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在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的195个国家的代表星期六（12月12日）一致通过一项历史性协议，承诺控制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以确保从工业化之前到210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并且朝着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努力。然而农业尚未被纳入气候协议之中获得充分重视。根据人民食物主权今日第一篇推送《扭转气候变化， 工业化农业已经out啦！》一文，农业是气候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之一，农业领域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所有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1-15%，而整个食物供给体系则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0%。尽管在替代性农业类型中存在气候智慧型农业（CSA）和農業生態學之间的争议，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谨慎区别和思考，特别是如何对待化学投入品、小农人权和发展中国家妇女等议题上。但另类农业模式所表达的共同声音是，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维护人类共同的生态安全，必须重视农业转型，摒弃化学农业的发展方式，发展对自然、人类健康有益，有利于公平正义的生态农业。

气候变迁大会不单是各国与国家联盟的政治角力场合，也是许多议题各方暗自较劲、拉抬声势的场域。除了最热的能源议题之外，气候变迁下的农业该何去何从，也成为本次巴黎气候大会周边会议上激辩的焦点。12月2日大会主题日 “农夫日”（Farmers Day）上，“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或称生态农业）和 “气候智能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简称CSA）两派支持者各自举办周边会议。有趣的是，两方都认为正在谈判中的气候协议并未肯认农业在气候变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不约而同地呼吁结合小农的力量，进行农业转型 （agricultural transition）。然而两方的隔空交锋，也凸显两语汇及话语权上的纠结和冲突。本文整合三场周边会议内容以及两方支持者的采访，希望为读者呈现出气候变迁大会中农业议题的最新讨论。气候变迁与“工业化”农业农业在气候变迁下的角色相当复杂，不单同时牵涉到减缓 （mitigation） 与调适 （adaptation） 两个面向，也关乎气候变迁下的粮食供给、人权议题以及非工业国家的社会发展。除此之外，农业也同时与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的健康、土壤的侵蚀和恶化、水质与水量问题、空气质量、森林破坏等议题息息相关。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份评估报告，农业（含林业及其他土地使用）每年贡献了约100至1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1/4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农业活动都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研究指出，农业部门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大规模单一耕作的工业化农业。由于仰赖大量化石原料制成的农药与肥料来维持高产量和利润，工业化农业的能源消耗量相当高，过程中还容易破坏土壤中的有机生物多样性，使土壤的固碳能力降低，间接增加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农业的扩张也是森林破坏（deforestation）的主因之一。过去几十年来，已有许多研究、书籍和报导点出了大规模、单一耕作的工业化农业对世界各地小农的冲击和压迫。不管是美国中西部被高额农机贷款和专利种子给压得喘不过气的玉米农夫，还是失去传统多样性作物、被债务逼上绝路的印度贫农，在这些一望无际的玉米田、甘蔗园和稻田的背后，常常隐藏着跨国农企业的身影。这些富可敌国的企业挟着庞大的科技和政经优势，以及跨多种农业产品和生产链的经营模式，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垄断了许多产销环节和利润。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14年粮食与农业现状报告，全球有80% 的粮食都来自于家庭农场。这些农场掌握了全球 90% 的耕地，而且规模普遍不大。这些传统小农往往是生态破坏与气候变迁最大的受害者（特别是在开发中国家），却也因为保持较多的作物基因多样性和在地农业知识，而被学者视为最具有发展永续农业的潜力。如何让这些小农在严苛的粮食体系和气候挑战中生存、茁壮，甚至引领更具生态永续和气候韧性的农业转型，是近来联合国、学术界、和农村运动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发展出的两个主要论述阵营，就是气候智能型农业和农业生态学。气候智能型农业是啥米？为因应气候变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 FAO） 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2012年发展出气候智能型农业（CSA），在其定义中纳入三个目标：

1、永续地提高粮食生产力，以公平地增加农场经济收入和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

2、提升农业及粮食体系应对气候变迁的调适能力与韧性

3、降低农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气候智能型农业全球联盟 （Global Alliance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简称GACSA）

