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过去的2024年，我们既在农村日常生产生活的诸方面见证资本扩张与社会分化的隐患和恶果，也在过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和社会运动发展史中探索现代性；反思斗争史，我们争论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何以可能，小农主体应对市场大潮又有何未来；我们关切资本逻辑的渗透扩张何以引发与加剧生态问题，也对话新型集体经济的实践经验和行动策略，反思在资本主义环伺盘踞之下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空间与难题。

今天食物天地人就以2024年度好文盘点的形式与读者朋友们一同回顾这一年的思想历程。

整理｜侯自、丁大娘、侯Q、稼稻、大明、侯非、姜饼、西西废、侯解、东格、Ripple、侯泉、王木头、侯晓梅、侯笛、阿大、侯丹、米玛

责编｜Alvin

后台编辑｜童话

红旗渠原为1959年确立的“引漳入林”工程，即将山西漳河的水引入河南林县。1960年，改名为“红旗渠”，意为坚持毛主席1958年提出的“三面红旗”，即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由人民群众构成的施工队伍，凭着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和三结合的分工方式，在人民公社的制度支持下，创造了总里程达一千多公里的红旗渠奇迹。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红旗渠所代表的时代，既突破了封建时期自然灾害加剧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历史周期律，又与今日依靠土地财政、资本市场的“基建狂魔”迥然不同，而是洋溢着社会主义式的革命热情。

六七十年代在山东即墨县及全国范围的教育改革，使得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农村普及，中小学升学率和识字率均获得极大提升；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工农业技能和知识成为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不再被精英阶层把控，工人和农民有机会有权力参与学校管理，师生关系更加民主平等；知识青年不再逃离农村，而是逆城市化流动、建设农村。这些巨变，从精英的视角被称为”灾难“。但是，从农村发展的角度看，这场教育革新把知识和技能带到农村，为农村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日中国的孩子们，为着高强度的应试竞争而身体羸弱，心灵萎靡，已经引起国家社会的普遍担忧。回顾历史，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教育的“困境”并非当今社会所独有，也绝非毫无解决之道。部分答案也许就存在于这片土地的历史经验当中。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核心要素是“自主”，这一理念在诸多以乡村婚恋故事为题材的电影里有着清晰的呈现。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自主”与都市爱情片所强调的“自由”有着本质区别，“自主”不仅关乎个人婚恋抉择，还与国家主权事务相连接，包含了家国的思路，所以在《花好月圆》《儿女亲家》《两家春》等乡村婚恋故事中，年轻人用互助、劳动、集体等命题完成了与父辈之间的代际融合，故事的结尾必然是整个村庄的觉悟提升和伦理疏通。这是别具中国本土能量的婚恋自主模式：“妇女的自主必须和国家的自主形成一种同构关系，这样才能带动妇女、家庭、国家的联动性变革”。

柏林墙倒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批评者仍然热衷于借“用脚投票”来全盘否定东德的历史。在他们的眼中，东德社会主义政权四十年，除了斯塔西的监视和迫害以外，人民一无所有。这种反共的冷战意识形态和偏见建构了东德的历史形象，也遮蔽了历史的真相。在本篇译文中，作者热情洋溢地回顾了东德重建初期波澜起伏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过程，展现了东德社会追求性别平等、教育体系健全的努力，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德遭遇的危机。

当下，冷战时期的对立仍以不同形式残存，新自由主义与去政治化的风潮使得未来的道路更加扑朔迷离。了解东德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遗产或许可以使我们前行的方向更加坚定、脚步更加有力。

美国的农业模式一直受到许多崇拜和效仿，而实际上，该模式的高度商业化和集中化特征却加剧了农业危机的频频爆发，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掠夺和生态失衡的恶性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作者继承了马克思多年前关于农业与资本主义的思考，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农业体系的逻辑与现实。

文章全面而详尽地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困境，尤其是美国模式的问题，并有条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根本上与合理的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最终向读者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愿景。

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朝鲜是唯一一个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严重粮食短缺和饥荒的国家。但对比其他食物短缺严重的国家，朝鲜的国民人均收入却相对较高。换句话说，朝鲜是理解当代世界食物短缺问题的一个独特案例。因此，重新审视朝鲜的粮食问题，对平衡好坚持社会主义斗争和追求食物自给自足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看来，鉴于朝鲜的客观条件，从绿色革命鼎盛时期建立的旧式工业化农业体系过渡到更务实、有效、生态的农业模式，才是更明智之举。

