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食物公司和世界贸易组织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向各国的农业政策渗透，向农村社区扩张。1993年，发源于全球南方的世界性农民组织联盟“农民之路”成立，从此一度沉寂的“农民”以一种新的面貌重新走向世界的政治舞台，成为持续抵抗新自由主义、令人瞩目的重要力量。从捍卫农业生产资料的自主权和社区民主，到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再到对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农业生态学反思，农民之路作为一个活跃着的斗争传统，食物主权作为一个鲜活的政治话语，在运动历程中也是不断发展着的，既有过争论和团结，也曾有误用和歪曲。面对复杂的局面，行动者在包容差异性的同时，还需要坚守斗争的现实性，使其斗争的内涵不断丰满，团结得以维系。

内蒂·维伯(Nettie Wiebe)是这样一个有着特别经历的行动者。作为一个在加拿大农村长期生活和生产的农民，八九十年代农业政策的嬗变使得她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和其他广大农民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联系在一起。在家庭农场的成长经历以及年轻时代从事性别意识提升的斗争经验让她见证了农业生产和主流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性别意识与农政运动的相遇，使她成为一名农政女权主义者。作为农民之路早期运动领袖中的唯一女性，她追求将妇女解放融入农民之路的运动精神之中。

今天，我们就从维伯的视角出发，重新回顾食物主权概念的兴起过程、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以及农业生态学知识何以产生的关键问题，感受行动者如何把多样性融入到对共同事业和集体力量的培育中，并怀揣希望地前行。

作者 | 内蒂·维伯(Nettie Wiebe)

翻译｜Ripple、袅袅炊烟、飞白、鱼宝、侯憨、丁卯

校对&责编｜Alvin

后台编辑｜童话

内蒂·维伯是萨斯喀彻温大学圣安德鲁学院(St. Andrew’s Colleg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名誉教授，也是食物系统国际专家小组(IPES-Food panel)的成员，她一生都将农业生产与社会活动、政治参和学术追求相结合。她曾担任加拿大全国农民联盟(NFU)的民选领导职务，任职长达十年。在她的领导下，全国农民联合会协助建立了“农民之路”(LVC)。同时，作为最初在农民之路国际协调委员会中任职的唯一女性成员，她鼓励和激励妇女在捍卫粮食主权方面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

30年前，在比利时蒙斯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群来自进步小农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主导并起草了会议的议程，而这份议程是在没有任何非政府组织、资助机构以及其他农村发展领域专家介入的条件下产生的。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它直接表达了全世界农民、务工农民及小农生产者的愿望和诉求。由这一倡议催生了“农民之路”(LVC)运动，如今它的队伍已发展壮大，囊括数百万农村居民和原住民，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联盟。农民之路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农业社会运动。

我所在的组织（加拿大全国农民联盟NFU）自成立以来就一直积极参与农民之路运动。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签署自贸协定，协定中带有新自由主义和农业政策全球化的倾向，它要求加拿大的农业部门加大对国际面向的关注。为回应这一政策倾向，加拿大全国农民联盟决定与小农生产者及农民站在一起，在捍卫家庭农业和抵抗企业支配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作为一名当选的领导人（任妇女主席，随后任职主席），我努力增进组织团结并为农民之路作贡献。在工作职责上，我既在北美/墨西哥地区国际协调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the North American/Mexico region)中履行职责，也承担动员妇女参与农民之路的组织工作，同时在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以下简称粮安委）等全球组织中担任农民之路的代表。

接下来，我想以一名农政女权主义者、农民、活动家和哲学家的身份谈谈自己的一些心得，这些心得根植于我数十年以来的经历——在坚持种粮的同时，倡导集体行动以追求社会与政治正义，推进生态保护和增进文化福祉。我既不是要对农民之路或其他社会运动做历史的批判性评价，更不是要否定性地描述学者或活动家在社会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各类角色。在这个简短的回顾中，我所要做的是探索知识所产生的情境，并将我自己的经验和反思编入过往的和眼下的农业行动之中，成为锦绣之中一针一线。

