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育种(Participatory plant breeding,简称PPB)，就是指通过农民的参与，运用在地知识，并且直接在农民的农田进行试验，选拔适合农田环境的品系，有效产生较多的品种，使农田的生物多样性增加。 这个概念听上去很陌生，但是自主留种选种却是世界各地的小农数千年来天经地义在做的事，只不过近几十年“绿色革命”以来，农民长久培养的传统才遭到破坏。重新让农民参与到育种的过程中来，重新赋予他们最基本的种子主权，则是一项艰难而缓慢的工作。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宋一青老师的团队就是在从事这样的研究。

 

人物介绍：宋一青，现任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项目主持人。中国农科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课座研究员。1993年毕业于荷兰社会发展学院（ISS）农业农村发展专业，获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从事农业科技和推广政策，生物多样性和相关法律法规，农民组织和农村社区发展及社会性别等方面的研究。曾出版译著《种子带来的生机：参与式植物育种》（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

 

 

宋一青

 

以下根据宋一青老师在第四届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我们团队属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小的团队，最多的时候五六人，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今天我代表团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所行所思。

 

一、种子主权是食物主权的根基

 

种子主权是食物主权的根基，是基石之一。种子主权，就是说农民有权利在自己的地里留种、换种。

这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农民的种子系统。种地留种，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个种子系统就是维持我们几千年农耕的生态根基，没有这个生态根基，传统农耕就断了。老祖先都是这样走下来的，“饿死爹娘不吃种粮”。农民有能力、有知识来做这些，而且还有一些农民，自己还会进行简单的育种和杂交，这方面有很多的案例。

因为几千年这样延续下来，农民根据气候变化、需求变化，不断地筛选和优化品种。而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杂交育种开始了。最开始的时候是玉米育种，开始大规模的玉米种子生产，商业化的种子生产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种子慢慢商品化了，大规模走向全球，这也是当时“绿色革命”的根基之一。

在粮食安全和种子安全方面，过去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很好，中国是绿色革命最成功的案例。中国这么多年来，靠高产技术和杂交品种来保障粮食安全。我国农业部和其他部门一直很强调“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方式是通过国家研究体系、国家育种、种子公司、推广部门全系统地进行，从60年代到80年代都是这样进行。

目前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呢？现在面临的现状是从种子安全转到种子主权，现在很多农户几乎没有种子可留了，大多数都要买杂交种子，尤其是三大主粮——玉米、水稻和小麦，其他的作物情况还好一点。

原来特别强的国家研究体系和推广体系基本上也是商业化、私有化。政企不分，角色不明，影响我国种业发展。同时，在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种子法律法规滞后。有关法律是2000年出台，但是已经追不上快速变化的形势（比如转基因），许多国际法出台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应对，有好多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做。

过去让我们感觉特别骄傲的杂交品种，其实也出现问题了（后面会讲到）。紧接着跨国公司、转基因问题都出现了。我们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不是说我们现在还蹲在绿色革命成功案例上就可以的。

2011年国发8号文件紧急出台，国务院种子会议在云南召开，农业部种子局也成立了，出现好多政策应对这些问题。种子法在修改当中，可能很快就要出台了，还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要出台，应对转基因等问题。

而绿色革命是怎么取得成功的？几大主粮的单产产量的确涨得很快，但化肥、水利、地膜、农药使用量都在上涨。只有土地面积没有上涨，我们只能靠单产上涨保障粮食安全，这是绿色革命成功的模式。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其实很严峻，我们使用的化肥量和世界相比高出很多。粮食产量的数量很重要，但是土地有限，我们只能靠单产。但是几大作物的单产也有问题。开始单产涨得很快，后来就开始慢了，增速下降而且趋于平缓。小麦的情况好一点，水稻和玉米的单产增速减缓比较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种质基础的狭窄。在一个阶段当中，几个杂交种就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的种植面积，全国农作物品种变得很单一。

比如，90年代，广西培育出30多个杂交种，其中一个亲本就完全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材料，特别的单一。为什么呢？这是跟整个研究激励机制有关系的。大家都想拿杂交种申报项目、申报职称，完全忽视了常规育种，很多就直接用自交系来育种，忽略群体改良、常规育种、前育种……这就导致了基因基础狭窄。基因基础狭窄，对于是否能选育出好的高产品种就产生了影响。在同一时间，阿根廷、美国等国家的杂交种一直在进步，但是我们的杂交种已经停滞了。只有小麦做的前育种和常规育种做得比较好。

另外的问题是农民地里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就是我们说的“农家种”减少。2010年，我们在西南三省做了几百个农户的随机调查，反映出来的情况是：农家种的覆盖面积消失得非常快，包括玉米和水稻，当时大豆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最近我们又做了调查，大豆品种最近这几年在西南地区减少得也非常快。我国西南是唯一大豆资源比较宝贵的地方，但是现在消失很快，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做深入的研究。

有一种说法是，“农民地里的品种消失就消失吧，无所谓的，我们有很多很强的基因库，各个国家也有，省里也有，这些品种我们已经收了好几遍了，没事的。”但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实验室分析，把170个从西南三个省，广西、贵州、云南收到的玉米农家种做了一些分析，得到的最初的结论是：其中有一些品种是30年已经收到基因库里了，现在我们再到村里把这些种拿回来，跟当时收的品种相比，现在的品种比库里的品种基因更丰富、更多样性、抗逆性更强。因为这几十年来，农民在不断地选，气候在不断地变化，植物在地里是活的，不断地跟大自然，跟人的生活、生计在互动，因此种子基因会更加丰富，更有抗逆性。但是基因库是静止不变的。所以这两者是互补的关系，有基因库是很好，但是它不能替代在地的保护，这是我们的结论。

