供给、生计发展、意义创造和关系重建的源泉。

几个月后，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农民之路公开提出了食物主权的一些基本原则。会上，广泛使用的传统术语“粮食安全”与新概念“食物主权”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得以明确澄清。官方首脑会议承诺以技术转让和贸易自由化来增加粮食产量，从而减少饥饿和确保粮食安全。而食物主权则在食物生产的目的性和政治性上重塑了这种话语。

农民之路提出“食物主权”已有30多年，自那以后，“食物主权”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强大影响力和变革性的广为使用的概念，并且构建起众多的斗争。世界各地的农民以及其他人民运动和组织都采用了这一概念。在原住民的抵抗中，在社会正义的争取中，在环境保护的运动中，甚至在民族国家的斗争中，众多主权斗争阵线都接纳和吸收了“食物主权”。举例来说，委内瑞拉、马里、玻利维亚、尼泊尔和塞内加尔等国的宪法以及最近的埃及宪法，都将“食物主权”纳入其中。

2007年，国际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食物主权规划委员会(IPC)在马里发起了一次大型会议，各类运动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农民之路的盟友们均参与其中，大家一起拟定了食物主权的六项原则或要点。这些原则和要点又在多种场合被广泛运用和重新解读，人们甚至将其内涵扩展到食物的神圣维度。“食物主权”作为一个鲜活的概念并不属于任何个体或地区，这个概念是由追求团结、平等、民主和正义的一系列过程所造就的。

“食物主权”的力量就在于它所表达的核心价值——人权、生态保护、公平的经济/贸易条件、尊重文化多样性、社会和平、性别平等和民主。这种信条不仅意涵广博，而且富有号召力，足以让多样复杂的人群接纳并相互联合。这也使得这个概念虽有强大的一面，但也有脆弱性。

在我任职农民之路国际协调委员会期间，我们极其谨慎地分析并集体性地辨别构建团结的方法，我们希望这种团结能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又不削弱食物主权斗争的激进内核。我们对农村和食物政治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我们坚信要保存运动的自主权就需要与国家和资助方的干预保持距离，这些行为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在关键政策立场上做出不必要的让步。

鉴于食物主权框架的广泛性和丰富性，这一概念有被曲解矮化、阉割操纵，甚至恶意滥用的风险。学者、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做出贡献，对各类情境下发挥作用的力量展开分析，农民之路与相关运动则寻求并受益于这项工作。此外，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农村发展学者应邀在农民之路的许多活动中进行演讲和讨论，分享了宝贵的理论知识。作为回报，有关食物主权的学术研究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激增，这也表明“食物主权”概念对学者（和他们的学生）而言是一份极为丰厚的赠礼。

食物主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因此，对食物主权成效的再审视以及对工作开展的优化也是持续发展的。理论上的探索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甚至内在的矛盾性，这引发我们反思“食物主权”概念的使用范畴和局限。比如我们需要思考影响地方/地区/自主控制食物系统建立和资源配置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同时，与食物主权相关的政治、社会和环境背景也在长期且日益迅速地变化。对理论框架提出问题，并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进行评估和采取行动，是学者/活动家长存的工作。

食物主权的实践和理论是一种共生关系，我认为塑造和引导这种关系的主体首先必须是农民、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原住民、手工业者、牧民、及其所在的社区。

如上所述，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农业都深受父权制的影响。诸如土地、牲畜、渔船等生产食物的资源主要被男性占有和/或控制。男性在食物系统和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由父权继承的传统、社会规范以及国家法律所强化。然而，食品的生产、加工和供应（为家庭获取和烹饪食物）却主要是妇女的工作。虽然妇女在食物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食物政策的相关决策却很少将她们纳入其中，更不可能平等地反映妇女的声音。农民和农场组织往往也反映了这种性别不平等，农民之路及其诸多创始组织最初也是类似的情况。

