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知识、技术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印度棉农
来源: 结绳志 发布时间：2022-08-15 阅读：1523 次
原文编者按
对于农民来说，一颗种子是一个无法收回的选择：农民在种子生长的过程中对它们进行照顾，希望它们能带来产量、利润和美好的生活。
在南印度的泰伦加纳邦，关于种植哪种棉花种子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已经成为关乎农业未来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观点的中心：转基因棉花还是有机棉花？普渡大学人类学教授安德鲁·弗拉希斯(Andrew Flachs)的新书《培养知识：生物技术、可持续性与印度棉花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类代价》揭示了新技术对农民产生的“去知识化”的影响。
本文是基于对《培养知识》一书的读后评论，作者Astro梳理了后殖民时代的印度棉农如何深度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历史，以及在农业危机的背景下，转基因棉和有机棉种植项目如何以“救世主”的形象进入当代印度的棉花种植产业。新的种子、知识、灌溉技术、金融形态如何与当地社群文化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棉农的生活？这幅展开的植棉图景也启发我们在新的尺度上去看待棉农的福祉，并反思唯技术论的农业发展观。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结绳志”，感谢结绳志和本文作者对食物天地人的支持！
作者｜Astro
后台编辑｜童话
2016年，微信公众号“人物”分享了一个图片故事，透过印度摄影师Harsha Vadlamani的镜头去窥见：没有水，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是如何生活的？
数年的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庄稼枯死，债务缠身，Harsha听说，“庄稼正在变成灰尘，而农民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拍下了2016年3月到5月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旱灾，记录一项全人类犯罪的证据——贪婪地掠夺、肆无忌惮地享受那些从自然得来的资源，同时将灾难传递给这个世界上最穷的一群人。当有的人牢骚抱怨战争使得油价上涨时，有的人承受着资源开发导致的环境退化，对他们来说，一杯干净无害的清水，便是一份珍贵的待客之礼。
三年后，安德鲁·弗拉西斯在其2019年出版的《培养知识：生物技术、可持续性与印度棉花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类代价》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南印度泰伦加纳邦(Telangana)棉农的生活景象，农药使用造成的病痛与死亡背后，那些困扰着活生生的个体的烦恼、焦虑和压抑，也被娓娓道来。
接下来，我将从历史概况、棉农的生活景象、棉农福祉三个方面，展示本书的主要内容，并反思弗拉西斯从身份出发讨论福祉的局限性。
一、殖民与植棉
弗拉西斯通过欧洲、印度、北美之间存在已久的农业联系，梳理了全球棉花贸易的历史，将其大致分为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两部分。
印度种植棉花的历史长达数千年，拥有地方传统纺织工艺，是世界棉花贸易的中心，其做工精美的优质布料经由商人之手，北至中国，东至东南亚，西至罗马、北非和东非。阿拉伯和中亚的商人正是通过棉花贸易（此外，还有香料、矿物）获取了大量财富和权力。
十五世纪中叶以后，长达数百年的帝国殖民扩张，以及殖民力量相互之间的竞争（尤其是18～19世纪，英法资本同新秀美国之间的较量）打破了这一局面，将印度从全球棉花贸易的主角，剥削降级为棉花产业中竞争力不足的原料生产地。美国内战期间，由于联邦政府禁止出口，直接影响了欧洲纺织工厂的原料来源，导致英国农业经理人带着新的棉花品种、放宽的种植要求，再次蜂拥印度棉花市场。
即使是印度独立后，国内外政治力量也依然影响着印度的棉花产业。
