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几个世纪的殖民压迫，21世纪的巴西仍是全球土地集中度第二高的国家，42.5%的土地由不到1%的人口控制，还有450万无地农民。大型地主采用农业综合企业模式，使巴西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消费国。为应对这一现状，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提出了“民众农业改革”的策略，主张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生产健康食品，并转向生态农业模式，以保护自然资源。此外，该改革还旨在建立农民与城市工人的联盟，共同促进全社会的利益。

在过去四十年里，该运动取得了显著成就：45万个家庭获得土地，成立了1900个农民协会、185个合作社和120个农业加工工场。尽管面临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该运动凭借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组织策略，在国内外形成了强大团结，成为巴西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社会运动。

如今，无地农民运动认识到，农业改革不仅是无地者的需求，更是整个巴西社会的需求。它为80%依靠自己劳动生存的人提供了新的经济模式，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公正、友爱和平等的社会。这也是所有勤劳巴西人的梦想。本文总结了该运动的经验，希望为全球农民运动提供借鉴。

翻译｜壹萌

校对｜大明、阿大、Ripple

责编｜Ripple

后台编辑｜童话

本文重点介绍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战术和组织形式，以及为什么在巴西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支配下，该运动依然能成为巴西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生存了十多年的农民社会运动。

本文中的艺术作品是为“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四十周年”艺术征集活动而创作的，该周年活动由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运动(ALBA Movements)和国际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Peoples’ Assembly)共同组织。

我们对超过150位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和团结深表感激，他们的努力进一步丰富和审美化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农民的斗争，并对未来的挑战进行了反思。

1982年9月，30名农业工人和22名神职人员在巴西中西部地区的戈亚尼亚(Goiânia)参加了牧师土地委员会(Pastoral Land Commission，受解放神学启发的天主教会分支)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一小波工人后来领导了第一次农民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发生的时候，商业军事独裁政权已在巴西施行镇压统治十八年了，该政权共统治巴西二十一年(1964-1985年)之久。

当时的社会气氛充满希望，独裁政权因经济失败和巴西群众抗争的复苏而日渐衰微。这些群众抗争运动主要由工人运动领导，工人运动又产生了新的领导人，并于1980年成立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83年成立了巴西联合工人中央(Unified Workers’ Central of Brazil)，这是巴西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工会联合会。随着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解放斗争影响的扩大，其它与美国结盟的军事独裁政权也在屈服，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组织，正如多年前的古巴革命一样，鼓舞人心的抗争浪潮席卷整个大陆。

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农民抗议活动仍然是一支相对分散的力量，他们面临政治镇压，被迫卷入大规模农业现代化，比如农业机械化、杀虫剂的滥用以及只针对大型农地的补贴，巴西这一压迫性的农业现代化进程造成农村人口外流。但尽管如此，从1979年起，农民们开始占领几个州的大庄园，并得到了牧师土地委员会的广泛支持和参与。戈亚尼亚会议(Goiânia meeting)的与会者讨论了这些行动的可能结果，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自治的农民运动，为农业改革(agrarian reform)而奋斗。这次会议颇为成功。两年后的1984年，92名农民领袖在巴拉那州的卡斯卡韦尔(Cascavel)举行了一场会议，宣告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成立。

到1996年，该运动的足迹已经遍布巴西，为成千上万的家庭夺得了土地，其农业改革聚居地(agrarian reform settlements)得到了巴西、乃至国际上许多左翼组织的支持和声援。然而，由于巴西大多数城市居民对该运动并不了解，因此运动一开始并未被视为该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但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

同年，成千上万的农民在亚马逊帕拉州的首府贝伦(Belém)游行，要求州长举行公开听证会。19岁的奥齐尔·阿尔维斯(Oziel Alves)走在游行队伍前列，他一直用鼓舞人心的口号支持着身边的同志们。在埃尔多拉多卡拉雅斯(Eldorado do Carajás)（位于帕拉州南部），农民们被警察和枪手包围，这些枪手都是当地的大企业所雇佣的。警察认定奥齐尔为首领，将他与队伍隔离开，并用枪指着他，命令他跪下，重复几分钟前他对着麦克风说的话。奥齐尔不慌不忙地大喊了最后一句话：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万岁！

