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农民运动研究所，一位中国学者与该所的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争论中国农村是否已经资本主义化，在北美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平台上，他批评魏特夫关于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述，又与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托尼就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和现代化道路展开持续对话。这位学者就是陈翰笙。

陈翰笙有着革命和学术交织的传奇人生。陈翰笙的初衷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生产，他出于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关系的深刻关切，用研究回应当时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路径的各种观点。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已经在商业资本的渗透下走向资本主义，有人试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的特殊形态，也有人倾向于从传统农业文化和技术条件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困境。

面对这些观点，陈翰笙没有停留于抽象的概念争论，而是将土地占有、地租关系、农民生计和乡村生产实践作为分析起点，组织“中国农村派”，以具体的调研分析回应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种种判断。面对时代之问，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正是在回应国内外论争的过程中，立足本土调查，形成了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的深刻认识。

本文通过梳理三次跨国学术交锋，揭示陈翰笙及其“中国农村派”对当代的启示——他们的学术实践不仅提供了“中国何以变革”的本土革命答案，更成为一种向世界阐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现代性与底层民众正当诉求的公共学术话语。

作者 | 冯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近代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教育的研究）

责编 | 卓嘎、RCY

排版 | 净怡

一九三七年夏，时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处研究员的陈翰笙，赴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与密西西比棉花种植带考察。彼时罗斯福新政以财政补贴与合作机制介入，推动了当地棉业资本发展，也缓解了佃农对农场主的依附。陈翰笙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走访路易斯安娜与密西西比后，我对棉花带资本能否发展这一问题，看法已然改变。我过去对此持否定态度，如今则认为其具备相当可能性。”陈翰笙此时即将完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该书基于美种烟草中国种植区的调查，考察工业资本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美国南部一行使得陈翰笙直观地体会到了美、中农村形成的鲜明对比，意识到中美农村的根本差异：现代国家与资本协作的改良路径，在美国可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却无法复制同样的现代化道路。

《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中关于6个典型村落美种烟草扩种情况的图表。书中指出，美种烟草种植的推广乃是外国资本盘剥农民收入的手段 | 图片来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Garland Publishing,1980

一次看似寻常的田野考察，折射出陈翰笙农村研究的底色——没有仅仅就中国谈中国。陈翰笙是二十世纪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家、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开拓者，也是怀揣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践行者。长久以来，学界以“中国农村派”指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翰笙引领的学术群体。这一称谓源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陈翰笙与王寅生发起成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会刊《中国农村》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后世研究者采用“中国农村派”，旗帜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群体以土地为中心、聚焦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主旨。然而，以今日学术视野回看，若将中国农村派拘囿于本土思想论战脉络之中，常常简化甚至遮蔽了陈翰笙及其引领的中国农村研究的问题意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翰笙行走于苏联、中国、欧美知识界，这期间展开的跨国学术交锋与对话将中国农村置于世界资本经济、殖民秩序与全球左翼进步思潮中。这些交锋和对话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农村派调查研究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美学院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的看法。下文呈现的三次学术交锋与对话，一次发生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另外两次发生在陈翰笙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期间。

一九二六年，陈翰笙由李大钊和苏联大使加拉罕引介加入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春李大钊被捕后，陈翰笙与其妻子顾淑型辗转流亡到莫斯科，成为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该研究所由共产国际筹办，汇聚了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彼时苏联学界正掀起多场激烈的论战，其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苏联本土以及中国等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分析，为苏联新经济建设，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探索实践路线与理论方略。在这样的氛围中，陈翰笙遇到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论敌——苏联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匈牙利学者马季亚尔（Lajos Magyar，也译为马扎亚尔）。

马季亚尔是陈翰笙所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部长，一九二六年曾到访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十九世纪中期在研究东方社会、殖民问题时，以中国、印度、波斯等东方古国为样本，对比欧洲古典奴隶制、中世纪封建制，概括出来的一种社会形态。二十年代，马季亚尔将这一理论极端化，并认定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非奴隶社会，又非封建社会，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支配的“水利社会”。一九二七年陈翰笙访问农运研究所时，马季亚尔正在撰写《中国农村经济》（一九二八）一书，并断言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早已在帝国殖民商品资本的渗透下彻底资本主义化，中国革命无须担负反封建任务。

陈翰笙并不同意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无封建社会说，却因为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驳倒他。一九二九年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陈翰笙写道：“同马季亚尔的争论，一年来时时浮现在我的脑中。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我说得出来，但要拿出充足的证据，又感到脑中一片空白。对，工作应该从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入手。”莫斯科归来后，陈翰笙相继组织了无锡调查（一九二九）、保定调查（一九三〇）、广东调查（一九三六）、美种烟草种植带调查（一九三九）。这些调查是对马季亚尔中国农村无封建社会论递进式的、实证性的回应。

