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今天在城市里买到的菜品，往往让人有一种“食之无味”的感觉，这看似普遍而浅显的生活现象背后，潜藏着的其实是整个农业食品体系的结构性变迁。而今天的这篇文章，便从文化、历史、经济等角度细致分析了导致这一变迁的因素。文章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说起，认为中国经历了一个城市化大跃进，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的是城市用地的膨胀与市郊农业用地的迅速减退，进而割断了城市消费者与土地的联系。另外商业资本这只无影无形却又无利不往的手控制农业之后，为了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在上游不断压低农产品价格，迫使农民不得不利用化肥农药添加剂等化学农业技术“多快好省”地生产出“物美价廉”的食物，其结果就是现代农产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且对生态环境以及消费者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最后借鉴古巴、台湾的抵制农业资本的实践，着眼于中国大陆近年来蒋高明老师的生态农业、小毛驴社区支持农业等实践认为，公益性的生态农业取代资本化现代农业是未来之趋势，只有回归农业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才能保障国家与人民的食品安全与生态可持续。

舌尖上找不回当年的味道

　　西红柿炒鸡蛋，最简单最常见的一道家常菜，却让很多人从小到大百吃不厌。此菜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色彩鲜艳，最重要的是口感极好，鲜嫩的鸡蛋被浓浓的西红柿果汁包裹着，舀一勺放进嘴里，酸甜爽滑，满口清香，让人食欲大开，欲罢不能。无论是搭配南方的米饭，还是北方的馒头，都十分美味可口，因此纵横大江南北，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我从小就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现在，西红柿炒鸡蛋仍然隔三差五出现在饭桌上，只是，现在的西红柿炒蛋的口感已经完全没办法跟80年代比了。这道菜的好坏全凭食材，没有好的西红柿和好的鸡蛋，怎么可能做出好的西红柿炒蛋。现在超市里的西红柿又大又圆，红彤彤光彩照人，但即便熟透了也还是硬邦邦的，买回来切开，果皮很厚，果肉很硬，果汁很少，切碎了捣烂了加上盐放进锅里使劲儿爆炒蹂躏，也炒不出西红柿汁，成不了糊糊状的西红柿酱。超市里的鸡蛋，打进碗里蛋清水汪汪的，没有黏性，煎出来的鸡蛋也没有香味。吃着这样的西红柿炒蛋，觉得整个人生都不美好了。

　　很怀念小时候家里的西红柿。那时候的西红柿是自然生长的，虽然其貌不扬，但吃起来绵软沙甜，皮薄多汁，有一种西红柿特有的味道。今天，城市里的超市和农贸市场，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新鲜的西红柿，样子很好看，却没有西红柿的味道。

　　菜无菜味、饭无饭香，舌尖上再也找不回当年的味道。这么说不是有意要厚古薄今，不是因为物质丰裕把我们的嘴养得太刁了，而是现代农业体系通过工业化方式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品质实在太低劣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但美食毕竟是人生的一大幸福源泉，更何况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吃货的行列。可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底层劳动人民，每天都消费着这些缺乏营养又索然无味的农产品，只能靠各种调料来刺激我们的舌头，而现代食品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精确调配食品添加剂，能够让我们从垃圾食品的消费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比自然的味道更让人着迷，就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想想真是恐怖。更恐怖的是，城市底层劳动人民除了这些工业化生产的品质低劣的农产品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我们每天消费的各种食品和农产品，要么来自超市，要么来自农贸市场，总之不能由自己生产，也不能直接来自农民。超市和农贸市场成为农产品流通的唯一渠道，你可以选择A超市，也可以选择B超市，但是，追踪溯源，它们都是在同样的几个产地，用同样的方式生产出来的高度同质化的商品。之所以把主语限定为城市底层劳动人民，是因为当前的中国社会食物消费已经体现出明显的阶级分化，权力阶层有特供渠道，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可以从高端市场选择价格更高、品质更好的有机食品，包括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群体在内的城市劳工阶级，构成规模庞大的城市底层群体，成为工业化农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农业-食品体系的变迁

　　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还是一个乡土社会，那时候城镇化水平还很低，绝大多数人口还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主业，农民种地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家庭的消费，而不是为了赚钱。农产品就地生产、就地消费，不需要长途运输，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防腐剂、保鲜剂。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菜园子，根据季节变换种植不同品种的蔬菜，不同季节吃不同的菜，因此才有“时令”蔬菜的说法。瓜果飘香的收获时节，也常常是传统的节日，比如刚刚过去的中秋。农民种地主要施用农家肥，各种生活废料经过发酵后还田，农村中很少有真正的垃圾。不违农时，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生态循环，这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生产经验和生活智慧，也是一种农耕文化。

　　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加速，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小城镇，限制大城市的规模。以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发展小城镇，实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认为小城镇有很多优势，包括城乡距离较近，差距较小，工农城乡可以优势互补，避免农村的空心化和城市病。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中国的城市还远不像今天这么庞大和“现代”，当时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乡的边界并不清晰，距离并不遥远，城市的管理也远没有今天这么“正规”，农民可以带着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到城市销售，农贸市场、赶集、街头路口摆摊、走街串巷等等，形式多样，可以跟消费者面对面进行交易，甚至建立长期而稳定的买卖关系。城市周围就是农田，也有大量的菜地，城市居民可以直接到郊区农民的田间地头购买农产品。一户城市居民，总有一些三大姑八大姨就住在附近的农村，相互之间的走动，也可以送些农产品作为礼物。

