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超为什么会火？为什么一场乡村足球赛能带动一个县的发展，让普通人参与其中，也让一个西南小城走向全国？很多人讲过它的流量神话：百亿、千亿级，还有总书记点赞。流量从哪里来？靠什么撑住？又要往哪里去？

今天推送的吕新雨老师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判断。村超的“大传播”，背后有一条从脱贫攻坚延续下来的“政党组织传播”脉络。这条脉络，靠的是东西部协作派来的干部、县乡村三级新媒体培训体系、被激活的村寨啦啦队和合作社。这些看似跟“传播”不直接相关的东西，共同构成了村超真正的底层架构。干部是决定性力量，群众路线是发动机。“把乐子变日子”这句朴素的总结，背后是一整套生产关系的变革。

更值得留意的是，榕江经验在2025年夏天经历了一次极端检验。特大洪水淹了三分之二城区，包括村超球场。村超三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动员能力，让这座小城在一个月内完成清淤重建，并重新启动全国赛。抗洪大食堂一天送出两万多份盒饭，群众自发清淤，送别救援队伍时泪洒长街。这些被全民直播出去的画面，反过来又成了新的流量。这个循环说明，村超的传播扎根在干出来的“日子”里，它由清淤、送饭、重建这些具体行动积累而成，自然生长为新的流量。

8月22日（本周六）晚19：30-21：30，吕新雨老师将结合十多次榕江田野调研的观察，进一步聚焦在集体经济上，为我们带来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村超故事：动员、发展与集体经济》的分享，详细预告将在后续推送，敬请关注。

作者｜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影视理论、中国新纪录运动、“三农”问题等。

责编｜psq

后台排版｜净怡

榕江县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革命老区和山区，全县38.5万人口中16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83.9%，2020年最后一批脱贫摘帽，即便脱贫也是一穷二白，几乎无人知晓。但是，自2023年5月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简称“村超”火爆出圈，迅疾形成气势磅礴的全网传播现象。当年就创造出700亿的流量，游客765.8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3.98亿元，1获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点赞。今天的村超已经是一个千亿级流量的史诗级传播现象。

短短三年，榕江到底发生了什么？村超现象是否可持续？它是否是中国乡村振兴的一种新模式？它对于改变中国的城乡和区域差别有何意义？它是国内“大循环”的一种新路径吗？它对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意味着什么？为此，笔者自2024年开始线上线下的参与式观察，组织师生暑期实践团队、“第三届两岸春天报道文艺营”、全球南方学者调研团，在当地建立“全球南方学社”、“田野中国”工作站，十多次赴榕江田野考察。本研究是一个持续在地联接的思考过程。

2024年3月，时任榕江县长的徐勃在座谈时论述道：村超就是一个“大传播”事件，传播是村超的发动机，村超是乡村振兴的发动机。笔者随着调研的深入逐渐认识其深意。

2020年3月中央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是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最大规模的会议；2021年4月中央新一轮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随之开启。乡村振兴战略从输血式精准扶贫模式向造血式乡村振兴机制挺进，除新疆和西藏外，东西部协作方式也由各省插花式对口责任制转由整省统一帮扶，以更好统筹布局与协调资源。

“十四五”（2021-2025）期间，贵州继续由广东省重点整体帮扶。在该政策下，2021年9月徐勃作为一名互派干部从深圳派驻到榕江。2012年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的徐勃成为国家选调生并坚决要求下基层，深入吉林最基层做村书记。从脱贫攻坚的吉林乡村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丰富的基层工作磨砺是干部最好的学校。从高校中吸纳青年知识分子到基层一线锻炼的选调生制度以及东西部协作的对口支援制度，应是中国政治传播的核心关切——笔者将之称为中国特色的“政党组织传播”的重要议题。

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路线。榕江县级干部中有一位来自广东佛山社保局的挂职副县长负责协助推进粤黔协作项目落地，还有一位来自国家铁路局的挂职副县长负责中直机关在榕江的定点专项帮扶。国家铁路局在榕江定点帮扶十年，帮助完成榕江硬件基础建设和高铁建设，这已经是第五任挂职干部。

这不仅仅是榕江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党的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干部配备成为中央、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对口帮扶的纽带和桥梁，这是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制度保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干部制度体系，它确保每一个县域节点都能动态地同步链接到国家整体战略版图。它阐述了新时代党组织的建设功能：让每一位干部成为连接中央和地方、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的纽带，不仅把政策和资源传递出去，还在各地播种、开花、结果。它们构成了中国政治日夜奔腾的生命线——这是中国特色的“政党组织传播”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关键，“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2

东西部协作就是“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3已经形成一个由文件（政策）、干部、项目与资金编织的绵密厚重的组织架构，覆盖了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把东南西北连接成人员、物资和信息的网络流通体系——国内大循环。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这不就是大传播理念吗？

2020年贫困地区通信设施建设中贫困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超过98%，电子商务则覆盖所有贫困县，贫困地区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畅通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人流、物流、知识流、信息流，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硬件支撑”。4正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彻底改变了“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中西部深度贫困村的传播格局。

就贵州而言，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干部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5。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赴贵州考察调研，提出“在新时代西部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6

2022年1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7文件发布，给出具体实施要求和政策保障。2022年4月贵州省人民政府下发《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黔东南自治州“黎从榕”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的实施意见》，将榕江、从江、黎平三县定位为产业转移示范区、生态旅游康养区、双向开放先导区、共同富裕试验区。8