苏联农运所与马季亚尔交锋的经历，让陈翰笙深刻认识到，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式争论并无价值，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会与中国社会实际脱节。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自此成为陈翰笙开展乡村社会研究的核心路径。梳理这一阶段留存的史料能够发现，几乎没有陈翰笙直接投身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纯理论文字。在无锡农村调查期间，陈翰笙团队走访二十二个村落，一千二百零四户农户，统计发现当地通行的 “亩” 竟有一百七十三种不同实际计量标准，最小仅 2.683 公亩，最大达 8.957 公亩；即便是同一村落，田亩丈量规格最少也存在五种差别。陈翰笙在经典文章《亩的差异》中写道：“要得到亩的实际大小，只能从各家所有或所耕的农田一块一块的去分别调查。”平实文字背后，清晰映照出从莫斯科归国后，陈翰笙及其引领的团队深耕实地、细致入微的调查治学取向。

继无锡、保定调查后，陈翰笙的农村研究依托于一个关键的跨国平台展开，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太平洋国际学会一九二五年成立于美国夏威夷，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颇具影响力的跨国学术组织。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学会召开了七次主题讨论年会，持续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有关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调查研究，不少调查研究成果至今仍颇有影响。三十年代，学会进入发展的鼎盛期，试图突破区域限制，建立苏联分会，聘用亚洲国家本土研究员，资助不同学派学者引领的亚洲区域社会调查等。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翰笙的中国农村调查进入了学会的视野。

此时陈翰笙得以嵌入太平洋国际学会这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欧美跨国学术机构的另一个背景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陈翰笙的身份定位。学者麦金农（Stephan Jr. Mackinnon）近期研究指出，尽管陈翰笙曾参与秘密情报工作，但他的使命并不是政治活动或作政党的喉舌。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均敏锐地意识到陈翰笙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有意识地将他塑造为具有独立身份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以影响中外知识舆论。在笔者看来，这一身份的留白，正是陈翰笙在三十年代得以行走于苏联、英美知识界的重要背景。

三十年代，知识界对中国等传统农村社会发展路径分歧显著，一边是苏联马季亚尔的中国无封建社会论说，一边是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卜凯等英美学者所主张的、以技术改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径。一九三一年十月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双年会，欧洲经济史学家托尼（R. H. Tawney）应邀提交关于中国工业化前景的报告。这份报告即是后来在经济史学界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九三二）。托尼在书中提出一个关键判断：中国工业化道路可能与欧洲截然不同。卜凯调查所揭示的中国土地利用不充分现象，有其深层社会与文化根源，不能简单归因于技术与管理不足。

托尼的质疑，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工业化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陈翰笙虽未出席此次上海年会，但托尼主持的圆桌讨论援引的重要文献之一正是陈翰笙的无锡调查。该调查以翔实数据证明，农户并非拒绝机器灌溉，是否采用机器与土地规模、农户条件直接相关，从而引入社会关系、地权结构等因素，限制了卜凯团队提出的机械现代化解决方案。学会充分肯定了托尼的看法，上海年会的综述写道，我们“认识到中国农业的进步并不能依靠引进西方昂贵的农场机器……很多西方机械不适应中国的条件，不仅因为其在资本投资和运营成本方面的费用，还因为小农场、小田地和不同的做法”。

一九三一年上海年会后，太平洋国际学会意识到了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创新价值，聘用陈翰笙为中国通讯作者，并邀请陈翰笙参加一九三三年学会年会并做主题报告。然而，陈翰笙并没有接受学会视其为卜凯调查重要“补充”的学术定位。他主动将源自莫斯科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引入了以太平洋国际学会为平台的英美学院派知识界。他在学会机关刊物发表的第一篇原创论文，是一篇书评，评论对象正是马季亚尔在欧美的理论继承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陈翰笙肯定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一书触及卜凯调查的局限，但批评其不加批判地使用卜凯的农场管理数据，未能跳出农耕技术论的局限。魏特夫在书中抨击当时苏联、德国等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表面化地运用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说。对此，陈翰笙写道，魏特夫的研究与其沿用的马季亚尔学说如出一辙，缺乏实证研究和深入分析，仅凭《京报》和二手文献立论。这并非陈翰笙唯一一次在太平洋学会的平台上驳斥亚细亚生产方式，此后在东京召开的会议上，他再次与魏特夫以及在日本学界推广水利社会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平野义太郎展开舌战。

陈翰笙凭借其扎实的农村调查、出色的语言与跨文化沟通能力，获得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组织者的信任。学会组织者霍兰德（William E. Holland）曾这样描述三十年代的陈翰笙：“陈个性开放，很有感染力——不像许多有他这种学术背景的学者那样矜持、保守，是不可多得的、兼顾学术的组织人才。”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在霍兰德等学会组织者的邀请下，陈翰笙赴纽约担任学会秘书处中国问题研究员。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这一平台上，他持续推进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并深入结识了另一位重要的学术论敌和对话者——前文提到的托尼。