在这场后来被称为“埃尔多拉多卡拉雅斯大屠杀”的事件中，19名积极分子被杀害，奥齐尔正是其中之一。

国际著名摄影师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记录了大屠杀之后的日子。这些照片配以创作歌手奇科-布阿克(Chico Buarque de Hollanda)的音乐和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散文，在一场名为“土地”(Terra)的全球展览中进行巡回展出。

然而，无地农民运动真正转变为一支公认的政治力量，并不只是因为这场悲剧，还因为该运动应对镇压的方式。次年2月，面对警察的执法不公正和农业改革的停滞，1300名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从全国三个起点开始长征，定于1997年4月17日会师首都巴西利亚(Brasília)，此时距离大屠杀刚好一年。当时，土地发展部部长同意与游行者会面，因为他坚信，这些人永远也走不完前往巴西利亚的一千公里路。然而，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三支纵队在10万名支持者的簇拥下如期进入了首都，这是一场反对时任总统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行动。这次长征使得无地农民运动成为巴西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并一直持续至今1。

八年后，卢拉(Luíz Inácio Lula da Silva)（农业改革斗争的老盟友和支持者）担任总统期间，无地农民运动组织了一次全国游行，要求政府对农业金融化保持警惕、制定新的国家农业改革计划2。2005年5月2日至17日，15000名无地农民每天在游行的沿途搭起帐篷，形成了一个移动的小城市，里面有卫生间和厨房等基础设施，为所有游行者提供食物，甚至还为随父母游行的孩子们提供日常的学习设施，以便于他们在一天的游行结束后，能坚持学习。为了确保队伍的组织性，一台便携式无线电发射器向农民携带的15000台收音机发送信息。游行结束后，巴西军队甚至邀请运动的领导人到战争学院(Escola Superior de Guerra)发表演讲，以了解一个如此草根的社会运动是如何实现如此高水平的组织性的3。

自成立四十年以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首先，45万个家庭获得了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这些土地被改造成特定的农业改革聚居地。聚居地中的居民成立了1900个农民协会和185个合作社，其中既有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有区域性的营销和服务供应合作社。无地农民运动还掌握有120个农业加工工场，对聚居地中生产的部分农产品进行再加工。除了已取得合法土地所有权的聚居地(assentamentos)外，还有65000个有组织的家庭居住区(acampamentos)，他们也在为争取土地的合法权益而斗争4。

面对巴西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威慑，无地农民运动是巴西历史上唯一能够生存十多年的农民社会运动。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该运动之所以能够顽强抵抗并不断壮大，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群众基础和组织策略，另一个原因则是该运动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形成的大团结。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斗争有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议题（比如社会运动的教学法5、政治教育、妇女组织、农业生态生产和合作社组织），但本文会侧重于农民运动的具体战术。希望本文对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经验的梳理，能对世界各地农民运动的反思和组织工作提供借鉴，而不是给出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

从16世纪起，巴西开始被改造成出口殖民地，其基础是大规模垄断土地所有权、奴隶制劳动、以及出口导向的单一作物生产。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十字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葡萄牙殖民企业制造了一个与巴西原住民社会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巨大断裂，一个与巴西原住民社会格格不入的概念开始浮现：对原本作为共同财产的大自然施行私有产权6。

1850年，由于废奴运动和奴隶起义，奴隶制终结，巴西帝国【译者注：1822年至1889年间，在南美洲巴西建立的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由葡萄牙亲王佩德罗一世及其子佩德罗二世统治。】制定了国家第一部土地法，以防止被解放的奴隶获得国家最大的财富来源：土地。基于这项法律，土地实际上成为了商品。且无论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还是后来成为独立国家，无论巴西处于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也无论巴西政府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种植园(plantation)模式其实是巴西历史上唯一不变的模式。这一模式以出口导向单一种植为特点，依赖于对劳动力的极端压榨。

农业问题一直是巴西历史的核心，也是许多起义、叛乱和民众运动的动因，从原住民的反抗，到反奴隶制起义，再到建立奎罗布社区(Quilombo)7和第一次农民和工人运动，不一而足。国家常常维护地主利益，镇压穷人。