而早在2021年10月，榕江就开始铺陈新媒体建设，组建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新媒体电商助力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新媒体工作专班，在各乡镇（街道）组建新媒体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成立新媒体服务站，构建县、乡、村的三级组织体系；同时组建县属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股的榕江新媒体公司，成立榕江新媒体工作指挥部。这是由县委领导、基层干部、社会力量三方协力的有效动员与培训机制。

2021年11月25日，“榕江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文创产业园”落成，成为新媒体培训的根据地和大本营。这些组织制度创新，是村超启动的第一步。2022年6月，榕江县委十三届四次全会落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方案，将手机、数据、直播上升到“新三农”层面并做出全面部署：“大力发展新媒体产业，激发全民参与新媒体的思维模式，让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变成新农资、直播变成新农活，实现人人是主播、个个能带货”。

由此可见，村超恰逢其时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积极抢抓国家政策红利和机遇的必然结果。这种以上下贯通的指示、文件确立和推动各级政府运作的逻辑，需要深入理解和阐释。它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体制，也是“政党组织传播”的基础架构。

正是在此基础上，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为依托，以县域经济为范围，系统调动整合全域资源，最大范围地把基层群众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这是村超的重要经验——它创造了新时代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群众路线，首先考验的是干部队伍的智慧、担当与作为。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中国乡村振兴与国内大循环的格局，每一位活生生的基层干部故事，都是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关键，问题只在于如何讲述这样的故事。榕江的干部队伍是其千亿流量传播的底层架构，是对“政党组织传播”的新时代破题，是村超全民主创、全民参与、全民爱护的“人民主体性”的制度性依托——两者共同构成了榕江“大传播”现象的内涵与外延。

榕江“大传播”格局来自“四有”：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群众有爱、科技有能。其中，政府有为是第一条，是决定其他的条件，或者说是基础架构。

2024年在上海举办的主题为“全球南方与世界现代化”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上，我们把村超故事带到了全球南方朋友们面前。论坛邀请榕江县委常委陈学敏副县长做了“足球+眼球+地球——从乡村体育的乐子中找到乡村振兴的‘贵州村超’品牌之路”的主旨演讲，陈学敏就是国家铁路局派驻的挂职干部，他说村超是全民发动、全民闯新路，推动榕江高质量发展，而发动群众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群众“发”而不动，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在乡村振兴中普遍存在，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榕江是如何做的呢？

大山深处的贫困县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弯道超车，是无法去用钱去买流量、造热点的，但流量的背后是什么？是人，是人创造出来的，38.5万榕江人民每人一个赞，就是38.5万个赞，这就是“村超”最朴素的流量逻辑，它就是群众路线。

村超有个“线上线下群众路线”的“四靠”方法论：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核心是带动全民参与、全民受益。归根结底，首先要有发动机的带动，去创造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活动，群众才能应势而动，发动机的动能和势能决定着群众路线的广度和深度。它呼应了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的经典名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9历史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推动，也由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决定。

群众路线包括三个层面：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体现的是组织群众的思想与方法，没有组织的过程，群众就是乌合之众。西方的新闻理论基于此，即大众传播是面向原子化的“乌合之众”的传播，以市场为生存模式。与其相异，“政党组织传播” 是组织群众实现自我解放的实践活动，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解决问题，是社会主义政党以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进行的改革与发展的动态过程。因此，它必然体现为作为行为-运动的传播，它是由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和推动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体制机制，这是马新观【编者注：马新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简称，本文简称“马新观”】的要义，也是与西方新闻观的根本区别。

任何组织都需要以义利观为驱动。为了群众，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政治原则，也是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依靠群众，是组织原则，也是政党的生命线；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是方法论。村超就是最生动活泼的新时代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这也是为何我们邀请村超最基层的干部群众分享其奋斗故事后，来自日本冲绳的嘉宾表示对“贵州村超”的故事感受很深，感受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制的差异，尤其是琉球、宫古岛一直是日本最贫困的地区，但未能被照顾。

“让手机变成新农具、让直播变成新农活、让数据变成新农资”体现的正是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让”就是先创造出变革的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让新技术赋能生产力。“变”不是变魔术，而是上上下下、实实在在由干部和群众一起干出来的。正是通过劳动者与工具的生产关系变革创造出“新质生产力”，它决定了村超“大传播”的热度和高度。

网上热度为现实中人的劳动强度所决定的，线上和线下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不同面向。村超翻转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数字劳动“异化”论的批判视角，它雄辩地展示出数字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创造出具有解放和建设意义的最广大的新质生产力。这也应是今天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基石：以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为核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如何让生产关系的变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首先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群众路线正是以生产关系变革促进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新三农”把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推到了时代的前台，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不断改革完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保障和制度支撑是“政党组织传播”的基石。而如何让这样的“政党组织传播”的体制机制研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这是今天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正是在此意义上，“政党组织传播”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它从传播的视野联通党领导人民从革命到建设的伟大实践，联通国家与社会，而“榕江故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政党组织传播”的“典型”案例。