1996年农民之路大会在特拉斯卡拉召开，会上的讨论活跃且严谨，食物主权的框架和协议也从中产生，大会还确认了这一新型全球运动的网络结构和方法论。各地区代表团选取了一位领导人，由其负责协调该地区策略和行动，并在农民之路国际协调委员会(ICC)中任职。但是当所选领导在全体会议上集体亮相时，人们发现这些领导完全由男性组成。

妇女的缺席使得与会代表团的实际情况不能得到充分反映，不仅没有彰显妇女在农村正义斗争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没有显示出女性对保护农民、农业(peasant agriculture)和农村社区的贡献以及在一些地区建立起强有力农民妇女组织的功绩。等到重新选举地区代表团后，北美/墨西哥地区最终选出了一位妇女协调员。

我是国际协调委员会中唯一的妇女，但同时我也是数百万农村妇女中的一员。我们生产食物以哺育家庭和社区，我们承担广大群众的照护工作并保护环境，但在这些活动的公共决策中却鲜有我们的位置，也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农村妇女争取权利和平等的斗争由来已久，新近成立的进步性农民运动为女性的充分参与创造了新的可能。然而运动也面临着挑战：为妇女参与决策打开空间，并确保妇女能在决策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许多农民之路组织都有妇女的声音，并且有坚实的女权主义平台和有力的领导者，特别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这些组织已经有过大量有效的政治和性别平等培训。他们采取这样一种模式，即在主要组织会议召开前先召开妇女会议，这一模式为讨论女性问题和需求提供了宝贵的空间，帮助妇女树立在智识、合法性和发言权上的信心，让妇女们在团结的气氛和姐妹的情谊之中敢于发声，相互鼓励。

2000年，在第三届农民之路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就先在班加罗尔组织了第一次农民之路妇女大会。以我所在组织(NFU)的模式和经验为范本，我们提议改善农民之路的结构，以确保在组织领导中全方位的性别平等。《农民之路班加罗尔宣言》（十分自豪地）宣告：

农民之路是独一无二且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运动，是唯一一个承认性别间完全平等与两性价值的全球性农民运动。大会以一场结构性的变革为此价值奠基，从而确保农村妇女与男性能够平等地担负起运动中的责任。我们力求在运动中建立典范，为开放民主的社会过程树立榜样。

妇女在运动中的广泛参与从许多方面增强了农民之路的力量，她们为我们的话语和论述带来了多元的视角与经验，引入了重要的议题和维度。举例来说，在中美洲的一系列早期会议中，参会妇女就强调过农业有毒化学品对妇女及其孩子健康的影响。有毒农业危害人类和环境，妇女对这种惨痛经历做了尖锐的一手描述，这不仅证实了农业转型的必要，也支持推动了有毒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变。此外，妇女主导了农民之路的种子运动，在1996年罗马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召开时，在我们的食物主权开幕式上，它就成为了醒目的政治组成部分。妇女往往还是“米斯提卡”(Mística[1])这一标志性表演的主要组织者，这种表演的作用就在于为接下来的活动和集会定下基调。强大的反抗意志在其文化性、多元的表现形式和美感中得以孕育。

农民之路的一大关键诉求是停止对妇女的暴力，这一诉求的成立完全归功于妇女领导者。在2008年的马普托市，第五届农民之路大会正式开启了表达这一诉求的运动，但回顾过往，在许多早期会议中，性别暴力议题曾多次紧急提请讨论。性别暴力渗透在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很有必要将其视为父权制压迫的关键部分。从家庭暴力到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再到性侵犯以及女性移民的极度脆弱性，妇女的身体安全和自主权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农民之路认识到，默许性别暴力的社会规范从根本上破坏了农村妇女的权利、福祉以及农村生活。正如《马普托宣言》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不能在运动中根除对妇女的暴力，我们将无法推进我们的斗争；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的性别关系，我们将无法建设一个新社会。”