原住民和奴隶们受到私人雇佣兵的迫害，而新成立的共和国军队则被用来镇压各种社会运动，具体包括：卡努多斯(Canudos)运动(1897 年)——一个由25000名农民组成的自治社区；Contestado运动(1916年)——一场由农民发起的武装起义，他们试图阻止自己的土地被一家美国铁路公司接管；以及其他组织发起的运动，比如农民联盟，他们在1964年商业军事政变之前曾为农业改革而斗争。

由于几个世纪的压迫，21世纪的巴西仍是全球土地集中度第二高的国家，这个问题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至今，42.5%的土地由不到1%的人口控制8，更不必说，巴西还有450万无地农民。

虽然无地农业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大地主和侵占土地用于商品生产的跨国公司，但人民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压力也部分地指向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巴西宪法》的作用。《巴西宪法》是在独裁政权垮台后、于1988年获批的宪法。由于是在群众运动兴起时起草，《巴西宪法》中包含了许多与农业改革有关的进步内容。例如，《宪法》第184条要求农村财产发挥社会功能，保持良好的生产力，并尊重劳动和环境权利。国家有权征用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土地，但土地转为公有，或将土地权授予已在该土地上居住的无地家庭之前，必须对原所有者进行补偿。

但即使如此，过去几十年里，大型地主庄园实际上转向了一种农业综合企业模式，导致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药消费国，2023年的消费量已达到创纪录的13万吨10。国际金融资本控制了从种子到农工产品销售的整个农业生产链，对大型非生产性庄园进行了大量投机性投资。2016年，20家外国公司控制了270万公顷的巴西农业用地11。这些土地被用于出口导向的单一种植，将种植物转化为商品（根据全球标准进行大规模交易的初级产品），并进一步作为金融资产在股票和商品交易所上市。2021年，仅大豆、玉米、棉花、甘蔗和牛这五种商品就占巴西农业用地的86%、产量的94%和产值的86%。12

经济实力也体现为政治权力，过去三十年来，几乎在每一届巴西政府中都有部长级职务的官员为农业综合企业的利益代言。农村主义协会(Ruralista Caucus)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农业综合企业利益的多党派民选组织，它汇集了324名国会议员(占61%)和50名参议员(占35%)13。这使得该组织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出台特定的环境和土地管制法，并在过去二十年里通过议会调查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f Inquiry)对巴西无地农民运动进行了四次调查。议会如此迫切地希望定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罪，这在巴西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草根社会组织受到过如此待遇。

第一次议会调查委员会对无地农民运动的调查发生在2003年，目的是迫使时任总统卢拉与无地农民运动保持距离，阻止将公共资金分配给农业改革，甚至将土地斗争定为刑事犯罪。2023年的议会调查由前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联盟中的激进成员领导，其目标依然是向新任卢拉政府施压，当时通过司法政变和监禁候选人卢拉(长达580天)，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促成了卢拉为首的工人党重新掌权。到了2023年调查时，由于COVID-19大流行期间无地农民运动开展的团结活动，无地农民运动的公众形象得到了加强，从而使调查委员会失去了政治和媒体的支持，甚至无法通过其最终的报告。

考虑到农业综合企业在巴西社会中的霸权地位，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因为巴西社会不仅建立在电视和音乐等文化产业之上，还依赖于古老的暴力和镇压手段。牧师土地委员在2022年的一项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2022年共有2018起农村社会冲突事件，比2016年的平均数上升了33.6%，以及47起与土地或环境问题有关的谋杀案件14。

然而，尽管农业综合企业在巴西社会、经济和政治中根深蒂固，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农业生产模式，也不是符合大多数人诉求以及地球生态需要的农业模式。在1995年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首次提出并批准了一项农业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基于对巴西农村阶级斗争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巴西土地所有权结构和农村生活条件的建议。2015年，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对该方案在理论和结构上做出了重要修订：当各大政党和大学不理解巴西农业综合企业的性质，甚至对其表示欢迎的时候，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则将这些企业定义为“农村中以商品生产为目标的跨国金融资本”15。此外，无地农民运动也警告说，哪怕已对土地进行简单的重新再分配又或者获取土地的方式已经民主化，农业综合企业的垄断性存在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勾结，会阻碍这些已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发生的经典农业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无地农民运动重新拟定了自己的策略和土地计划，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民众农业改革(popular agrarian reform)。除了要求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之外，民众农业改革也强调必须为全体人民生产健康食品，同时还提出将当前农业综合企业模式转变为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以保护作为共有财产的大自然。这一转变还有助于农民与城市工人建立更广大的联盟，因为城市人是获得健康和可负担食品的最大受益者。民众农业改革不仅要促进农民的利益，还要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这体现在民众农业改革对食物主权的认知上，也体现在该改革创造更多另类就业和收入的潜在能力上，以及对治理各种环境灾害的承诺上。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有三个目标：

