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VS生态化——究竟谁是中国农业的未来走向?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5-11-19     阅读:4342 次
食物主权按: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确保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五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要实现以上目标,方向在“三农”,其中“三农”中农业的未来走向将极大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与人民满意度。


很多人以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美国推行的“现代农业”找到了中国农业要走的路,认为只有实行美国大农场式的以机械化为显著特征的石油农业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富裕;然而,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富兰克林·H·金在考察中国农耕文化后却这样说:“农耕的首要条件是保持土壤的肥沃。中国历经四千余年农耕后土壤依旧肥沃,且养活了数倍于美国的人口,然而美国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就穷尽了地力。”


今天推送的文章将展示,所谓高能耗的“现代农业”导致短期逐利危害土壤肥力、食品的不健康、环境污染严重等负外部性问题。相反,立足7000多年载桑养蚕和3600多年的稻作农业史的生态农业不仅提供健康旳食品,而且有效避免生态环境恶化,丰富土壤肥力,重新发挥农业强大的正外部性。


那么,现在的农业有着严重的负外部性是农民的错吗?庐山真面目不在此山中,在遮望眼的浮云之外。农业是“三农”的一个方面,跳出农业看农业,跳出“三农”看“三农”。作者提出“为了确保我国农业发展的生态化,应调整我国的农业政策。首先应废除农地长久不变(生不添、死不减)的土地变相私有化制度,完善集体所有制”;“其次应调整农业投资的方向”:农业投资的重点应由建设现代农业设施转向改善传统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活条件”;“农业补贴的重点应由规模化生产的农场转向务农为主的小农家庭”。

 

我们认为,应当扶持真正由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在集体农业的基础上走生态农业的道路。以生态农业培育健康的土壤,健康土壤生产健康的食物,健康的食物建筑健康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全面小康社会的丰富内涵吗?



正文


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有两种,一种是以专业化(单一化)、市场化、规模化、机械化、化学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即以发展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1],也称工业化农业、现代农业;另一种是与此相反的农业生态化,也称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其基本牲征是小规模、自然循环、本地化、多样化。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人口大国。各类地形中,丘陵占30%;山地占33%;高原占26%;盆地占10%;平原占12%,真正适合大机械化种植的耕地面积并不多。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总人口接近14亿,其农产品应是主要用来满足我国人民对主要食品的基本需要,而不是用来出口,在出口方面也不具备价格优势。因此,为我国人民提供健康的食品成为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


我国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生态恶化的趋势,可用“生态赤字”的加速增长来描述。生态赤字是用来计量人地系统间自然资本的供需情况和可持续程度的指标。一个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时,出现生态赤字,其大小等于生态承载力减去生态足迹的差数,生态赤字表明该地区的人类负荷超过了其生态容量。生态赤字会带来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加重等生态问题。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13年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消耗可再生资源的速率开始超过再生能力,出现生态赤字,之后一直处于生态赤字之中。2008年,中国消耗的生态资源是中国生态承载力的2.4倍。[2]因此,我国农业发展还必须避免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工业化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单一品种的大规模的连片种植。它主要是为了方便大机械生产,是依靠外来物质(主要是化肥和农药)和能量(农机主要使用柴油和汽油及电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必然破坏生态的自我循环系统,导致环境污染[3]。除草剂、杀虫剂等大量农药污染物质进入自然循环系统,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环境因素;农产品的废弃物加剧了资源和能源的浪费,影响了环境生态系统的平衡;大量盲目地施用化肥,破坏了土壤的内在结构,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严重地影响自然系统的物质循环[4]。农业的专业化和机械化,使生产作物的农民不再喂养动物以供役使,粪肥的供应日益减少,导致植物品种种植的单一化、土壤肥力恢复的化肥化。[5]工业化农业也更易导致高能耗和食品的不健康。美国是工业化农业的典范,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人用于食品支出比例在世界上最低。但美国的农业在世界上耗能最高:每生产1卡路里的食品,就需要投入10卡路里的化石燃料;食品也越来越不健康,吃饭的钱省下来几乎全部用于看病吃药: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人支出的16%用于食品、9%用于医疗,现在是9%用于食品、17%用于医疗并继续上扬,人均寿命更短。[6]