提及农业，人们脑中浮现的也许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认知，抑或是喷灌滴管收割机的联想，总之逃不出农业的生产环节。这篇文章的新颖之处是从农业的流通环节关照农业领域的利益流动和分配关系。作者发现，如果将农业生产放置在整个产业链中来看，就会发现农业产业链中的利润大部分都流向了流通环节，控制流通环节的商业资本影响着小生产者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由此，作者总结出我国农业当前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小生产、大流通”的特点。小生产者在生产环节只有有限的自主性，在流通环节往往也被排除在利益更高、专业化更强的流通环节之外。因此，作者认为要想打破这种流通环节的门槛，提高生产者的受益，发挥村集体对于小生产者的组织作用、增加农户的市场谈判筹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全球水资源危机的阴云笼罩下，全球金融资本为谋取暴利，疯狂圈占本地社区的土地与水资源，将稀缺的水资源用以灌溉、种植高价值的出口作物。从秘鲁到西班牙，从加州至墨西哥，无数社区因此陷入缺水困境，生态环境遭受重创。农业企业与民众冲突不断升级，水资源私有化引发众怒，抗议声浪此起彼伏。本篇文章将带我们一探水资源危机背后的利益驱动和权力结构，思考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本扩张背景下日益严峻的水资源问题。

流行病的根本原因与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全球环境变化相关。这些变化包括土地使用的变化、农业扩张和集约化，以及野生动植物的贸易和消费。在资本主义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无情驱动下，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削弱了抵御新型病原体出现的天然屏障，加倍增长了攻击性病毒感染人类的机会。因此，我们正在见证更多人畜共患疾病的出现。可以预见，全球流行病将日益成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特征。

由于几个世纪的殖民压迫，21世纪的巴西土地集中度仍然很高，位列全球第二。1%的人口控制着42.5%的土地，无地农民总数高达450万。大型地主采用农业综合企业模式，使巴西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消费国。为应对这一现状，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提出了“民众农业改革”的策略，主张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生产健康食品，并转向生态农业模式，以保护自然资源。此外，该改革还旨在建立农民与城市工人的联盟，共同促进全社会的利益。

在过去四十年里，该运动取得了显著成就：45万个家庭获得土地，成立了1900个农民协会、185个合作社和120个农业加工工场。尽管面临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该运动凭借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组织策略，在国内外形成了强大团结，成为巴西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社会运动。如今，无地农民运动认识到，农业改革不仅是无地者的需求，更是整个巴西社会的需求。它为80%依靠自己劳动生存的人提供了新的经济模式，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公正、友爱和平等的社会。这也是所有勤劳巴西人的梦想。本文总结了该运动的经验，希望为全球农民运动提供借鉴。

内蒂·维伯是一个有着特别经历的行动者。作为一个在加拿大农村长期生活和生产的农民，八九十年代农业政策的嬗变使得她的生活和其他广大农民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联系在一起。在家庭农场的成长经历以及年轻时代从事性别意识提升的斗争经验，让她见证了农业生产和主流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性别意识与农政运动的相遇，使她成为一名农政女权主义者。作为全球南方的世界性农民组织联盟——“农民之路”早期运动领袖中的唯一女性，她追求将妇女解放融入农民之路的运动精神之中。

今天，我们就从维伯的视角出发，重新回顾食物主权概念的兴起过程、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以及农业生态学知识何以产生的关键问题，感受行动者如何把多样性融入到对共同事业和集体力量的培育中，并怀揣希望地前行。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但要如何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呢？什么是乡村振兴的抓手？本文是《乡村纪事》一书的序言，该书的作者们多年来深入基层，以集体调研、集体写作的方式深入研究了7个村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过程。本文凝练文章观点，指出从权责统一、维护农业多功能性和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乡村振兴的主体应该是村集体，而非政府、个体农户，更不是下乡资本。