1) 争夺土地：参加运动的家庭可以获得足够的土地，通过自己的劳动有尊严地生存)；

2) 争取农业改革，即改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 改造社会。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义为“人民性、工会性和政治性的群众运动”16。之所以说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是因为他们明白，只有大量有组织的民众才能改变权力关系，更有望成功。这也是一场大众运动，因为所有正在争取土地耕作权的人都可以加入。运动的结构类似于工会，因为农业改革的斗争涉及经济层面，也涉及到直接的实际收益。同时运动也是政治性的，因为只有通过社会的结构转型才能实现农业改革。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是全国性的运动，遍及巴西26个州中的24个，这使其有别于之前所有的运动。之前的运动很多都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因而很容易被镇压力量所孤立。但无地农民运动分布在巴西各地，且在各个州都有分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地方性斗争。

无地农民运动的优势在于其基础规模和组织。尽管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各不相同，但基本特征是让人们行动起来、参与到斗争中，并通过斗争培养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意识。

无地农民运动参与斗争的第一种方式是占领土地。在土地被占领期间，他们会组织无地家庭在当地扎营。这些家庭通过草根行动组织起来，首先确定农民集中的地区，然后召开会议。随后，这些家庭组织准备扎营所需的物品，比如想办法为住所获取防水布、如何前往扎营地点等。这些营地的角色十分类似于19-20世纪工人运动中的工厂。农民聚集于一处，有助于克服地理阻隔、促进合作和交流。

营地中的家庭会被编入基本小组17，每个小组十到二十人。人数少是为了让成员相互了解，避免被陌生人渗透。分成小组后，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讨论，就营地的政治组织发表意见，而且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包括儿童。在营地里，任务是集体安排的，如收集水资源和木柴、获取食物捐赠、搭建避难所、提供安全保障和教育儿童。这些任务会被分配给一个名为setores（部门）的小组，这些部门由基层小组成员组成，每个基层小组在每个部门都至少有一名成员。这样，每个人都能参与辩论、政治和组织，营地中的任务也都以集体为单位来完成。无论有多少人参与，基层小组和部门会议都会提前安排，有明确的讨论议程，并且始终由一男一女共同负责协调。其中一名小组成员会负责在会议记录，以便整个小组的审阅。

当涉及到影响整个营地的决策时，基层小组会讨论手头的问题，然后由协调员组织一场会议，大家各自提出本小组的意见。如果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就会带着问题重新回到自己的小组，寻求进一步的讨论结果并做出集体决定。

在这些营地和土地占领活动中，集会是针对问题做出集体决策的重要手段，例如是否占领一个大型庄园或是否在冲突中撤退。但只有当所有参与者都全面了解所讨论的问题，而且讨论仅限于少数几个选项（例如是否占领土地、抵制迫迁）时，集会才是有效的。因此，集会不是常见的参与运动的形式。

一旦合法获得了土地，营地就成为了农业改革聚居地，但运动依然会继续，各家各户将始终组织在一起。不过，当营地变为聚居地时，运动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在获得土地合法权利后，如何继续保持家庭的组织性，避免团结合作在获取权益后就逐渐消弭。为此，无地农民运动也制定了一些战略，以保持农业改革聚居地能继续活跃。

聚居地的成员在获得土地合法权利之前那些营地生活和斗争岁月塑造了一种身份认同，使他们仍然不忘那些还生活在营地的家庭。这种集体斗争经历还培养了国际主义和社会团结等价值观。运动中的农民将自己称为“无地者”(Sem Terra)，而且在他们获得土地合法权利之后，这一集体认同依然存在。