和城市女性一样，农村妇女承担了家庭再生产的大部分劳动，如照护老幼以及从事家务劳动。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因为女性照护工作的必要性和隐形性得以鲜明凸显，人们无法再对此置若罔闻。以往人们对多元文化、传统和家庭整全性的态度是保护和尊重，而上述变化挑战了这些顽固的价值观，这类价值观正是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边缘化的照料工作以及对妇女权力的削弱等多种形式来维持父权制度的长久存在。

因此，如果要保卫家庭，就必须改变这些陈旧的关系，因为“家庭是父权制度中最古老的工厂之一”。大众的农民女权主义(Popular peasant feminism)既要面对保卫家庭（以及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家庭农场经营”）中的复杂问题，又要反抗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以及损害女性平等的文化传统。创造新社会的呼声要求性别关系在个人维度、家庭维度以及全球维度实现根本性变革。

在挑战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规范时，农民之路不仅关注妇女遭受的普遍压迫，而且将争取平等、权利和尊严的斗争置于农村妇女的生活情境中。例如，女权主义一般要求工资平等和社会保护，但农民之路中蓬勃发展的大众农民女权主义运动则另有侧重，它着重突出的是对土地和食物生产资源的获取权、保护和恢复种子自主权、取缔有害的采掘业以及捍卫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基因资源。

立足于人权、平等和尊重多样性，坚持将权利和平等扩展到所有人（包括妇女、女童和非二元性别），是女权主义的逻辑延伸。这是社会运动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在当前联合国粮食安全委员会性别平等和妇女与女童赋权指南下所倡导的。但一些国家依然明确反对将性别多元话语纳入社会规范框架，反对将性取向歧视定性为人权侵犯，这一现象凸显了社会建构中根生蒂固的性别歧视。农民之路呼吁从根本上变革性别关系，但这一倡议还只是一个激进而有待实现的志向。

人们从事农民农业(peasant agriculture)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牧民、农民和渔民积累了特定的知识和一般性的知识，这些知识与土壤、水资源、植物、种子、季节、气候、药物以及实践有关。然而，在两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工业化进程中，农民与他们的知识不仅一同遭到贬低和忽视，而且在农业生产的主导叙事中，工业化农业成了养活世界的必需品。驳斥工业化农业叙事的证据并非不存在，但如果人们尝试取代农业商品工业化和资本化的生产方式，那就将被打上不切实际、低效和无生产性的标签。

我在上文就说过，农民之路以食物主权的视角重构了有关食品安全的话语，而农业生态学则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提供了另一种对主流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食物体制的强有力挑战。具体而言，农业生态学强调食物的生产问题，并将其作为一系列政治话语的核心部分，这些政治话语涉及食物体系要改变谁、为谁改变以及为何必须改变。农业生态学作为传统工业化农业的替代选择，人们对它的关注已不再像以往那么热烈，而是变得愈发分散，但农业生态学也成为了发起反抗、组织斗争和巩固团结的关键领域。

工业化农业对众多生态破坏现象负有重要责任，比如水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此类证据与日俱增，从而激起呼吁变革的公共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农业生态学获得了其稳固的现实依据，而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农民与他们的学术同盟之间持续开展交流对话并从事农业生态学研究。

但直到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国际机构才开始举办有关农业生态学的研讨会。粮农组织最初将关注点主要聚焦在生产方法，但它也承认“来自一些地区性会议的呼声也很强烈，他们主张强化农业生态学社会和政治面向”。农业生态学的十个要素应运而生，并在2019年被采纳，这十大要素包括：“知识的共创，人与社会的价值，文化与食物传统，负责任的管理以及循环且团结的经济”(co-creation of knowledge; human and social values; culture and food traditions; responsible governance; and circular and solidarity economy)。在近期，农业生态学的国际联盟——农业生态学联盟网络(Agroecology Coalition website)得以建立并倡导以“农业生态学改造食物体系”，这一联盟的构成成员广泛，既包括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环保组织以及援助和发展机构，还接纳了部分农民和其他民间社会团体。虽然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但人们所寻求的转变还远未得到保障。