2025年6月24日和28日，榕江连续遭遇特大洪水，席卷了包括村超足球场在内三分之二的主城区，是村超三年来第一次严峻的生死大考。干部和群众日夜艰苦奋战的场景也被榕江老百姓抓拍到社交媒体上。正因为是千亿级传播流量诞生之地，抗洪和灾后清淤、重建也是全民直播的重大事件，每个人都在直播榕江正在发生的故事，干群关系自然也被特别聚焦——一种正面的、全方位社会监督。结果就是，众多自媒体和各级主流媒体以多声部的方式直播了一个洪水中重生的新榕江，也创造出新的巨大流量。

笔者在一个两百人左右的村超微信工作群跟踪事态每一步的发展。群里的各级干部、群众和志愿者们协同高效地处理着各种突发事件，对接来自全国各地潮水般涌来的各种援助资源和救援人员，不断及时调整和吸纳踊跃的意见和建议。而这样由县级干部直接下沉的微信工作群成为群众路线的有生力量。

正因为有村超的深度社会耕耘，一个充分动员的社会机制就成为战胜灾难的最有力武器。忠诚镇的救灾大食堂在这次抗洪报道中“出圈”，村干部用大喇叭在村里吆呼的场景：“带上菜刀，到村委会干活！”冲上热搜，获得全网传播。每天数百人在忠诚大食堂帮忙，筑就一条强大的“生命补给线”。围观的全国网友通过各种办法往这里运送各种做饭物资；无人机把盒饭空投到被水围困的村庄。从一天2800份到5000多份再到上万份，顶峰时达到一天22000多份，总计达到约47万份盒饭的惊人数字10。6月29日，抖音平台上“忠诚镇的二十四小时”短视频，记录了大食堂从凌晨开始备餐到晚上11点准备第二天食材，凌晨给通宵清淤除障人员运送补给的全过程，收获抖音66万点赞，微信10万加阅读，以及B站86.9万播放量。

新疆维族救灾志愿者阿里木江买了十多头牛宰杀好送到这里，被村超组委会邀请成为全国赛新疆赛区足球特使。7月26日村超“感恩重启”时，他带了56个石榴回到榕江——这是在网上征求来的建议。作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村超足球场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醒目横幅是现实中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村超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秀场。2024年榕江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表彰村超赛事积极有效地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的互嵌式发展道路——这也是政党组织传播的一个范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政治传播的基础之一，各级表彰体系的运作也是政党组织传播的课题。

榕江是侗族和苗族的发源地。榕江苗族有15个支系、侗族有7个支系，侗族大歌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文化千岛、“百节之乡”。榕江新媒体培训就是把节日的各种赛事变成新媒体评比，以赛练兵，卓有成效——由此完成人人都是传播者、各个都是宣传员、村村都有代言人的全民传播盛况。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发展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民族融合如何“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村超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案例。

2025年7月26日村超重启现场仪式，所有救灾援助者被邀请参加。所有的捐助账目，无论大小灾后全部公之于众——这正是村超微信工作群在救灾最紧张时激烈讨论的方案。它创新了中国公益事业的模式，赢得了社会信任，也创造和收获了新的流量热点。做正确的事情去创造正流量，形成正能量，这就是村超的流量密码，也是村超的“传播思维”——这已经成为今日榕江的文化基因。

在欢送全国各地救援队伍时，少数民族群众连夜按最高民族习俗煮红蛋、做丝线、绣鞋垫，把彩色的鞋垫和系着红蛋的璎珞挂满了援助者的胸前。送别现场，国旗招展，欢笑与泪水齐飞，歌声与感谢交织，西瓜和各种美食在送拒中被塞进返程的车厢。县委班子成员与百姓们站在一起泪洒长街的情景被社交媒体直播和热烈转发。这些场景冲击着短视频平台的热搜，形成不断裂变的传播效应。有意思的正是，在送别双方的人群中，共同点是密林般举起的手机，纪录与传播已经成为榕江的生存方式。

这样的场景如果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它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如果放在新中国诞生的历史看，这样的军民鱼水情正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因。

自2023年5月以来，村超已经为榕江县创造了旅游综合收入200亿元，一个不到40万人口的小城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1700万人次，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史诗性的。千万级的游客人次是传播作为生产力持续裂变辐射的结果。村超就这样不断把新的热量吸纳进来，又转变为更大的能量释放出去——这一大海般吐纳的过程就是村超的生命密码。而位于榕江新旧城区之间面积约八千平米的村超足球现场造就了一个山水联通、虚实融合的传播世界。

村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能否成为一个始终吸引人的正能量场。榕江的总结是：“让正能量变成大流量，小而美变成真善美，老乐子变成新路子，数据流量变成文明力量”。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首先必须是“正能量”。什么是正能量？就是由体现人民利益的价值观所驱动的行动-实践过程，它的价值观要足够强大，才能感动中国、感动世界。村超的理念是，做对的事，就会有对的人来。村超的故事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养成记”。而“感动”是几乎每一个人来到榕江的心路历程，也是对村超的情感认同过程，它像熔炉一样，不断地生产出“新榕江人”投入这一激情燃烧的能量场。

泰山不让土壤、江河不捐细流、众人拾柴火焰高，是成就村超“大传播”的秘密，也是榕江在两次遭遇特大洪水侵袭后，一个月就重启村超全国赛的底气。 “一座城、一群人、一条心”的“中国式团结”与奋斗，是新时代群众动员机制的最大效应，这样的大传播“能量场”也必然是价值和情感的强磁场。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每天数百名群众自发到“村超”现场徒手清淤，7月1日，当村超球场重新点亮灯光的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热泪。12村超是所有人的孩子，这样一种情感的连接与汇聚，决定了它与收割社会痛点、割韭菜式的市场流量经济截然不同的性质。作为千亿级的群众性纪录与传播的运动，它改变了数据由经济发达的城市向边缘乡村流动的网络动力结构，也应该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源头活水。