国内，尼赫鲁有关温和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的愿景，取代了甘地渴望的社会主义激励式的、自给自足的乡村共和国(socialist-inspired,self-sufficient village republics)发展模式。1960年后，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农业设备、农药化肥、基础水利设施，这些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农业的焦点转移到培育高产品种和杂交种上，以高产量来“回报”这些昂贵的农资投入。
冷战背景下的印度政府采取不结盟政策，因此，在一些大规模的发展项目中，就可以使美苏利益相对，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以确保本国的粮食和基础设施援助。美国为了拉拢印度发起了一系列农业发展项目（也即著名的绿色革命）。但这也使得印度农业更加被卷入资本主导的农业实践中，其中，政府、学术机构和农资公司合作进行相关科学研究（例如棉花品种研究），并在整个农业场域中产生影响：农民开始面对信贷、品种、农资投入等他们以往并不熟悉的问题。
当农资投入不断增加，债务连连攀升时，农民在其中获得边际利润却无法抵消这些投入和债务。焦虑、不安、压力，自杀，最终演变成印度1990年代中期的农业危机。
在这期间(1990s)，印度政府开始放宽对经济的监管，并取消农村推广服务(rural extension service)。从非政府组织到种子经销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组织开始吸引农民投资新产品、追求更高利润。转基因棉和有机棉项目正是以解决印度农业危机的“救世主”身份出现的。
二、新技术时代的棉农
在第四和第五章节中，弗拉西斯分别呈现了转基因棉项目和有机棉项目如何在地方层面推广、实践开来。带着解决农业问题的目的，这两种发展实践与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网络、种姓制度等纠缠在一起，既从中受益也受其制约。
二十一世纪初，转基因棉出现在棉花种子市场中，声称其基因改造技术可以解决当下的虫害问题，进而降低农药使用量。可是，旨在防虫的生物技术都会给相应的生物施加选择性进化压力，进而导致农业实践仍然需要外部辅助——农药、化肥，同时这些新技术还使得作物的根系变得又浅又宽，以往的天赐雨水如今变成了作物和农民的噩梦，如今棉农需要付出额外的劳动为棉花提供温和的灌溉。至此，弗拉西斯在书中提到的数据显示，转基因棉确实降低了此前剧毒农药的使用量，但同时也使得棉花种植的农药使用总量提高了许多。这是因为转基因抗虫棉，在抵御其目标病虫害时，可能有效。但在整个自然系统中，植物可能遭受的威胁并非是单一的，因此转基因种子对于非标靶虫害是无效的。另外，转基因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植物的整体抗病能力，因而棉农仍需喷洒农药化肥来照护其田间的转基因棉。
棉农们喷洒完农药，便在就近的河流沟渠中清洗工具，不远处可能有正在洗衣服的妇女或戏水的孩童（而主要负责田间采摘或照护工作的，也是女性和孩童）。虽然此前的剧毒农药可能直接造成失明或更糟，但他们都仍然遭受着掉发、头晕恶心等问题。此外，被间作在棉花地里的蔬菜作物也不可避免地被喷洒了农药，它们是棉农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同样令人头痛的，还有那五花八门的转基因棉花种子市场。早在本书的开头，弗拉西斯就已经描绘了他和Shiva一起逛瓦朗加尔(Warangal)棉花种子市场的景象。种子的包装袋上印满了颇具诱惑的图案，比如一款名叫“魔法”的种子，包装袋上印有正在下金鸡蛋的母鸡；另一款叫ATM，包装袋上印有一朵披斗篷的棉花球，正在从其中间部分往外吐现金；还有一款叫Dr.Brent，包装袋上印有一个戴红头巾和眼镜的微笑男人（可能就是Brent博士了）。这些图案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买我，保你赚钱。可弗拉西斯通过深入当地的田野研究，发现许多棉农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买的种子的特性（是否真的抗虫或高产），他们买什么种子，通常取决于他们的邻居买了什么种子、村里有威望或富有的那些人买了什么种子、种子商店的老板给他们推荐了什么种子（这个老板通常也是当地的高种姓）。此外，由于转基因棉花种子播种过一季之后，再播种时产量就会逐渐下降（且棉花的植物特性使得棉农们不容易自留种子），同时生物科技公司每年都会推出许多新的品种以供“选择”，这导致棉农们每年都在选择不同的品种，更无法累积关于种子的知识经验了。而且，当某个品种成为年度流量明星时，供需一旦失衡，就会有黑市因应而生，即使政府出台严厉的管制政策，即使黑市的溢价已经榨取了棉农从这个品种中可能获得的高回报，仍然阻止不了棉农的这股购买热潮。