当无地者赢得土地合法权并开始建立农业改革聚居地时，新的需求和斗争随之而来，比如如何建立农村信贷、教育、卫生、文化，如何建立聚居地和整个社会之间的链接。为了满足这些新需求，无地农民运动依然需要依赖其在斗争中建立起的严密组织结构。聚居地的所有家庭都被纳入多个邻里小组，这些小组也由一男一女共同协调，他们负责召集会议、跟踪决策制定，并与聚居地的领导层沟通。从营地到聚居地，从州到区、再到全国，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每一级组织都基于集体性、民主性的管理模式。

为了防止集权主义和个人主义，无地农民运动没有设置那些有别于广大积极分子的领导职位，比如“主席”或“主任”。从基层小组到全国领导机构，无地农民运动的领导层和决策者都是集体性的，任期两年，可以连任。分工原则是：每个人都必须或多或少地承担组织内的责任，这样就不会出现过度集权的情况，也不会让任何积极分子疲于奔命。

营地和聚居地内的日常任务会分配给各个小组，这些小组负责各种日常需求，如教育、卫生和财务问题。随着需求越来越复杂，组织工作会更加繁重，相应地也就需要更多小组。在州和国家层面上，他们被组织成部门，负责规划和执行专项任务，例如生产、群众工作（协调抗争和占领）、教育以及培训。例如，教育部门是由某一地区市镇范围内的所有教育工作者（或相关人员）组成，他们负责制定教学建议，并在该地区的学校开展日常工作。在生产部门，积极分子负责当地经济和合作社，发展用于种植的生态农业技术。在这些部门中，无地者的身份是多样的，不仅体现在营地或聚居地的一员，还囊括了青年、LGBTQ+等更广泛的身份认同。

此外，聚居地或营地中还有儿童“小无地者”(Sem Terrinhas)，他们也会一起开展活动和筹办会议，这体现出工人运动中社会参与的广泛性，无论其年龄、身份为何。2018年7 月，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一届“小无地者(Sem Terrinhas)”全国会议上，一千多名儿童参与者拥有属于他们的临时营地。儿童们在成人的协助下领导各项活动，学习、玩游戏，并了解土地斗争。

重要的是，人们必须聚集在一起，创造集体讨论的空间，并通过斗争与合作真正行动起来。这意味着，尽管无地农民运动以占领土地为目标，但也会根据自身需要和外在条件变化采取不同斗争策略，比如游行(有些是全国性的，如1997年和2005年)、占领公共建筑、封锁道路和绝食。

正是得益于这些具体的行动和斗争，无地农民运动的政治意识和团结不会在夺取聚居点后就开始懈怠。而且，团结不仅仅停留在口头或理论上，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无地农民运动通过团结厨房、花园和社区，在巴西各地捐赠了超过6000吨粮食，这就是团结的力量。仅在2023年10月到12月，无地农民运动就运送了13吨食品，为遭到以色列袭击的加沙地带受害者提供援助18。通过这些具体的行动，无地农民运动与聚居地和营地的家庭保持着持续对话，不仅讨论团结本身，还会商量他们所需的生产和后勤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家庭能够对不同于自身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城市环境，有更充分的了解。

塑造无地农民运动政治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组织合作社，这不仅在劳动结构上是合作性的，在剩余产品的分配方式和土地的组织方式上也是合作性的。例如，他们在聚居地内建立了农业村(agrovilas)，将各个家庭和他们的土地汇集成住房集群，集体协调他们的收成，并通过集体经营的厨房和儿童保育中心将家务劳动社会化。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始终拥护州、地区和地方团体的自治权。每个有组织的家庭团体，无论是在聚居地还是在营地，都有权针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做出决策。这一机制需要以自治的方式运作，并在组织上保持一致，因此团结是必不可少的。而自从1984年成立以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就具备了促成这种团结得以可能的特征。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又或是其他任何组织）的认同和团结都是由其价值观、组织形式和行动目标所决定的，压制其中任何一项原则，都会扭曲组织并改变其性质。自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成立以来，有些原则在40年间从未改变，甚至有时会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以提高群众运动的参与度和意识水平。

这些原则之一，是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相对于政党、教会、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自治权。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相对于其他组织而言是自治的，其可以确定自己的政治议程。这意味着，虽然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与其他政党和宗教组织共事，但这种关系是一种兄弟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因此，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可以建立自己对现实和土地斗争的理解，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家庭需求来制定策略。