过往学界鲜有关注陈翰笙与英国经济史家托尼的交往及其蕴含的重要价值。托尼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一九二六年出任《经济史评论》主编，长期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为工业化转型阶段的欧洲社会，在西方经济史学界拥有深远影响力。一九二九年末，依托太平洋国际学会组织者霍兰德的陪同协助，托尼赴天津、北平、南京等地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研；其后又受国际联盟委托再度来华，专项考察中国教育。此番在华期间，托尼结识了陈翰笙等一批深耕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的学者。调研结束后，托尼成为太平洋学会工业化问题的核心顾问，深受霍兰德等学会组织者信赖。

托尼虽意识到卜凯单一技术取向研究的局限，并注意到陈翰笙无锡农村调查中凸显的社会结构性要素，但是，在托尼的认知框架中，陈翰笙、卜凯等呈现的中国土地分散、利用不充分的状况是一种文化现象。他写道，中国微小的土地上，中国农民已穷尽人力、发挥全部自主能动性，练就精湛农耕技艺，却也持续透支自身生存资源；绵延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致使中国现代工业转型步履迟缓。近代中国与工业化前夕的英法两国只有发展程度之别，不存在本质性差异。

一九三六年夏秋，陈翰笙依托广东三十八县一百五十二户农户实地调研资料撰写的《中国地主与农民》由纽约国际出版社付梓。陈翰笙在书中直接与托尼展开学术对话。他指出，广东农村暴露的生存困境，和前现代英法社会绝非程度差异，而是根本性质的分野。他写道：“在广东，三分之一的农户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到五亩 , 将近半数的农户完全没有土地，全部耕地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从地主那里租进的。”这种农业土地制度使得地租而非资本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的主导，封建的社会生产关系得以持续。而维系这种封建关系的是近代中国独有的利益群体：依靠地租敛财的地主、以苛捐杂税生存的官僚与军阀、操控农产品市价牟利的商人和买办、依靠高利贷盘剥农民的放贷者。三十年代广东农民一成不变的生产生活和疾苦，根源并非单一文化惯性，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一套完整的经济、政治生产关系。

一九三七年秋季，托尼回应陈翰笙的书评刊发于学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彼时陈翰笙正担任该刊编辑，二人极有可能就此展开过深度交流。事实上同年初，太平洋国际学会批准陈翰笙启动英文读本《农村中国》的编纂（该书于一九三九年出版），这部读本整理、译介了中国农村派包括无锡、保定、广州等多地的核心调研成果，而受邀为全书撰写导言的正是托尼。梳理二人完整的学术往来脉络可见，陈翰笙与托尼保持着深度、持续的学术互动。托尼在给陈翰笙的书评与导言中均指出，相较于此前同类研究，陈翰笙的农村调研打通了土地所有、土地利用、市场与资本、乡村工业多维的线索，更为完整立体地还原了中国乡村工业化图景。这无疑是以托尼为代表的太平洋国际学会英美进步学者，对中国农村派研究价值的肯定。

托尼在英文读本《农村中国》导言中突破了过往英美学院派将陈翰笙研究视作卜凯技术调研“补充”的固有定位。他对欧美依靠技术改良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能否复刻于中国这一问题，做出了清晰的判断：改进农业方法无疑至关重要；然而，若将这一理念传授给那些因寄生性利益的剥削而陷入贫困、缺乏实施所需资源的农民，则纯属徒劳。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土地制度法律框架的重建先于农业生产技术及农业商业运作方式的现代化进程；若前者未能实现，后两者亦无可能实现。可以预见中国也必将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唯有改革土地所有权制度、打破高利贷者与中间商的垄断，才能期待取得显著的技术进步。……一个勇敢应对土地问题的政府，则既无需惧怕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也无需担忧国内动荡。它将拥有五十万个村庄的信任与支持作为坚强后盾。

该导言成文时正值全面抗战相持阶段。一九三九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调整封建生产关系，动员乡村力量投身民族抗战。对照彼时抗战中国的实践，陈翰笙的社会分析说服了托尼，他认识到了制度变革优先于技术改良的中国乡村现代化路径。

从莫斯科的交锋到中国乡村的田野行走，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跨国争论到面向欧美知识界的严谨著述与学术对话，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陈翰笙及中国农村派立足大地、跨越寰海的学术思想轨迹。今天对“中国农村派”进行更完整的历史还原，并非单纯的学术迭代，而是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放回二三十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学脉络之中，嵌入全球反帝反殖和左翼进步思潮。中国农村派的研究，不再只是解释“中国何以变革”的本土革命答案，更成为向世界阐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现代性、阐释底层民众正当诉求的公共学术话语。

《一代传奇陈翰笙：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

[美] 史蒂芬·R. 麦金农著

熊鹰译，范世涛、黄燕民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二〇二六年版

文章来源：《读书》2026年10期，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原标题：冯淼：三次交锋：陈翰笙及中国农村派的跨国学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