接下来的景象，大家会更为熟悉。正如弗拉西斯的田野对象说的，“如果邻居洒了四次农药，那我就必须洒五次。”仿佛不这样的话，就不能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好农民。在转基因棉花种植的场域中，对社会认可和存在感的追求，常常表现为邻里之间在产量和田间照护方面的白热化竞争。这与格尔兹在研究爪哇岛的农业经济时所提的“内卷”概念非常贴切——这些日益精细的投入并没有给棉农们带来与之相应的高回报，或者更甚，报之以高额债务。
虽然转基因技术解决问题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仍然有斯里贡达(Srigonda)村这一成功案例。在这个村子中，有一个由企业、科学家、非政府组织、农资店主和棉农组成的合作社，农资店主是农民和外部力量（也即企业、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等）都信任的中间人，在他们的互动中，专家知识和建议得以从外部传递给合作社成员。此外，斯里贡达村本就拥有优渥的黑土，大部分村民也是从条件更好的地方搬迁而来的卡玛种姓(Kamma caste)。正是在这个案例中，弗拉西斯揭示了技术成功所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种姓制度和迭代学习(iterative learning)等社会文化因素。
那与之相对的有机棉项目呢？虽然种植转基因棉本身诟病颇多，但它仍然占据了印度棉花种植的绝大部分，这是推广有机棉面临的很大挑战。尽管喀拉拉邦(Kerala)、锡金(Sikkim)和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等政府很早就推行彻底的有机生产政策以遏制社会生态危机，可仍然难以执行监管，也缺乏市场。从2002年开始，认证机构在全印度遍地开花，缓解了早期有机实践面临的物流和定价问题。
弗拉西斯借由PANTA（第三方非政府组织认证机构）和Prakruti（国际认证机构）这两个有机认证组织在地方层面的实践，呈现了有机棉项目的成功和失败交错的复杂图景。为了推广有机棉种植，项目方会给棉农免费提供（或低价出售）种子、种植技术培训、贷款、销售渠道等结构性激励，承保了棉农在其中的脆弱性(underwriting vulnerability)。这样一来，即使种植有机棉的产量不如种植转基因棉的产量高，但棉农们仍能获得合理的收入，且免受农药的迫害，农资投入的开销也降低许多。
但是，由于全球有机行业都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即消费者信任这一有机供应链条、认证机构信任被认证的生产方、生产方信任这一链条能带来预期的回报，因而维持信任和提供商品故事，对于有机实践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PANTA和Prakruti在招募合作农民时，其目标对象是属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农民（比如低种姓或来自偏远落后地区的部落）——他们更贫穷，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农村推广服务，播种的是贫瘠的土地。正是他们的贫穷和边缘性，有利于项目方去叙述一个能够合理化有机棉溢价的转型(transformation)故事，其中棉农作为主要的展演者，在村庄、示范农场等展演空间(show space)向作为观众的消费者展演有机项目给当地生态和村民生活带来的改变。
其中，弗拉西斯特别指出“作秀农民(show farmer)”这一概念，他们通常是社会地位或威望较高的村民。有机项目在推广初期，会先和他们进行合作，借由他们同其他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来提高项目在当地的可信度或接受度。当项目顺利进行，需要进一步收集材料撰写商品故事以开拓市场时，这些作秀农民也通常是故事的主角。此外，当品牌商或消费者来到产地进行参观时，作秀农民往往也会参与接待和陪同参观。他们或在示范农场（弗拉西斯将其视作专门的展演空间），或在普通的有机棉种植地里，向来访者展现自己施用的有机肥，通常是农民们自己用家畜排泄物和植物混合而成。