在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上，榕江县网络人士联谊会会长宁清晨有个生动的说法，他说传播就是生产力，这既是他的切身体会，也是榕江上上下下的共识。作为扎根榕江的新榕江人、曾经的县新媒体专班的成员，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构建了县、乡（镇）村三级新媒体培训体系。培训刚开始的时候，基层干部也不理解，做短视频是不是不务正业啊？村里的老人们也不理解，家里的孩子再三叮嘱骗子专在手机上骗老人，培训班的微信群真的就被改成“骗子群”。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专班的县、乡镇干部和社会培训力量各司其职，县乡干部确立信任和体制支持，社会力量保证培训效能——突破了基层体制人员编制局限。他们创新“榕易六步”（ 榕易拍、榕易剪、榕易编、榕易播、榕易卖、榕易创）简明新媒体“扫盲”教程，挂牌作战，走村串巷，在田间地头，完成“村寨代言人”“千人行动”“万人计划”“致富带头人”等培训任务，实现了对数万农民和基层干部新媒体的扫盲培训，其中大多数是留守老人、搬迁群众和妇女，孵化出超过2.3万个乡村主播账号。不同于城市超级网红的市场化逻辑，这些中小乡村自媒体账号扎根榕江本土，与在地经济发展有机融合。榕江混合所有制的专业新媒体公司则设立“中台”招募万人主播入驻，帮助农民解决前期商品认证、上架和后期快递和售后服务，提供人才输出与产业扶持。

榕江的新媒体发展是一个近期与长远目标的结合，也是一个新媒体赋权的过程，不仅仅是技术赋权，更是政治赋权。从大传播的视界，就是构建一个由内而外不断扩散的波浪式动态传播圈层网络。

这就是“政党组织传播”的第二层涵义：群众路线。如此，才能保证政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社会角落，才能锻造出新型人民主体，让西部偏远山区的村民变身新质生产力、释放强大传播力，打造出村超的县域公共品牌——村超品牌已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133项注册。13这些品牌收益的51%将回馈、反哺和壮大全县250个村集体经济，这也是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49%用于助力村超乡村体育公益事业发展，是村超“全民持股”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2025年榕江的重点工作就是把流量导回村村寨寨，让流量变成实实在在乡村振兴的效益，让村超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这被称为“村超村干”。对于刚刚脱贫的县域经济而言，村集体经济必定是普遍贫弱的。所以，先创造出有效的县域公共资源，再反哺、倒逼村集体经济依托文旅进行可持续发展，以及基层治理的良善化——这条路能否走通，是决定村超能否持久发展的关键。它超越了单一村庄实验所依赖的特定资源和特殊性，为整个县域范围内村集体经济发展闯新路，是中国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这就是村超为什么要姓“村”，目的是激活每一个村的积极性。榕江县的村集体经济在村超之后收入增加了1.5倍。通过组织妇女啦啦队、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产业互助团体，改变了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的小农模式，也改变了狭义的村集体经济概念，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开放和多元的蓬勃生态，激活了闲置的村集体资产，宜商则商，宜农则农，不是局限在村集体经济内部，而是打通了村集体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关系——一种新形态的“统分结合”。它充分发挥了村干部和妇女啦啦队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创新了党建引领之下的乡村基层社会组织模式，并焕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在这个模式下，村超火爆三年间全县新增加了8600多个市场主体，250多个村寨有130多个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也就是成立了以村寨命名的足球队和啦啦队。这些市场主体再以不同的方式回馈村集体经济——一种小河涨水大河满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2024年榕江县居民存款率增速和市场主体贷款增速都名列全州第一，这就是社会活力和信心的体现。

榕江15.8万农村妇女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实现了基层社会变革和角色再造。她们在村超球场的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啦啦队、志愿者；回到自己的村寨，又变身自媒体电商，集体做文旅产业发展的互助组织。啦啦队既是把村超流量嫁接进村的媒介，也是生产服务性的互助组织，同时又是“平战”两用“队伍”：平时大家在一起策划节目、彩排节目、宣传节目，做产业、接流量；洪灾来的时候，马上就能转变成各种后勤队、盒饭队、清淤队、志愿者队、捐款捐赠队。这样的啦啦队已经有一千多支。这就是“大传播”作为新时代“人民战争”最鲜活的经验。村集体经济和村民自组织的内生动力正是村超未来发展的潜力，它回答了村超是否可持续的疑问，也是村超经验最核心的部分。

能否重新激活“村”作为中国乡村的基本社会形态，是决定年轻人能否回到家乡、建设家乡的关键，是村寨重新获得内生动力的关键，也是新型集体经济的依托。只有村寨是活的，村超的各支足球队才能真正扎根村寨，既获得村集体经济的持久涵养，同时也能够把各种外部资源导入村庄——让球队真正成为村庄联通内外的媒介，把封闭在大山深处的各少数民族村寨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村落是传统中国各民族的根基，留住村落，不仅仅是为了留住乡愁，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文明新形态——新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就此而言，榕江正在推动的县域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特别值得持续跟踪关注。