近期，粮安委提出“农业生态学及其他创新方法”的工作流程，其中的经验预示着某些危险。世粮委成员（政府）将“其他创新方法”纳入协商，从而为某些建议倡导打开空间，这些建议指向对增加农资投入和创新生物技术的支持。这意味着最终文本的内容是矛盾的，它一方面呼吁更加分散和可持续的食物生产，另一方面又鼓吹高度资本化、工业化和高投入的食物生产。在文本内容之外，粮农委的这一举措将农业生态学视为与其他“创新”并列的一种生产方法，农业生态学只是提升食物生产可持续性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这种将农业生态学单纯归类为另一种生产方法的做法，剥夺了农业生态学在真正的食物体系转型中固有的政治和社会维度。

农业生态学显然对投资者驱动的农业和主导的农业企业构成了威胁。主要企业的权力和利润遭遇威胁和挑战，因此这些群体自然会持续且强烈地反对生态农业。农业生态学还揭示了一些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即主流语境下的发展是将生产主义所追求的“效率”与生态可持续相对立，那么这种“发展”的内涵是什么？

这些分化的道路和叙述暴露出食物主权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其中包括：科学证据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判断数据的重要性和相关性，谁的知识更重要，知识何以称其为知识，这些都是关乎认识论的哲学问题，但它们也是政治问题。知识就是权力——因此对知识的定义和运用将会对政策和生产产生重大影响。

几十年前，我们就在加拿大的草原家庭农场开启了从化学农业向有机农业的转型。虽然我的同伴本就受过正规的农业科学教育，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信息源和建议却来自当地的有机农民，他们的诸多实践经历和材料是十分珍贵的。相较之下，现代农业科学以研究机构、企业实验室和大学为平台获取知识，它们首要聚焦于技术型、高投入农业与生物科学，这点很少有例外。但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经验依靠的是传统实践、一手经历和农民的知识，这些知识为推动本地食物生产的生态可持续发挥着作用，这点绝非是例外。尽管我们的这种实用知识经常被打上“非科学”的标签而不为人视作是真正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本身有巨大的实用价值。

推广生态农业(agroecological farming)，其关键策略包括支持农民间交流和组织由农民主导的培训课程。世界各地的农业生态学实践者，虽各自承担不同角色，分属于不同社区，立足于不同的地理区位，但大家的共识是发现和发明知识的人不应因此占有和专利化知识。知识应该由集体持有，与生活景观相联系并经常性地以人际关系为纽带在世代间和社区中传递。形成有效认知的方法是多样的，我们当前面临的气候和生态危机要求我们对某些边缘化的知识来源和在世界中的存在给予重新评价和尊重。

正如尼耶莱尼宣言(Nyeleni Declaration)所指出的那样，“作为食物生产者，我们的遗产对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这一点在妇女和原住民那里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在历史中正是食物和农业知识的创造者，而他们的价值是被贬损的”。

多年前，我们在尼加拉瓜参加农民领袖大会，此时有一位代表姗姗来迟。他为迟到致歉，同时提到在前往会议的途中经过了七条河流，河流的河床已经干涸。我们开始思考并尝试理解这些环境变化的原因和影响，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沉重的沉默。这大约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在当时，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的恶果就已经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倍感忧虑。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施行使我们走到了一起，这些政策支持由大型企业控制农业和贸易，显然造成了生态和文化的破坏。丧失生物多样性和土壤荒漠化是与单一种植、化工用品投入以及工业化农业的其他特征密切相关的，土地掠夺则与森林砍伐息息相关。这些现象之间存在多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但它们都是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危机的一部分。

不同于大型农业企业，那些将日常生活扎根于自然的人，身处这般世界，他们的生计有赖于对自然界的理解和日复一日的劳作，因而他们自然而然地对自然界形成了敏锐的洞察力。以大型企业替换这些观察者，忽视他们的观察和知识，这既是短视的，也是危险的。数十年以来，农民之路始终倡导农民农业，因为农民农业不仅能“为地球降温”，而且农民农业作为一个传统和本地知识的阵地，经历了数个世纪的观察和经验，它对我们寻求应对举措是至关重要的。