如上文所述，参与也是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得以深入人心和群众化的必要原则。这一原则需要在维持其本质的同时，根据需求不断扩展和深化。最初，男性占据了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大部分协调岗位。因此，妇女组织工作是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从最初就开始的斗争事业之一，并在这些年有所发展，主要是通过妇女集体(the Women’s Collective)。除其他活动外，该集体还组织了营地政治教育、反对跨国公司行动以及关于性别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得益于妇女集体的工作，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制定了一项新标准，即每个领导职位必须由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同时担任。这使得参与人数翻了一番，并更准确地代表了妇女在组织中的地位。这一机制同时强化了另一项原则，即集体领导。

纪律则是参与和集体领导这两项原则能发挥作用的基础。对巴西无地农民运动而言，纪律意味着尊重且遵守集体决定和政治立场。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很少通过投票做出决定，大多数决定都是通过协商达成。如果某一问题很难达成共识，就会回到基层小组和协调机构进行重新辩论，直到决策获得认可。一旦共同决定了下一步行动，所有成员都需要遵守和执行。纪律，就是对集体决定的遵守。

社会运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根据自身的实践制定战略和战术。没有行动和实践，就不可能有群众运动。但要对现实有持续的理解，光靠实践是不够的。因此，无地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重视的另一个原则是学习。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将各个家庭组织起来，呼吁在聚居地和营地建立学校，并成功地向地方当局施压，让其在农业改革聚居地修建了2000多所公立学校。此外，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也为青年和成人开展了扫盲计划（无论是单独开展还是与地方政府合作），已帮助5万人学会了读写19。学习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教育，这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例如出版书籍和小册子、创建草根学习小组和组织课程，这些方式集体体现在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国立学校(Escola Nacional Florestan Fernandes)中。该学校是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国立政治教育学校，也是国际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Peoples’ Assembly)政治教育学校联盟的成员。国际人民大会是一个由人民组织、社会运动、政党和工会组成的全球性进程。

该学校于2005年1月23日落成，以巴西马克思主义活动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命名。他是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名在商业-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参与起草巴西宪法的联邦代表【译者注：指的是1964-1985年巴西的军人政权时期】。此后，这所学校就成为将实践与政治理论紧密结合的国际典范，全年有来自世界各地为社会变革而斗争的人民组织的活动家、领导者和干部们会来到这里研学广泛的议题，例如巴西和国际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课程从一周到三个月不等，由志愿教师和知识分子授课20。学校还提供各种专题培训，如农政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生物）多样性。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来自许多国家，其中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

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国立学校促进了人民运动之间的文化和政治交流，并始终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提供有关全球经济和社会全景的政治教育21。这所学校是由来自巴西各地的无地农民组成的志愿工程队建造的，建筑材料是通过国际团结委员会所收集的。在特拉展览上，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奇科·布阿尔克(Chico Buarque)和何塞·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也将自己作品的知识产权捐献了出来、用以筹集修建资金【译者注：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是一位巴西社会纪实摄影师和摄影记者，奇科·布阿尔克是一位巴西作曲家兼歌手，何塞·萨拉曼戈是一位葡萄牙作家】。

除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国立学校外，该运动还组织了很多其他类型的学校，如专门培训合作社年轻管理者的约绪·德·卡斯特罗教育学院；以及一系列生态农业学院校，例如拉丁美洲农业生态学院、巴西南部的教育学院(Educar Institute)、巴西东北部的Egídio Brunetto农业生态学和农林业学校、亚马逊地区的拉丁美洲农业生态学研究所等。

“农业改革国家教育计划”致力于学习机会的民主化。该计划是在1997年巴西利亚全国游行后开始实施的一项公共政策。通过该计划，巴西政府鼓励为无地农民开设教育课程，包括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该计划已与公立大学签订了100多份协议，这些大学开设了农业工程、兽医和护理等学位课程，以及教师培训课程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在夺取日渐精英化的学术空间，迫使学界向激烈斗争中产生的经验和知识敞开大门。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另一个关键原则是国际主义，这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政治策略。作为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将整个地球视为战场。因此，抵抗也必须是全球性的。除了与“农民之路”(La Vía Campesina)和拉丁美洲农村组织协调组织(the Latin American Coordination of Rural Organisations)等农民运动建立关系外，巴西无地农民运动还参与了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 of Our America)运动和国际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Peoples' Assembly)等更广泛的社会行动。