作者们认为，新型集体化的核心在于公共性不断扩大和社区黏性（团结）不断增强，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是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走向生产关系的集体化。从雪域高原上的牧业公社到贵州山区的刺梨合作社，从东北黑土地上的水稻合作社到彩云之南的集体林业......这些案例虽然在产业基础、发展过程、发展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调研发现，集体经济带头人的公心与坚持、逆市场化的公共性建设以及群众的广泛参与，是推动集体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位于海拔高达4900米、曾经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藏北牧区的嘎措乡，是如何通过集体经济让人均收入远超西藏七地市的？集体经济真的是“大锅饭，养懒汉”吗？嘎措又如何成为一个没有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世外桃源？在《乡村纪事》第二章《嘎措乡：雪域高原上的人民公社》中可以找到答案。嘎措通过“追求公平”、“内需导向”、“循环监督” 的三重逆转，让使用价值的生产超越于交换价值的生产，让产品生产服务于人，而不是人被异化地服务于利润生产，这是嘎措的“集体”最具魅力的所在。

本文作者是美国知名左翼政治学者乔迪·迪恩，她为激进、普遍的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辩护，引发了争议，该校校长公开谴责迪恩并禁止其继续授课。迪恩教授在写给中国读者的赠语中表示中国长期以来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摆脱殖民压迫和外国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合法性并推动巴勒斯坦主要政党之间的对话，而美国政府则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灭绝。身处西方主流政治生活的漩涡之中，迪恩在本文中，不仅追溯了巴勒斯坦人民从被动的难民转变为主动抗争的政治主体的历史，也批判了西方左派政治中的去政治化、泛道德化和个人化取向。

在历经15个月毁灭性的战争之后，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终于达成了停火及释放人质协议，该协议在2025年1月19日生效。复旦大学殷之光教授将巴以冲突起源置于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坐标中，指出其是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与欧洲反犹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二战后，美国出于石油美元体系等多重利益考量，大力支持以色列，将以色列作为帝国主义把控中东的桥头堡。20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哈马斯应运而生，以色列内部政治愈发呈现右倾态势，利库德集团凭借民族主义话语维持统治，对外扩张不断激化巴以冲突。

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及实际的生产结构的问题。在现有新自由主义政策下，以色列人掌握大量土地，致使巴勒斯坦底层穷人众多，阿拉伯人聚居区社会分层加剧，进而造成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压迫结构的问题。所以革命运动一定要以消灭剥削和压迫作为最终目的。

每年9月新农合开始缴费时，医保问题总会成为热点。今年随着个人缴费涨至380元，更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交医保。在与第一财经的对话中，李玲跳出医保制度，给出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她指出，医院不能走以药养医、靠病人赚钱的路，而要坚持医疗公共性原则，并尝试按个人收入缴纳医保费用，收入高的多缴，从而形成更公平的医保制度。

AI标注是为了给AI算法提供准确的训练样本，俗话叫“给电脑喂数据”。这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最基础、最需密集劳动力的环节。政府和招聘方用这份看似体面、灵活、门槛低的工作，打着扶贫的旗号，利用女性母职的内疚心，强调妈妈们有义务担负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责任，召唤远在外省打工的女性“大雁归巢”。于是这些低学历中年女性返回家乡，一边进行标注工作，一边照顾家庭。这些年，“AI标注+扶贫”的模式下，诞生了很多标注产业里的“妇女典型”，但实际上，这些妈妈的真实工资，被一层一层地压到最低。和千千万万中国的劳动妇女一样，妈妈工人面临工作与家务劳动的双重剥削。对女性勤劳顾家的性别形象和角色规范的建立，使妈妈工人甘于接受剥削和自我剥削，她们鲜少表达自己的苦痛，更多成为家庭决策中的牺牲角色。她们教会AI，却淘汰自己。

你思考过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可能有人说，活在当下，不要想太多。

然而，处在原子化的社会中，我们常常受困于自身，时有脚踏空虚之感。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为什么到头来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的想象力被限制了。人生在读研、工作、成家等日常事务之外，还能抓住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

本文作者提出追寻人生意义的一种可能性，即以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冲破当下时代内卷的氛围和牢笼，不计较个人利弊得失，与那些身处巨变之中而奋起担当的人站在一起。在凤凰山麓的防空洞里，在弹坑旁边开出的紫色花丛中，在鲁迅艺术学院简陋的篮球场上，作者找到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答案：如果自己所做的工作，能让人们铭记历史的教训，能有益于劳动人民，能为消除国内和国际的剥削和压迫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这样的生活也就是值得过得了。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