　　1998年，中国经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包括启动房地产市场等等。此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城市化大跃进，城市规模像摊大饼一样迅速扩张，在很短时间内涌现出很多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土地财政刺激了政府不可遏制的欲望，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大量减少，城市居民和农产品产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管理日益“现代化”，农民也不再能够直接带着自己生产的鲜活农产品到城市销售，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沟通的渠道被堵上了。农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必须要经历非常多的中间环节。以西红柿为例，农民把种好的西红柿卖给上门收购的菜贩子，再由菜贩子运到产地批发市场，卖给大的菜贩子，大菜贩子把集中起来的西红柿用大货车运送到大城市的农贸批发市场，销售地的菜贩子从批发市场采购，运送到社区农贸市场或者超市，再销售给城市的消费者。在分散的生产者和分散的消费者之间，中介环节就显得非常重要，层层中介环节不但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资本主义必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随着大型商业资本开始控制农产品的销售环节，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

商业资本控制的食物链

　　近些年，在大中城市，大型连锁超市迅速崛起，它所经营的农产品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从超市购买农产品。拥有成百上千家门店的连锁超市作为销售终端，可以大批量集中采购，实现对供应链上游的控制。为了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物美价廉”的要求，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超市在采购农产品的时候，一方面极力压低成本，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产品质量。由于消费者并不了解农产品的生长环境和生产过程，也不能够判断农产品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同等价格下，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最直接最主要因素就是外观。因此，超市特别注重产品的外观。

　　以西红柿为例，消费者总是希望西红柿能够果形端正、大小适中、色泽鲜艳、表皮光滑，那些偶尔有点小瑕疵的西红柿，虽然并不影响品质，但除非超市降价销售，否则消费者绝不会接受。农产品不像工业品一样可以标准化生产，农产品的生长是一个自然过程，受到天气等很多因素影响，大小、颜色、外观的不标准是常态。同时，西红柿本身是浆果，果皮薄，果肉软，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损伤，出现瑕疵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在农产品整体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背景下，消费者只看最终结果，并不会考虑这些因素。超市把农产品价格和品质的压力传导给蔬菜批发市场，批发市场传导给往返于城乡之间的菜贩子，菜贩子传导给农民。农民为了满足城市消费者对“物美价廉”的要求，必须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帮助下，这一目标成功实现了。被利益驱动的科研人员开发出最适合商业需求的西红柿品种和种植技术，而不管这种技术对于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口感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便于长距离运输，新品种的西红柿正在变得越来越硬，果皮更厚，果汁更少；为了延长储存时间，西红柿还没有自然成熟就被采摘下来；为了提高产量，农户大量使用化肥。借助化肥、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现代手段，农民可以对西红柿的生长过程进行控制，按照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农业正在变得跟化学工业一样，在食物生长的过程中，农药、化肥、添加剂等等化学原料甚至比阳光、空气和土壤还重要。生产出来的西红柿更好看了，但营养价值和口感都大打折扣，农药和激素残留对消费者的身体造成危害。 

我们不能简单地谴责农民缺乏道德，因为处在产业链最底端的农民也是受害者，这种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意味着密集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也意味着很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但平均利润率却很低，时常还要亏本。被奉为上帝的消费者，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选择权，A超市和B超市，销售的都是同类的产品。工业化方式生产和加工的农产品，严格控制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有助于维持较低的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城市劳工阶级，不但在生产领域被资本控制和剥削，在再生产领域也同样如此。我们都成了资本主义饲养的奴隶。

回归农业的公共性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为全体国民提供健康优质的农产品，还有生态和文化。然而，今天这样一个高度资本化和商品化的农业-食品体系，农业已经失去了公共性，成为各种资本谋利的工具。这样的“现代农业”带给我们的不是幸福，而是不幸。

　　然而，光批判显然是没有用的。过完了嘴瘾之后，我们每天还是要面对这个资本化的农业食品体系，我们还是要从超市，从菜市场买菜做饭。如果别无选择（撒切尔夫人的教条），那么想得太明白不是徒增烦恼？还不如好好睡个大觉。批判除了增加我们的愤世嫉俗感之外，还能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性意义？毕生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告诉我们，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长期从事工人维权的建筑工人何大哥告诉我们，钟没人敲就永远不会响。事实上，“现代农业”的替代性方案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

古巴是世界上生态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古巴政府将都市周围五公里定为城市农业，十公里定为郊区农业，全面禁止农药化肥，都市居民可以到这里买菜，若有兴趣也可在自家门口种菜，食物里程超短，有些农民甚至会自己动手实现自给自足的循环型农业。古巴高楼大厦前面的空地，种着一排排蔬菜、玉米、花卉，每块土地至少种了20个种类的蔬菜，这些都市零碎土地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古巴的都市农业，可以满足75%当地人的粮食需求（参见《古巴生态农业启示录》）。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由一群家庭主妇发起，通过共同购买的方式，绕过商业资本，直接向农民订购农产品，支持农民的生态有机种植。时至今日，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已经吸纳了5万多个家庭，秉持着公益与非营利原则，实践绿色生活方式，支持可持续的农业发展，已经成为抵制农业资本主义的一支强大力量。

　　在中国大陆，抵抗资本化农业的另类农业实践也在落地生根。著名植物学家蒋高明，带领科研团队，在山东弘毅农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以小毛驴为代表的社区支持农业，进行城乡对接，互助合作，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效仿者。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已经不愿意被现代都市文明奴役，选择回归乡土，带领乡亲们一起从事生态农业。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一些集体经济村庄也在积极推动生态农业。虽然这些基于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的实践还只是刚刚起步，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星星之火终究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