但这种连贯的操作并不总是可以成功。正如弗拉西斯在书里提到的，有些棉农并不会严格遵守有机生产规定（可能导致有机认证失败）；或者享受了项目的信贷福利之后，便在后期“摸鱼划水”；又或者留一部分地，继续种植转基因棉，追求高产量。此外，有机棉项目的受益对象，也受当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集中于某部分社会地位本就较高的人。
三、棉农的好日子
福祉(well-being)是本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弗拉西斯正是通过审视福祉在转基因棉和有机棉两种实践中的呈现，批判地分析了二者的可持续性。在农业研究中，学者们日益认识到适应技能、社会经济灵活性和即兴展演能力对小农谋生至关重要——他们必须能够纳税、储蓄盈余、种植足够多的粮食以备食用和出售、能够从干旱或农药伤痛中恢复过来，要做到这一切，他们又必须拥有一个知识库，来支撑这种动态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得好就是学得好。研究农业发展的学者们扩展了这一理念，将知识和福祉不止放在个人层面，也放在社会和生态社区的特定动态背景中。此外，Martha、Amartya等人主张一种多维度的福祉，即能在自己的文化中获得尊严，能够获取繁荣所需的资源，以及有权建立一个追求这些愿望的社群(community)。
在作者看来，要判断转基因棉和有机棉是否成功，必须从棉农们的福祉出发，关注他们是否能够在项目中追求尊严和一个社会经济可持续的未来，而要做到可持续、使农民过上好生活，这种实践必须能够给农民提供学习和适应知识的环境。
因此，要理解本书所探讨的棉农福祉，就不能脱离棉花种植中涉及的知识和学习过程，也不能忽视棉农在其中可以追求什么。
从棉农们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基因棉花品种的困惑中，我们已经能感受到一种由缺乏某种知识所带来的无奈感。要选择哪种种子，通常是一种社会性选择，而非基于农民在田间耕作后获得的认知所做的选择。关于这些种子的知识，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然后存进数据库中，轻易地远离了农田和田里的人。后果之一便是，“我们只能像个瞎子一样闭着眼种地”(“we have to plant like a blind person, with our eyes closed.”)
此外，转基因棉项目将印度棉花农业危机简单地视作是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逻辑的一个危害在于，在整个转基因棉花生产中，产量被视作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一旦棉花欠收，棉农们就认为自己注定失败（这是一种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双重失败），并将这种失败内化为个人原因，比如是我自己不够勤劳，比邻居少洒了几次农药……因此，在转基因棉生产中，棉农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断投入只求高产量。有时，这甚至可以达到疯狂的程度，因为他们在资金和劳动上的投入，已经远远超过他们能够获得的回报。
将种植转基因棉的棉农普遍面临的这种“内卷”困境，与斯里贡达村的成功作一简单对比，我们就能发现“知识”和“知识传递”的重要性。
在有机棉项目中，各种针对有机种植的技术培训、知识教育便占据了整个发展实践的大部分。在这些培训中，棉农们自己调配有机肥料，间作其它作物，维持田间的生物多样性。其实，在农药化肥被生产出来以前，农民一直有许多方式来防虫施肥。与其说是专家培训，不如说是棉农们在重拾本该属于自己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作秀农民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通常是有机种植技术的中间传递人，他们参与培训后，再分享给其他村民。原因之一在于，其他村民参与这些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相比外来专家，他们更倾向于信任本村有威望的人（即作秀农民）。同时，作秀农民还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社会认可和存在感。简言之，当种植转基因棉的棉农将失败内化，走投无路选择自杀时，有机棉项目给棉农们提供了过好日子的不同方式(alternative way to live well)。