今天的榕江正积极布局和培育人工智能赋能村超和乡村振兴，打造人工智能运用全国标杆县，这是决定村超下一个阶段发展的生命线。工具革命作为生产关系变革，是榕江创造奇迹的关键。而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在榕江这片“热土”上的传播涵义。新一轮普及人工智能教育与运用的实践已经在乡野展开，以赛事促应用、以评比促创新、打通基层治理与发展，逻辑一如既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意味着新闻传播学科破局的契机。

2023年12月31日19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4年新年贺词，当他说到：“村超”、“村晚”活力四射；温暖的生活气息、复苏的忙碌劲头，诠释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的追求，也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此时的村超现场，正通过大屏幕上观看直播的群众一片欢腾，有人落下了热泪。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罗羽将在村超长期采写的报道集结成书《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在开头就描写了这个场景，14书名则来自榕江的经验总结：通过乐子探路子、富日子。这样的 “乐经济”与“暖发展”意味着什么？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它需要体现为好日子：“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15社会主义要落实在日常生活。用“乐子”引导的群众路线，正是村超重塑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引擎。徐勃说，村超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推、人民主接”。它首先对群众开展“思想三部曲”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我为村超干点啥？如何守护好村超？我为村超氛围营造做点啥？十几次大讨论的头脑风暴统一了思想，也激活了基层民主实践，把村民、小商贩、清洁工、出租车司机等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与村超连接起来，让他们成为村超品牌的参与者、创建者、自豪者、荣誉者，也让村超成为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需以基层民主的方式来锻造。作为方法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需具体体现为基层民主的制度安排，才能真正地放手发动群众。榕江有一整套基层民主的制度创新，上万名本土的“村超推荐官”、各种“头脑风暴会”“榕易谈”“板凳议事会”“鸣锣喊寨”等生动活泼的方式，有效调动了各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踊跃提问题、想法、意见和建议，并能够得到最及时的回应。当建言被迅速吸纳后，他们高兴地说，我们这是不是参政议政啊！

村超的三部曲是发动榕江人民自己玩，吸引全国人民一起玩，再带动世界人民一起玩。第一波全国村超邀请赛就是以美食为主题的美食足球友谊赛，把美食变成赋能各地发展的新引擎。民以食为天，食物正是“日子”的滋味。赛事变节日，快乐变日子，让每一天都有滋味，都获得意义和价值。村超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创新、开放的传播平台——一个能够不断迭代创新“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生态的平台。

对日常生活的争夺与改造正是社交媒体崛起的基础。主流媒体丢失的正是这样的阵地，也是今天“系统性变革”需要重新补上的大课。在这个意义上，村超的传播战略可资借鉴。它是既富脑袋、又富口袋的“快乐经济”，而不是“娱乐致死”的资本论；是真正的群众唱主角的新时代群众文化和大众文艺，而不是流量与算法至上的流行文化——村超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逻辑不是其它，就是全过程民主，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新媒体创新逻辑。

第一步就是用群众路线自造“流量池”，把群众变成传播人，“专业引导、全民参与”，万人矩阵，每个人都是行走的媒体。作为村超传播策划的操盘手之一，王永杰从自己在县级融媒体工作的经验出发，认为把传播视为一年上几次《人民日报》和几次央视新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建立自己的传播矩阵，构建属于自己的“流量池”才能有源头活水。16策划是驱动事件发展的方式，是随物赋形的传播战术，战略需要通过战术去实现。所以村超最初的破局就是：“以自媒体的方式建立自媒体账号，自建流量池，给我们在创作空间、舆论空间、试错空间等方面都带来极大的便利”。17

在这个意义上，基层地方融媒体“政务媒体”的定位之所以是一个无法摆脱的痛点，是因为这恰恰阻碍了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的功能，所以要转换角色定位，换到群众的位置上——这“最后一公里”的堵塞，迄今为止依然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痛点。而单靠网上的“群众路线”：入驻各个社交平台，并不能代替现实中作为行动-实践行为的群众路线。

正是村超通过自建“流量池”形成“事件”之后，主流媒体才能加持，形成不断扩散的出圈效应。自建流量池与各级官方主流媒体渠道打通，前提是要有“真东西”，要内容大于平台——作为运动-实践的村超本身才是传播的基础，是第一性。这样的策划才不会随风而逝，才能扎根群众。村超的经验在于：自媒体先行，自建流量池；多元媒体融合，拓宽流量池；主流媒体下场，筑高流量池；由此，村超传播的成功成为众多媒体努力的成果。

202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76周年国庆日，外交部发布了专题短视频《正道》，“循正道而行，故无所不至”，其中榕江遭遇大洪水7小时后灾区面貌大变样的对比影像被纳入国家叙述——这就是榕江为自己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的位置。