诚然，这种知识不被视作是科学，而不过只是民间的传闻轶事，因此传统的自然科学界也不置信于这种知识，但农业生态学日益突出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验证和支撑，这一进展得益于农业科学家、农学家与实践者相互合作，共同产出研究和出版读物。这些科学文献的产出来自于农民、小生产者与其他食物生产群体的协作，这类成果进一步表明，维系“生命之网”或自然系统需要考察复杂的相互关系，而合作和尊重对增进此类关键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对运动而言十分重要，其重要性已经超出自然科学和物质世界领域，向更加多元的问题领域延伸，比如治理、社会组织、价值与伦理、文化、历史以及集体和个人生活的多个方面。许多领域都对农村的社会正义斗争做出了关键贡献，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贡献出自进步运动的盟友，他们不仅具备研究能力，并且主动将研究带入运动之中。

举例来说，在持续的土地改革斗争中，农民之路和其他组织就依靠来自“食品优先信息与行动网络”（Food First Information and Action Network，简称FIAN）和“聚焦全球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等组织的相关知识和人权导向。我们发起的种子和反转基因运动也得到了研究上和知识共享上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一个叫“侵蚀、技术、集中组织”（Erosion, Technology, Concentration Group，简称ETC）的数十年成果，该组织对企业集中和生物多样性做了全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文献参考。我们反对土地掠夺的斗争则有赖GRAIN所共享的数据，这类数据往往是难以获取的。来自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对治理和政策议题提出建议，分析权力结构和趋势，帮助我们定义和探索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诚如在社会运动大众大学(the Popular University of Social Movements)研讨会上所重申的那样，“大众知识与学术知识对于指导我们的斗争至关重要”。

社会运动要求我们专注于组织动员，以争取更好的条件或应对可预见的危险，但我们也有相关能力（资源、时间和正规教育）缺失的问题，这将使得社会运动具有脆弱性，被外部的专业知识引导甚至利用的风险是存在的。自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农民与农村社区就尤其受外部专业知识的影响，外部知识不仅取代农民和农村社区的知识，而且视技术和投资优先于生态保护、人类发展和文化。当人们将“发展”援助等同于“农业工业化”时，引进技术专家、培训当地人口和投资就成为一种必要了。这种模式，无论其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边缘化、削弱和贬损本土知识，并剥夺掌握这些知识的人的权力。

农民之路与其众多成员组织从成立以来就一直有意识地主张、保护和尊重农民和农村群众的专业知识的合法性。上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议程常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结构调整投资协议相联系，对这种议程最为熟悉的人往往会对外部专业知识保持明智的警惕态度。在一些更严重的案例中，企业主单纯出于谋取利润而采集药用植物信息，并汇总其他生物特征的传统知识，这种行为招致了剽窃利用生物资源的指控。这些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本地知识的独特价值和有效性。

食物主权诉求的提出，大规模反世贸组织运动的兴起，以及针对土地改革、种子主权和反转基因等社会问题所开展的广泛行动，这些社会条件促使农民之路脱颖而出，声名鹊起，农民之路因此引发了许多人的兴趣，这其中就包括学者和研究人员。正如上文所述，农民之路和其他运动取材并受益于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分析和数据。但是，在生产专业知识、维系主导地位和警惕剥削关系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为了避免运动单纯成为可供利用的研究项目或研究对象，具有学术背景的活动家在运动的内部起草了参与性研究的规范准则。双方的合作必须相互尊重从而让研究惠及彼此。学者和活动家不应将运动和运动的领袖仅仅视为研究对象，而应与其团结一致以实现共同目标，并且认识到彼此都在创造知识。

作为家庭农场合伙人，我扎根于这一角色之中，我的大部分工作也集中在食物生产、农业政策、食物系统和环境上。这些领域是人类社会的核心要素，它们相互交织，支撑着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实现每个人享有健康、文化适宜、可持续生产的食物的权利，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想要实现公正的和平社会，使人有尊严地生活，这种食物的权利就是基本要求。我认为，我们能在餐桌上拥有何种食物将从多个维度呈现我们当下的价值追求、社会关系和可能性。