FAO专员阿秋·伊瑙 （Achuo A. Enow） 解释，气候智能型农业简单来说，就是发展具有气候意识、能永续地使用资源、同时增强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气候韧性的一种农业型态。由于各地社会与自然环境差异甚大，CSA必须因地制宜，因此并没有绝对的定义和标准。整体来说，CSA 的目标是提升粮食安全和改善农夫的生计，在符合永续的范围内使用农业资源 （agricultural input, 包括农药和肥料） 与科技 （包括科学及农夫知识） 提高农作物生量。CSA 的概念听起来很先进，但因为留下太多操作空间，反而吸引了许多具争议性的支持者，招来为跨国企业漂绿的嫌疑。例如，基改种子与农药公司孟山都和快餐龙头麦当劳都推出了CSA计划，GACSA成员中也不乏许多农药化学公司。世界上许多农业和非政府组织已发出共同声明抵制CSA。批评者质疑CSA 并未挑战工业化农业的结构性问题，只是用漂亮的名字来掩盖其仰赖大量化石燃料的肥料、助长气候变迁、以及为大型农企业谋利的事实。此外，农企业还可能以加强气候变迁韧性为名，推广风险未定的基因改造作物，进而增加食品安全的疑虑。

“我们应该抵制气候智能型农业。”国际农民运动团体农民之路 （La via Campesina） 代表巴卓·阿兰 （Badrul Alam） 直言。他认为CSA 是虚假的气候变迁解决方案，不仅无法提高气候韧性，一点也不聪明，还会带来一箩筐的社会和生态问题。针对这些批评，伊瑙受访时表示，CSA 的服务对象包含各种规模和社经环境的农民与农业组织 （包括小农和跨国农企业）。因此，GACSA 开放给所有和农业及粮食体系的相关人士，彼此平等交流。所有申请入会者，都必须签属联盟提出的CSA宣言，才能通过审核。不过他也承认，GACSA还在草创和学习的阶段，目前还没有任何监督机制。至于基改作物，他认为若只达到增产功能，并未符合具有气候意识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条件，无法称作是气候智能型农业。非洲农业研究论坛 （FARA） 执行长亚米·阿金邦鳩 （Yemi Akinbamijo） 则宣称基改作物是个假议题，并且在CSA中仅占极为小的一部分，应该留给科学家来定夺。他进一步宣称农夫是否拥有土地并不一定重要，每单位土地的投入和产出量才是粮食安全的关键。农业生态学才是正道？阿金邦鸠为 CSA的辩护，正好是农业生态学的最佳对照。比利时鲁汶大学研究员飞利浦·巴瑞特 （Philippe Baret） 解释，生态农业学定义多元，但不脱三个基本元素：强调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系统韧性的极大化，整合性地思考农业生产中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各个面向，不以产量和利润极大化为目标。强调自主自决的精神，由农夫依照在地知识、文化与环境条件，选择最适合的农业生产方式。

强化并仰赖既有的自然循环来耕作 （如利用生物防治病虫害），不使用外来的人工化学肥料和杀虫剂，也不增加生态系统无法消化的负担。农业生态学不将农业生产视为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或产量的数字游戏，而是强调农业的综效 （synergy）。同时，农业生态学也特别关心小农的人权议题，包括不利小农的全球粮食体系规则、偏乡的营养与健康问题、以及开发中国家女性农民的特殊需求和困境。支持者援引许多计划的成果和研究，认为农业生态学可以帮助农村弱势社群改善社经生活，走向自主和永续的发展路径。南非环境组织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roup 农村计划经理诺尔·欧特（Noel Oettlé） 指出，这样的农业”不只关乎维生，也维持了小农的身分认同、凝聚农村的团结、提供小区共同努力的目标、并且让农人和家畜维持非剥削式的伙伴关系。”

“农业生态学就是生命”来自危地马拉的农民玛丽亚下了最好的批注。”自古以来，我们的农民已经知道顺应自然耕作。而农业不单是粮食和经济，更是生命。我们应该将生命放在第一位思考。”不过，农业生态学也有其限制。农业生态学强调在地生产和消费、反对大规模和全球性的食品市场。这样的原则在粮食体系全球化的今日能有多大的应用性、如何提升规模、又可以接受多少程度的市场化，在学界和实务界都还未有定论。气候大会周边会议上也有不少观众对于农业生态学概念提出疑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文末的附注。