在冷战刚刚降临的20世纪50年代的严峻时期，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发表了重要的长篇研究《日常生活批判》，对资本主义发展日常生活的“异化”发出警示，把马克思主义与日常生活的问题提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他的提问是社会主义如何介入日常生活？“我们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把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这种新生活）具体地定义为，一种在所谓生活经验上做出诸种变革的制度”。18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必然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争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日常生活应该如何？社会主义新人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如何？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列斐伏尔正是把“行动”看成是日常生活的要义。历史舞台上的大场景更像是戏剧“表演”，而戏剧、行动和生活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历史场景就是行动，必须按照行动的目的、结果来理解行动；用运动的、行动的、具有特定目标的意识来理解日常生活。因此，“表演”延续了现实，等于现实，探索着新的可能性。表演不是不诚实，相反，表演增加了现实：对情境的认识、行动，以及目标结果。因此，日常生活才类似于戏剧：“回放、浓缩和‘表现’真实的观众的生活”。深刻的历史研究必须考虑历史的整体：“观众、情境、巨大即兴喜剧的布景”，“有意识地把历史和人类的认识与过去、现在的生活——日常生活——联系起来”。19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近一个世纪前的论述完美地阐述了村超作为不落幕的博览会、大秀场和足球场的意义。不是符码的文化狂欢，不是符码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变革“经济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以及每天承载和“表演”民族文化的人民性，赋予了村超的“日常生活”以真实的、物质的、历史的涵义。

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和平凡世界才是历史的终点：

正是在日常生活中，正是通过日常生活，实现人化。每一个灵感、天才或英雄行为一定服务于——尽管主观上未必，客观上仍然服务于——平常的人。如果对这些时刻还另有声称的话，那么，那些说法一定落入了“异化”的领域，人在“异化”的领域里与它创造的世界分开了。伟大的事情一直都是以“异化”的名义来做的，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成功，或者说已经被放弃了，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平常人和平常的世界从它们那里受益。唯心主义利用这个事实来证明所有“伟大”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这个事实，我们必须看到真正的伟大，人类生活的伟大的形成。20

笔者愿意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看成是社会主义群众路线的历史呼唤，与榕江变“乐子”为“日子”的社会实践是一个跨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对话——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破解和展望社会主义与日常生活的难题。“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共产主义图景不就是对劳动与生活日常生活的描述吗？

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展望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就是一个“真实”的转变过程：

在单一展示“正面的楷模”形象的地方，需要真实人的形象，形形色色的、个别的，包含冲突和矛盾的需要，需要不同类型真实人的范例。对这种真实人的形象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有了一个正式的陈述，一定的消极类型的真实人的形象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许许多多男人和女人的内心世界里正在发生着新旧的冲突，积极的和消极的冲突。男人和女人处在转变中。

新人与曾经的他相似，新人正是在这种相似之中人性化了。我们发现，在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与“我们”之间的距离缩小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要有趣得多。21

这就是为什么村超报道中都是一个个平凡却真实走心的群众故事：各行各业的“群英谱”。用徐勃的话就是：人民群众是村超真正的英雄。正因此，在他看来，今天的榕江的内生动力已经具备，循环已经打通，通过“乐子”-“路子”-“牌子”到“日子”的道路已经贯通。

在榕江县古州镇的红七军军部旧址参观，讲解员念了一个红军宣传员的歌谣，叫作：“宣传员、宣传员，每天走在困难前，演讲喊叫吹弹唱，脚杆笔杆不得闲”。把“笔杆”换成手机，它就是今天榕江上万名“村超推荐官”的每天，也是38.5万榕江人民的每天。他们是村超的宣传员和通讯员，每天在山水中跋涉、奔走在困难前面，用自己的“每天”托举着村超的“日子”，也托举着村超的“明天”。

今天的村超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案例，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案例，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田野。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也是方兴未艾的过程，参与式观察的视角可以提供更多时代的证词，也是进入现场的方式——一个感同身受的内部视角，行动者的视角，是村超现象的一个剖面，也是村超“大传播”的一个侧影。而不同侧影的汇聚就能成就一个大时代的深描，成为时代本身。

其实，榕江的群众路线不仅仅是在县域范围内，也覆盖所有心系榕江发展的人们，这也是它的“大传播”战略。被戏称为“两块钱工程”的名誉村长和各种顾问、同乡会、同学会以及各类外部社会群团组织与个人，都被以各种方式导引到村超的能量场中——所谓两块钱，其实就是一本证书。笔者被榕江县人民政府聘为“贵州村超国际传播顾问”，从徐勃书记手上接过证书的那一刻，也是与榕江精神交汇的一刻。2024年6月26日，华东师大传播学院师生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奔赴村超开展暑期全媒体报道实践。笔者应同学之邀在飞机上写下了《向榕江人民学习，做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先锋队》的寄语：

勤于学敏于思笃于行，今天的国际传播尤其需要在这三个层面破局。既要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我们倡导作为“行动”的新闻传播学，以此促进马新观、主题报道和国际传播教学与科研的融合。因此，如何打通内宣与外宣的关系，破除教学与实践的阻隔，创新主题报道和典型报道的方式，把人物报道放在典型事件之中，以典型事件带动典型人物，创新“典型案例”的报道方式来面对“村超现象”“榕江经验”，真正把报道推进到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沿阵地？我们面对的也是一堂大课，榕江就是我们的大课堂。我们要向榕江人民学习如何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流量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的“人民足球”的首创精神，学习如何掌握新媒体时代的十八般武艺，让新媒体变身新质生产力，与“村超”一起走向世界，做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先锋队。