置身于本地社区中，活跃于选举政治中，活动于加拿大国家农民联盟、农民之路、ETC、食物系统国际专家小组(IPES-Food)、粮安委的市民社会和原住民机制(CSIPM)这些组织之中，参与大大小小其他地方的运动，这些经历对我自己而言，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这些组织和斗争领域都源于这样一个集体性的承诺，即我们致力于改变社会，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平等、民主和健康的世界。但我们同时都面临着重重挑战，这些困难来自发达资本主义、企业兼并、威权主义以及根深蒂固的父权制。

为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抵御强大的破坏力量，这正是众多群众和各类组织的工作，每一个人都为这场斗争赋予了不同的要素。举例来说，小农在加拿大和大部分“发达”国家中是受压迫的少数群体，政治影响力十分有限。身为加拿大国家农民联盟的成员，我们在农民之路中寻求与更广泛的小农和小生产者构建团结关系，这些经历也让我们建立了对全球权力动态的见解，从集体中汲取力量，收获鼓舞支持。另一方面，得益于斗争的经历，我们理解现代农业背后的诸多社会问题，高科技的研发和投用，工业化的推进，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和出口导向的农业将会缩减农场数量，加剧不平等和增加农场债务，我们对这背后的发生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经验。抛荒的农场、消亡的社区、污染的水源和肥力受损的土壤，这是我们与同行们分享的背景故事，以这些背景为出发点，推动分析和批判主流话语中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的行动经历教育我，单纯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多样性是不够的。多样性还应当得到珍惜、欣赏和尊重。从生物层面和社会层面看，健康生态系统中那种复杂且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由类别丰富的种子构成的。培养多样性需要耐心和关注，以及用多元的表达方式引导人们理解差异的重要性。将学术研究转化为通俗的大众语言，抑或将日常话语上升为严肃的研究思考，这正是学者和活动家的责任和贡献所在。翻译者的贡献则在于跨越语言障碍和帮助互相理解，这种贡献也是无价的。当我们涉足一些有理解困难的陌生领域时，艺术家、音乐家、“文化翻译”和其他一些人则帮助我们跨越这些障碍，使我们在精神和政治上得以彼此相识并建立团结。

世界上，学习、认识和存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虽然对团结的培养需要对共同事业和集体力量有充分认识，但这种团结并不倒向谋求一致性。

我坚信，知识的产生和分享也需要一种多样性，对我们的生存和福祉而言，这种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同等重要。知识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是紧密相关的——这两者都需要人类重新定位自身，学会欣赏和珍惜多样性，而不是简化、覆盖甚至抹杀。

要成为活动家就需要怀揣希望，并传递希望。正如我在加拿大国家农民联盟成立50周年时对成员们所说：“只有那些愿意相信改变可能性的人才会参与到实现改变的努力中来”。集体行动的力量、在共同目标上的团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则支撑和激励着这种寻求改变的努力。

注释：

[1]每个农民之路的集会通常都以米斯提卡开始，这是一种富含精神价值的“表演”。米斯提卡持续时间大约十分钟，旨在向所有与会者呈现彼此之间的共性。它往往以音乐或诗歌开场，并且聚焦于某个我们想要凸显的特殊议题，这类主题或许是有关种子的，比如种子的价值以及抵抗跨国公司掠夺种子的斗争。最后，我们会以分发种子的形式结束米斯提卡。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表演形式，它呈现的是我们与土地（属于我们但却遭到剥夺的土地）的关系。其他常见的重要主题还包括对妇女的暴力、男女关系以及家庭暴力或性别暴力。详见https://viacampesina.org/en/mistica-is-one-of-the-principles-uniting-la-via-campesina/

文章来源：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23, VOL 50, NO. 2. 627-639

原标题：Shaping our collective futures: activism, analysis, solida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