然而，国际主义并不局限于国际交往和会议，而是必须通过行动来实现。行动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与营地和聚居地的家庭团结一致，由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成员组成国际主义团队，在生态农业、生产、教育和政治教育领域进行相互访问。自2006年成立以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国际主义团队已经或正在一些国家（地区）开展活动，包括委内瑞拉、海地、古巴、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巴拉圭、危地马拉、东帝汶、中国、莫桑比克、南非和赞比亚。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阿波罗尼奥-德-卡瓦略大队”(Apolônio de Carvalho Brigade)在委内瑞拉开展活动，提供政治教育并推广生态农业技术。这个大队的名字是为了向一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法国抵抗运动的巴西共产主义活动家致敬。海地的“让-雅克-德萨林大队”(Jean-Jacques Dessalines Brigade)自2009年，海地地震的前一年就以类似的方式在当地开展活动。在赞比亚，“萨莫拉-马谢尔大队”(Samora Machel Brigade)致力于提高农民的识字率并推广农业生态学。在巴勒斯坦，“加桑-卡纳法尼大队”(Ghassan Kanafani Brigade)每隔两年会和当地人合作，在以色列定居者威胁的领土上收获橄榄。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农业改革计划是根据农村斗争的矛盾和需求制定的，其不仅针对巴西，而且为整个南半球的土地斗争指明了方向。在本节中，我们将强调这场斗争的一些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

土地斗争日益国际化。金融资本将土地和收入集中于全球极少数人的手中，并且全球的农业生产链仅由30个国家的87家公司所掌控22。这些跨国公司要求食品标准化，制定全球统一价格，并干涉国家立法和权利，进而威胁到生物多样性和地方文化。这意味着，农民的反抗必须国际化，需要利用跨国平台和联合行动向国际多边组织施压。最重要的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与这些跨国公司作斗争。

土地斗争也是技术斗争。农业企业惯常密集使用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及杀虫剂。有这些技术，他们就能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单一作物。所谓的“绿色”或“可持续”只不过是大型农业企业的广告而已。要对抗这种模式，就必须大规模强化并采用农业生态学，恢复土壤和生物多样性，采用并传播新的生产和环境保护技术，制造适合农民需要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不只是农业受到这些所谓大型科技的困扰。正如我们在第46号档案《大型科技与当前阶级斗争面临的挑战》中所述，金融资本特有的集中性，正在使科技公司、金融公司和农业企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趋势通过从自然界占用大量数据，为机器制定新的技术标准，然后将这些数据“囚禁”在全球北方控制的云基础设施中23。

土地斗争就是粮食斗争。新冠疫情期间，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危机抬高粮食价格并从投机中获利。将粮食置于金融市场的逻辑之下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减少当地传统作物的产量，取而代之的是市场接受度更高的商品。种植大豆等作物是为了生产燃料和动物饲料，将原本供应人类消费的农场变成了单一文化-产品的作物荒漠24。此外，股票和商品交易所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也增加了粮食危机的风险。党农业企业或许没有直接减少粮食供给或是阻碍粮食获取，它实则正在生产更多富含农药残留的劣质粮食。

土地斗争就是环境斗争。农业企业是造成气候和环境灾难的主要力量，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砍伐森林，用以生产商品作物和大面积放牧，这些牧场也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此外，农业企业的扩张也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这些使用不加节制，进一步造成了传统植物品种和种子的消失，以及迅速造成的环境影响，如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

要将土地和环境斗争结合起来，就必须谴责如碳信用市场这样的绿色资本主义的虚假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于2019年发起了一项植树倡议，目标是几年内在巴西全国种植1亿棵树，这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该倡议实施的头四年里，就种植了超过2500万棵树。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将环境、技术和粮食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巴西南部大阿雷格里港(greater Porto Alegre)的农业改革聚居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生态稻米生产地。当地有一千多个家庭以个人或地方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生产，所有家庭都通过一个中央合作社组织起来，该合作社提供技术援助，并管理农业产业化和最终农产品的商业化。家庭需要参与聚居地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管理，并负责监督生态农业生产，保证生态农业认证。生态有机大米的生产已成为生态农业具有大规模生产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巴西无地农民运动致力于健康饮食和社会团结的标志，比如大量谷物被捐赠给该地区或其他国家的城市社区厨房。