这是作为实践的马新观课程教学的尝试。“人民足球、国际传播”，是我们师生报道团队参加啦啦队时举起的醒目标语。

2025年3月，我们邀请了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组织（MST）议会代表团一行前往榕江参访。MST是拉美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社会运动组织之一。自1984年成立以来，它通过土地占领、生态农业实践和基层教育，并成为全球南方农民运动的典范。40年来，MST 帮助巴西45万家庭获得800万公顷土地，占巴西可耕地面积的2.3%。这些土地通过集体管理模式建立起500多个合作社，通过将土地改革、生态农业、基层教育和国际团结结合，为解决全球农业危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今天的MST已经是拉美社会正义的试验田，是重塑全球南方社会结构的创造性力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基层教育创新案例”。

在参访的过程中，他们了解榕江基层民主的实践，在村超现场参与全民唱歌跳舞，也深切感受到榕江人民对巴西足球和巴西人民的热爱；到“月寨孃孃团”的田头直播间做客时，会忍不住跳下田埂与孃孃们一起锄地。在座谈会上，他们回顾对比MST的奋斗历程，哽咽流泪。他们说，足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有节日、美食和精彩的民族文化，但我们没有“村超”，我们要学习“村超”。而巴西MST朋友们在村超现场倾情起舞的情景，也被各路自媒体抓拍冲上抖音头条。

2025年4月，笔者飞赴巴西圣保罗参加学术会议，专程去拜访MST的总部和农庄。在MST农庄电台的直播间里，笔者讲述“村超”故事时说，MST已经在有机化肥和农业机械方面与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了合作，而我最想推动的是MST-村超以足球为媒介的跨越地球的山海情。接待的MST妇女干部自豪地说，足球肯定是我们厉害，我们可以教村超的朋友足球技术，村超的朋友可以教我们做短视频。

2025年从苏超爆火开始，各城市与文旅结合的非职业足球“超”正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了村超的经验，也证明村超的群众路线是可复制和推广的，这就是“典型”的含义。不是塑造高不可攀、不食人间烟火的先进，而是鉴定和总结从实践中蹚出的路：一个可复制的方法论，让更多的人学习和对标，成为“日常生活”的典型，这恰恰是今天“典型报道”被忽略的要点。

“抓典型”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的工作方式，“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好典型“是来自群众、得到群众认同的，是可亲、可敬、可学的典型”。22这也体现为典型报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事在人为。

典型报道之所以是马新观的精髓，就在于它对标的是党的中心工作，也是马列主义“政党组织传播”性质的体现——之所以有必要锻造这一新的学术概念，是希望破解新闻传播学科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否躬身入局“中国式现代化”之实践现场的理论困境，也是解答所谓“张雪峰之问”的深层背景。村超的经验是重新思考典型报道和马新观的契机。

不同于西方以选举政治为核心的政治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基石，笔者把它命名为“政党组织传播”，是因为它要完成的使命就是成为政党组织和人民的喉舌，而“典型报道”就是方法论。村超作为“典型”不是普遍现实，但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代表了乡村振兴的方向和实践路径，是蕴含着未来的现实。它告诉我们，什么叫作党和人民的喉舌，村超的“大传播”不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吗？它体现的是毛泽东的党报思想，即报纸要靠大家来办，是全党来办，也是全体群众来办的实践活动——2025年1月4日村超新赛季开启，108支足球队报名参加，当笔者在村超现场目睹球员、志愿者、警察、清洁工、自媒体等各个行业的代表共同宣布赛事的开启，进入思绪的正是这一党报理念。它在今天的传承就是“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就是全党动手，充分调动各条战线的力量，实现党和群众的双向奔赴。

村超的“大传播”就是“大宣传”工作理念的创新性实践过程，它把全党最重要的经济工作和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熔为一炉，创新了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新机制，创造了新时代自下而上、立足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以县域经济系统性推进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这是以新型村集体经济形式为基础的乡村振兴典范。“大传播”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流通领域的事情，更是打通了生产与流通、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边界，这是今天讨论“新质生产力”在理论层面需要回应的重大课题，它包含了数字时代对劳动、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新界定，也包含了价值观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再探询，以及新时代群众文化、大众文艺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再探索。群众文艺本身就是中国革命创造的宣传道统，是政党理论的翅膀，也是双脚，是理论的道成肉身。

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改变干部作风，提升政府效率，营造营商环境，把政府转变为乡村振兴的平台和土壤，让社会自己成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三条路线真正贯通起来，就是“大宣传”的格局，就能营造上下齐心的社会氛围，激发社会正能量，凝聚更多的共识和力量完成振兴乡村的社会变革。其结果是在大洪灾下，整个社会积极互助自救、精神不垮；群众自发喊出“一座城一条心”的口号，同时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制度真诚感恩。《侗歌声声唱给党》成为灾后传唱最广的歌曲，歌曲歌颂了新时代高铁、飞机通到侗寨之后奔小康的生活，要把千年的侗歌唱给祖国、唱给党，希望美好的生活幸福万年长。这样的“党”和“祖国”该用什么样的政治传播理论来阐述？什么力量才能让“幸福”的日常生活永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是村超的发动机，是全体人民办媒体的创举，是让“传播”成为人民手中掌握历史主动性的舵盘。村超的群众路线正是政党组织传播最大的成功，一个可以看见、学习、借鉴的经验，一个真实可感的党性和人民性兼备的村超，一个今天处于系统性变革的主流媒体需要重新找回来的定位。在推动21世纪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过程中，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如何重新建设作为历史实践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对此，中国应当做出更多的贡献。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它将载入史册”。23作为行动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是马新观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精髓，即作为行动的实践是传播之源。传播从来就是一个动词，传播是干出来的，是历史能动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是作为实践的传播，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观，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播，也是今天需要破除学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重新确立的起点：重要的是带领群众改造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传播观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是今天迫切需要的理论建设。由此，笔者尝试以“政党组织传播”作为核心概念，贯穿从党报理论到“大宣传”理念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实践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把“宣传”从冷战胜利者的污名中解放出来。什么是宣传？1927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所谓宣传，其实就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24今天美国推行的所谓“新冷战”，实质依然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而思想战的背后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现代化”道路之争，是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还是寡头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也是今天国际传播的激烈战场。