一个人如果想对学术探讨、社会运动和行动主义做批判性评价，那么第一步必须是认识到自己在话语中的站位。我是一名女性，一位母亲，一个活动家，一个农民和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学者。

作为东欧移居农民的孙女，我是英国/加拿大殖民定居战略的受益者，这一战略取代了加拿大西部的原住民游猎文化。由于该战略在当时未能招募足额的英国移民，政策就为母语非英语的少数民族移民（主要是白人）开了口子，我的祖父母就是其中一员。因此，我对欧洲帝国主义绵延至今的影响怀有一种矛盾而微妙的理解。

我的生活工作以及我的行动主义，受性别的影响最深。作为一名年轻人，我曾加入从事女权主义分析和女权意识提升的学生团体，这段经历赋予了我解读自身经历和位置的工具。性别不平等是当时的主流文化，诸如性别暴力、缺失身体自主权、薪酬的性别差距、职业机会的不平等、社会规范对妇女的奴役与性物化，以及“女性依附男性”的普遍社会预期（女性的归宿就在于将她的生活附庸于男性的追求），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以多种形式存在。理解这种性别不平等的危害，有助于超出性别领域，把握其他损害人权和造成不公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我在家庭农场里长大，一辈子都在干农活，种庄稼和照顾牲畜是我的主要生计。但即便这样，让周遭承认我是一个农民还是颇为困难的。“农民”是一个如此顽固的男性化用语，以至于务农的女性不得不向他人呼吁将自己称作农民，更别说是在农业领域获得知识、专业技能和地位的认可，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都存在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因此，农业领域的女权主义斗争在农村就显得尤为紧要。

除此之外，学历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我的定位和工作。我对人应如何行动（伦理学意义上）的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学习哲学不仅使我能够聚焦自己的兴趣，还能够帮助我磨练思辨能力，对他人所提的假设以及论点和立场的一致性加以批判性的审视。这种正式教育十分有用，特别是在我们需要即时编写文件和声明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我们要在紧迫的时间限定内以书面的形式澄清运动的主张。（会后的决议起草委员会承载着许多这样的记忆，当时我们加班加点到深夜，只为搜寻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农民之路至关重要的立场和诉求）。虽然我还远不是一个农业或发展研究领域的学者，但我的哲学背景能够支持我批判性地反思价值和原则，而正是这些价值和原则塑造了社区、运动和管理机构的内部关系，并影响着我们人类与我们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具备上述条件和技能还有助于我们克服对农村人口，特别是对农民及小农生产者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认为农民没有文化且“落后”，农民是如此无知以至于不能在现代世界中指出自己未来的方向。何为真正的“农民”(peasantry)，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分类范畴，这层范畴凸显出一种复杂性，即以教育程度和财富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关系渗透进入“农民”这一用语之中，因此依据定义，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必然是一个缺乏知识和分析能力的下层阶级。这种用语范畴有助于剥夺农民的政治合法性，由此为其他专家代表农民干预农业生产而扫清障碍。

无论是早期的行动主义，还是对学校不公平限制的小规模反抗，抑或是组织起来成功抵制一家炼铀厂侵入我的家乡(McConnell 1989)，这些实践都让我见识到集体行动的力量。保卫炼铀厂的斗争让人看到保卫农村环境免受破坏性工业项目影响的必要性，也凸显出农村社区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形势。

1993年，农民之路的成立大会在比利时蒙斯举行，此时，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议程正以区域和全球贸易协定的形式，迅速获取合法性和权力，尤其是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的设立。在关贸总协定磋商期间，相关农业条款就以加拿大-美国自贸协定为范本(CUSTA)，该协定曾对加拿大的小农耕作与国内市场造成冲击，而我们加拿大全国农民联盟的家庭农场主也较早地受到此冲击的影响。

1996年4月，农民之路第一次主要代表会议在墨西哥特拉斯卡拉州召开。会上数百名农民、原住民和农村组织代表一致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企业权力的扩张，因为这种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