难分难解的 CSA 和农业生态学乍看之下，跨国农企拥护的 CSA 和支持弱势小农的农业生态学壁垒分明，互相对立。然而，现实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二分。“我不认为CSA 和农业生态学之间有冲突”伊瑙表示。其他CSA 和农业生态学支持者也不约而同表达类似的看法。国际科学营养联合会 （IUNS） 资深政策专员亚历山大·麦贝克 （Alexander Meybeck） 便在农业生态学周边会议上指出，会议中讨论的农业生态学其实正是 FAO定义下的 CSA。他认为 CSA的问题在于尚未有充足的研究资料和定议之下，就变得流行，因此容易被各界自行引用诠释，招来漂绿嫌疑。相比之下，农业生态学已有充分的科学研究文献支持，内涵较明确，比较不会有被误解和滥用的问题。而在CSA 的周边会议上，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 商业发展顾问克里斯托弗·阿莫泰吉 （Christopher Armitage） 认为FAO对CSA 的定义相当清晰，不至于被跨国农企业给滥用。但在私下接受记者提问时，他坦承并不同意会议中其他CSA支持者对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包容。换言之，即便在看似一派和谐的CSA宣传活动中，各方支持者对 CSA的诠释和内涵仍充满歧异。“在我们的 CSA计划中，不会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和杀虫剂，并且直接服务小农。”阿莫泰吉强调。他所描绘的小农和有机农业的图像，其实更接近农业生态学的内涵。有趣的是，目前世界展望会与 FARA、国际平权组织CARE等团体合作，推动非洲气候智能型农业联盟 （Africa CSA Alliance），成员中赫然发现曾撰文批评CSA 的乐施会 （Oxfam）。乐施会成员虽并未出现在这场会议中，但现场留有属名乐施会和CARE的农业生态学文宣，上头还罗列对 CSA 的批评，严然就是农业生态学的捍卫者。对此，阿莫泰吉表示联盟成员对词汇的使用各有偏好，乐施会和CARE 偏爱农业生态学，世展会则不介意使用CSA，但精神和内涵是一致的。究竟这是世展会和乐施会被 CSA 拉拢，还是这些非政府组织试图以加入CSA体制的方式影响CSA的内涵并将其推向农业生态学的方向？ 光从气候变迁大会上的讨论还难以定论。没有农业就别谈气候协议No Agriculture No Deal另一个 CSA 和农业生态学支持者异口同声之处，是双方皆呼吁应该在气候协议中提及农业，肯认农业在减碳和气候调适上的重要角色。CSA 支持者口号喊得响亮：”没有农业就别谈协议！（No agriculture no deal!）”农业生态学支持者则进一步深化农业与气候治理之间的内涵。世界农林中心 （ICRAF） 梅納·范·诺代克博士 （Meine van Noordwijk） 指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UNCCC） 的讨论框架下，气候减缓 （mitigation） 和调适 （adaptation） 被分开来讨论，但这对农业是行不通的。“如果你有机会走到农村跟农夫们讨论气候变迁，就会知道不可能只谈减碳或是调适。对农民的生活来说，两者息息相关、无法分割。”世界農林中心的彼得·米南博士（Peter Minang） 也认为，无法将农业划入单一框架是农业在气候变迁大会中的最大挑战。他认为必须以新的、整合性的气候框架来讨论农业。这个框架并不特别凸显调适或减缓，而是同时结合农业所有的综合效益，以系统性的”地景观点” （a landscape perspective），找出能让农业有效发挥出最多种功能的农村地景。这也正是农业生态学不断强调的多功能观点。农业生态学支持者认为，一旦人们只看单一功能，就会失去焦点。由于农业尚未被纳入气候协议之中获得充分重视，国际独立研究组织 Millennium Institute 主席汉斯·黑衡 （Hans R. Harren） 认为必须结合各种推行永续农业的力量和行动，无论是以 CSA还是农业生态学之名，”我们需要共同的语言。”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在巴黎气候协议出炉之后，CSA和农业生态学之间难解的冲突、混淆、与歧异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