生态化农业不仅可保护生态,而且从长远来说更容易满足人类的食物需求[7]。中国有7000多年的栽桑养蚕和6400多年的稻作农业史,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农业文明,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就是因为中国传统农业暗含了生态化农业的合理成分,能大体维持能量均衡的生态循环:中国传统的小农基本上都是种植兼养禽畜的同时开展家庭工副业的以农为主的综合生产,生产过程与自然合一,农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等有机物包括厨余和墙土都实现“资源生态化”利用,由此在村社内部自然形成人—禽畜—作物之间简单的、不必依赖外界输入的生态循环[8]。传统小农家庭内部化不计算劳动力成本的投入机制,使传统农业能够在交易成本最低的同时实现综合正外部性最大化,根本不产生现代化种植和规模化养殖对土壤、水体、大气的环境立体交叉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等严重的负外部性问题[9]。


相对于在自家田地耕种的小农,工业化的大农业更容易浪费地力,破坏土地的自然平衡,其原因是:(1)大农业必须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追求直接的利润,而忽视其长期的生态后果,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必须大量使用化肥和机械,减少有利于水肥保持耕作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0](2)大农业必须雇用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难以同土地上生长的生物产量直接挂钩,一般采取按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计算,由于农业生产劳动质量监督的难度极大,就使农业工人很容易产生偷懒行为;即使按农业产量计酬,农业工人由于不会长期固定于某块土地,也会只考虑产量而忽视地力的保持。


为了确保我国农业发展的生态化,应调整我国的农业政策。首先应废除农地长久不变(生不添、死不减)的土地变相私有化制度,完善集体所有制。因为土地私有制使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发生了无法弥补的裂隙,是造成生态危机特别是现代生态灾难的制度性根源[11];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纯粹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农业文明能够持久的原因;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国家能调控土地。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土地只能在宗族内部和村庄内部流动、每个宗族或村庄都有部分公田(族田、庙田、公共山林和河流、公共灌溉系统),是中国农业能够持久的重要原因。


现行的农地长久不变政策,加剧了农村土地分配的不均并导致村民之间的不和谐和人与地的不和谐:农村出嫁女实际上丧失了土地权利(男女不平等);新生儿童没有了土地;加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有能力在城市生活的进城农民(城居地主)拥有双重保险(农村土地保障和城市社会保障)和各种农业补贴,拥有农村土地却不愿维护其生态平衡系统。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就是要将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依法分别确定给村民小组、村委会;依法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权利(完善退出农村承包地的激励机制);修改相关法律使之赋予集体经济组织对自己所有土地的更多的用益权;建立集体成员民主决策的法律机制(在不损害代际公平和破坏生态原则的基础上尊重多数人意见)。


其次应调整农业投资的方向。农业投资的重点应由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如大型农场、大型机械、种植大棚、工业化养殖场)转向改善传统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活条件,如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开发本地可再生能源和有机肥料、推广以人力畜力风力水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小型机械、完善公共交通公共卫生和公共信息系统等,使农民能利用本地资源生产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机农产品和提高生活质量;农业补贴的重点应由规模化生产的农场转向务农为主的小农家庭,使得按有机方法生产的小农也能享受与城市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


注释 

[1]本报讯.李克强:用工业的方式发展现代农业[J].中国农资, 2015(29)。

[2]韩峥:《全球化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思考》,《中国国情国力》2013年第5期。

[3]赵晓军/翟超英/赵明月:《农业污染国内外研究进展及防控对策建议》,《农业环境与发展》2013年4期。

[4]朱春江、Singh S P、Comer S L:《论农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济》2013年11期。

[5]张秀玲:《论当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标准:误区及矫正》,《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

[6]文佳筠:《环境和资源危机时代农业向何处去?——古巴、朝鲜和美国农业的启示》,《开放时代》2010年4期。

[7]王习明:《美丽乡村建设之国际经验》,《长白学刊》2014年第5期;彭召昌:《未来的收成究竟靠什么?——工业化农业与生态农业的对比》,http://www.shiwuzq.com/food/rights/producer/2015/0718/2546.html。

[8]温铁军/董筱丹/石嫣:《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政策导向: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10期。

[9]温铁军/董筱丹/石嫣:《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政策导向: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10期。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58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8-9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