从该结论可以看出，这些种子基因的丰富多样性是由于环境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农民生计需求的多样性而形成的。这些多样性是农民的贡献，农民选择这些种子，一直保留它们，这是巨大的财富，而且是我们的根基，肯定不能把这样的财富丢了。

 

 

 

二、小农经济和传统农耕的现状

 

大家都说“衰败的乡村”，我觉得不是衰败。我们在很多社群做了定性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农村现状确实都是“386199”部队，妇女、孩子和老人坚守在农村，这是现状，正在消失的传统品种也是现状。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研究都可以发现，传统的价值观、信仰和乡土网络还在那里，这些方面还在持续地创新，外来的、打工带回来的观念、科技等等，还在创新、还在往前走。有弹性的生态文化系统，即小农耕系统也还在一直往前走。这是我们的基地，也是留守地，是故乡。乡土网络还一直存在，乡村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了，所以相互之间的互助、互换等还非常的活跃，而且有些地方还在加强。

 

三、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从2000年开始，我们做的是参与式选育种。参与式育种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合作、交流、创新、多元、应对。把科学知识和农村传统知识结合在一起，不断发展。

正规育种在前育种、种质资源收集、评估等方面做得比较多。而农民做得比较多的是品种保育、种子交流会、种子库、种子登记、参与式选育种、社区的小规模种子生产等等。要想把种子保留下来，一定要让传统的种子、资源和知识有增值，让农民认可和增值。怎么增值呢？

很重要的第一点是要给大家展示。最开始，我们启动农民种子展示和种子交易会，农民觉得很好，看到大家都喜欢和认可这些老品种。现在他们自己每年都组织一次，收成以后和种植之前，大家相互展示、相互交换种子。农民之间相互的交流和分享也是很重要的。我们12月刚开了很大的种子交流会，在丽江举行的。农民相互之间的交流，比我们告诉他们还重要。

大家都讨论“大农”和“小农”的问题，一直认为小农可能很难支持食品安全。最近我们做了两个案例对比，一个案例是广西陆荣艳的案例，他们做小规模的生态循环农业，猪+沼气+菜+玉米+猪，形成一个循环，市场就是通过CSA模式、从田间到餐桌。广西爱农会就是把土生良品和饭店结合起来。结果是两三年之后农民收入增加5倍，而且他们没有占耕地，玉米还在生长，他们种的是房前屋后的菜品、房前屋后建小规模猪圈，是用妇女小组的方式来做这项工作。

还有一个大规模案例，其实这里所谓的大规模也不是大规模，实际上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通过合作社的平台形成了大规模，他们跟对口的有机食品公司结合在一起，做订单农业。这两个比较我们都有比较详细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农民的小规模生产和小规模的村与村的交换在大框架下还是允许的。

 

四、生态文明及思考

 

种子探索的路，从1998年我做博士论文开始，一直走到现在，十多年了，也出了好几本书（中文书较少）。有些思考和大家分享：

种子是生态文明当中很基础的东西。最近我们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那么“生态文明”到底是什么？第一点，我比较同意温铁军老师讲的，生命文明最根本的特点、它的内涵就是“多样性”。我们必须要尊重自然界，和人类多样性的存在，没有多样性，就没有这种生态文明。我们可以看到大的生态圈里面什么都有，多样性是特别重要的东西（不管是生态方面的，还是文化方面的）。

但是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又是多样性的最基本的核心和保障。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不可能单一地用一个学科解决所有的问题，好多问题涉及到交叉学科。我们政府讲三农合一，城乡一体化，城乡合一，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今昔合一”，我们肯定不能把传统的东西丢了。现在的科技还是很需要。转基因是技术，但是它是危险的技术，可能有益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危险。我们需要好多的变化，比如说多元、多层、多学科，才能真正达到所谓的“生态文明”。

国家在强调创新，但更多的是讲技术创新，很缺乏的是机制方面的创新，比如机构、社会、法律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远远走在了机制创新的前面。

演讲从种子开始，现在返回到种子——爱农会的口号是“做有种农夫，吃有种食物”，但我们还要“做有种市民，吃有种食物”。

 

 

相关信息：农民的种子、传统知识和参与式育种研讨会在云南丽江举行

2013年12月6日到8日， 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和第三世界网络联合主办，美泉纳西传统文化中心、中国生态学会民族生态学专业委员会、丽江三真生态园协办的， 农民的种子、传统知识和参与式育种：分享和探索共同的目标和行动研讨会在云南丽江举行。研讨会汇集了来自英国、德国、荷兰、马来西亚、秘鲁等国外专家，以及国内研究机构、大学的专家学者，和来自广西古寨村和云南石头村的村民代表50余人参加。研讨会不仅介绍各研究团队的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外最新动态，而且也分享参与式育种等实践案例的经验，并在石头城举办了农民的传统农业创新体系和农民种子交流会，来自云南纳西族的农民和广西古寨村的农民分享了他们保护、传承农家种子的经验，同时相互交换了传统农家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