土地斗争也是一场文化争夺战。农业企业的霸权不仅建立在巩固经济和技术控制之上，还通过无数的文化机制来灌输其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捍卫农业企业作为“生活方式”的地位，比如持续在电视投放广告，对特定媒体进行赞助和投资，组织表演并资助那些鼓吹单一种植的艺术家。因此，要构建一种反霸权的农业模式，就必须超越单一种植、个人主义和物质，通过生态农业学、合作和学习来改变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

农业生态学有助于传达这样一个讯息：替代性的农业模式是可以存在的，它源于环境、健康、大众和科学知识、以及各式各样的大众文化。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文化集体就是一个范例。他们致力于在文学、戏剧和艺术领域传播并加强自身的文化。比如，在全州范围内组织农业改革节，这类似于一种州博览会，让人们在销售农产品的同时开展文化活动，并由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成员及其支持者举办音乐表演。这些节日是圣保罗全国农业改革博览会的地方版本，在2023年的第四次集市，其在为期4天的活动里吸引了超过32万名游客。

最后，土地斗争是工人阶级整体斗争的一部分，也仰赖于这种整体斗争。单靠农民自己，他们没有力量抵抗跨国农业企业的霸权。要打败它们以及支持它们的金融资本，需要强大的群众运动，这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创造机会。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正在使跨国农业企业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农业生产模式，但这也意味着，这种模式所遭遇的每一次失败，都终将成为反资本主义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模式遭遇的失败中，一个由农民与城市工人联合打造的人类解放计划正在浮现。

注释

1 MST，“Nossa Historia”。

2 商业军事独裁政权倒台后，1985年宣布了第一个国家农业改革计划，但从未付诸实施。

3 Jakobskind, “Stedile faz palestra”。

4 MST, “Nossa produção”.

5 正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在其期刊《ITERRA Notebooks》中解释的那样，该运动的教学法“理解社会主体是在人民运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些空间中，人类发展和教育的基本过程得以发生。换句话说，社会主体是在有组织的社会斗争的动力中塑造和学习的，这也是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教育过程的物质基础。该运动还认识到，塑造主体的社会斗争作为一种革命实践，生产和再生产了社会和人民的生活”。ITERRA, 《Método Pedagógico》

6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这片后来成为巴西的土地上居住着约 500 万人，他们以村落为单位，共同管理狩猎、捕鱼、采集和园艺。详见 Maestri，“Aldeia ausente”。

7 译者注：Quilombos，有时译为“黑奴社区”，是逃离奴隶制的人们建立的农村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成为反抗的场所，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们后代所居住的社区被称为quilombolas，享有与土著保护区种类似的特殊土地权益、社会权利、及福利。

8 DIEESE, 《Estatísticas do meio rural 2010-2011》, 30.

9 有关巴西土地问题的更详细分析，请参阅我们的第27号档案材料《民众农业改革》(Popular Agrarian Reform)和巴西地理统计局的《农业普查》(Censo Agropecuário)。

10 Spadotto 和 Gomes，“Agrotoxicos no Brasil”。

11 Martins, 《A Questão Agrária no Brasil》, 302。

12 MST, 《Programa de Reforma Agrária Popular》.

13 FPA, “Todos os membros”.

14 CPT, 《Conflitos no campo Brasil 2022》, 5.

15 MST, 《Programa de Reforma Agrária Popular》, 13-14, 我们的译文。

16 Castro, “MST completa 37 anos”.

17 译者注：基层组织是无地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是由无地家庭或个人组成的小型基层集体，是政治教育、决策和协调活动的主要场所。基层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反映了该运动对参与式民主、草根组织、以及创建公平社会的承诺。

18 MST, “With Another Donation”.

19 MST, “教育”。

20 欲了解更多有关知识分子在我们工作中的作用，请参阅：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新知识分子》，第 14 卷，2019 年 2 月 11 日,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the-new-intellectual/ .

21 Sudré, “Conheça a escola nacional”.

22 Pine, “Empressa controlam”。

23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Big Tech》.

24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Complexo da soja”。

图文来源：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原文链接：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75-landless-workers-movement-brazil/

原标题：The Political Organisation of Brazil’s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M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