今天学术界热衷于讨论来自西方的跨媒介理论、媒介的物质性、具身性、媒介域，以及媒介化的各种理论。但是，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实践从来就是跨媒介的、物质性的、具身性的、组织化的媒介域，它可以是新闻，也可以是文艺；可以是墙上的标语、口号、壁报和旗帜，也可以是人际传播的识字班、扫盲课、“列宁室”；可以是党报、通讯员网络、电台、广播，也可以是戏曲、音乐、舞蹈和绘画，即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方式：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传播能量场。

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重要思想就是全民族抗战，就是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让每一个士兵和每个人民都知道为什么要打仗，方能造成抗战的热潮，否则抗战是绝不可能胜利的。在具体的政治纲领明确之后，怎么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25

抗战就是一场伟大的跨媒介运动，抗战的胜利不是媒介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村超也是当仁不让的跨媒介传播，是新时代摆脱贫困的“人民战争”，走向共同富裕的“人民战争”。不是作为本体主义的媒介，而是当作为改变世界进程的媒介运动成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才能推动历史的改变。而只有在这样的运动中才能发现媒介、创造媒介、变革媒介。

上述西方理论之所以都不足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组织传播”的特性——因为它从来不是围绕着某一特定媒介而展开的，而是围绕着政党的使命，及其整体的历史实践活动而展开的，传播就是这个实践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与物都能够被转化为媒介，并在实践的过程中表现为历史主体性和历史主动性。这就是为什么把传播指认为物质性、具身性和媒介化等等是不够的，这样的物质性只是被动的物理性，没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三位一体的“政党组织传播”就无法阐述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体。这就是今天作为中国故事的村超带来的启示，而典型报道就是为作为实践的群众运动命名，让他们在历史中显影，成为先锋队。“先锋”就是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

不是报纸、电台、戏剧、音乐等等的媒介性决定了传播，而是历史运动的实践性决定传播。不是形而上学的物质性，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物质生产活动才是传播的物质基础；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群众日益自觉地参与历史进程，最终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的推动力，同时是传播的推动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的基石，也是区别建筑于西方新闻业基础上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分水岭，是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在既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客观制约下，由人民实践推动的制度创新。希望村超这样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动新闻传播理论回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点，舍此，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产生。

今天，中国进入“新长征”，面对的是百年变局下新的围追堵截，中国要与全球南方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在全球南方走群众路线、建统一战线，才能突破各种艰难险阻，共同完成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任务。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大传播”事件的村超之大，就在于它不仅仅属于榕江、中国，也将属于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到底就是一个跨越万水千山、共融共通的大传播实践。

参考文献

[1]欧阳章伟、王永杰：《“村超”密码》，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1页。

[2]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3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06/c_1125674682.htm，2025年12月31日。

[3]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3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06/c_1125674682.htm，2025年12月3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页。

[5]《习近平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2014年3月7日，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4-03/08/content_1843517.htm。

[6]万秀斌、汪志球、程焕、苏滨：《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为抓手——贵州高质量发展开新局》，人民网-人民日报，2022年2月9日，http://gz.people.com.cn/n2/2022/0209/c344124-35126168.html。

[7]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2022年1月26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6/content_5670527.htm。

[8]贵州省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黔东南自治州“黎从榕”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的实施意见》（黔府发〔2022〕7号），2024年4月25日，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cfg/szfwj/qff/202204/t20220425_73603162.html

[9]〔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320页。

[10]上游新闻：《对话当事人丨忠诚大食堂重启，杨胜涛：“村超”期间2000份感恩盒饭欢迎品尝》，2025年7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8694201139341183&wfr=spider&for=pc ，2025年12月31日。

[11]作者调研访谈内容。

[12]文汇·上观：《村超重启｜球场灯光亮起，抚平洪灾伤痛，足球是榕江人的纽带与希望》，2025年7月28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954157.html ，2025年12月31日。

[13]榕江县人民政府网站：《榕江县持续打造“村超品牌”实现流量赋能乡村振兴》，2024年8月27日，https://www.rongjiang.gov.cn/xwzx_5903512/rjyw_5903513/202408/t20240827_85484693.html ，2025年12月31日。

[14]罗羽：《“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2页。

[15]新华社：《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2023年12月3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3673.htm ，2025年12月31日。

[16]欧阳章伟、王永杰：《“村超”密码》，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 32页。

[17]欧阳章伟、王永杰：《“村超”密码》，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 56-57页。

[18]〔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叶齐茂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19]〔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叶齐茂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4-126页。

[20]〔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叶齐茂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0页。

[21]〔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叶齐茂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2-43 页。

[22]习近平：《要善于抓典型》，《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212 页。

[23]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24]〔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5]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1页。

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6年第一期

原标题：村超的“大传播”是如何炼成的？——以“政党组织传播”为视角的实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