四、反 思
正如埃斯科瓦尔强调的那样，解构之后需要重构。在揭露了发展项目与地方社会的复杂纠缠之后，弗拉西斯强调，应该从更人类学的角度参与到社区发展中，理解问题的社会根源。
弗拉西斯指出，农民是通过地方社会关系来体验农业技术的复杂全球变革，因而无论是转基因棉还是有机棉，两种发展模式的成功都无法轻易被复制。转基因棉对探索可持续棉花农业的消极影响在于，知识在层层技术中被阻流，生活的愿景被高产量限制。而有机棉项目中的认证系统也可能会阻碍复制成功的努力，因为它建立了可以被打破的规则，规则一旦被打破，参与其中的人都会倍感沮丧。只有通过展演视角来审视有机项目，有效激励参与者的角色，提供多样的生活选择，有机项目才可能成功。
在成功的有机棉项目中，棉农重新开始自己调配有机肥，大家似乎又从日常的农业实践中，找到了“做一个好农民”的新认同标准：不再是邻居洒五次农药我就要洒六次，邻居买更好的肥料我就买再好些的肥料，而是我自己调配出了有用的有机肥，在田间还种了许多其他蔬菜以供日常食用……除了产量，棉农们有了其他追求固然是好的，但弗拉西斯自己也认识到，有机棉带来的这种结构激励和额外情感价值【1】，主要是作秀农民在从中受益。正如我在第二部分开头提到的，无论是有机棉还是转基因棉项目，二者的实践都既受益于也受制于当地社会关系网络。
因此，我认为，弗拉西斯在“作为农民/棉农（他常在书里强调as a cotton farmer）”这个语境中讨论“福祉”可能有其局限。
沃尔夫在《乡民社会》一书中主张“乡民的存在不仅牵涉乡民与非乡民之间的关系，更牵涉一种适应，集合了各种态度与行为，以在大社会的威胁下求生”。尽管《农耕国家是作茧自缚吗》一文的作者质疑了“将农业从各种早期人类实践中剥离出来，将其视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理论”，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权力机器统治下农耕中业已存在的社会结构和不平等现象。我认为，弗拉西斯在“作为农民/棉农”的语境中去探讨棉农的福祉，无异于是在讨论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不平等中能过什么样的好日子。
因此，在进一步思考所谓“棉农的福祉”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妨先问一问自己，谁是棉农？谁在哪里种棉花？谁在消费他们的产品？就国内的情况而言，周浩导演的纪录片《棉花》向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中国棉花产业之全貌，也让我们窥见，在农业资本化的背景下，“谁是农民”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沃尔夫、西敏司等人也一早就论及过这个身份定义的难题，并认为这些争论就如同经济研究中的“形式论”和“实质论”之辩一样，不会有具体结果，与其徒劳争论定义问题，不如把重心放在如何“拉近乡民日常生活的现实状况和高度抽象的定义之间的距离”。 在我看来，现实的生活状况有多丰富，高度抽象的定义就应有多包容：大家只是在过好向往的生活。
尽管在《棉花》拍摄完的许多年之后，如今的棉花种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忽略全球棉花已经供过于求很多年的事实，以及，在饱和的市场中，棉花或棉制品被大商家积压在仓库里，而二手衣物通过公益组织的回收利用渠道又流回印度偏远贫困农村的这一事实（当这个村庄也恰巧种植棉花时，我想，每一件二手衣物的原主人就更应该有理由相信，自己与棉农之间存在着蝴蝶效应）。
在书本的最后，弗拉西斯提到了Holmes的“务实团结(pragmatic solidarity)”概念，意即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一种强联系。他打趣道，虽然不太可能倡导大家穿二手衣物，但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是可能的。消费者也的确应该意识到，绿色生活并不仅仅只是购买有机认证的产品而已，相比买一袋有机认证的一次性内裤，不买事实上会绿色更多。
现在想来，生产链的拉长及日益精细化，和商品在全球各地流通的事实，同时也拉远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我想，正是在这段距离中，各种组织（公益组织、NGO等）应该发挥作用：不止把产品呈现给消费者，也把生产景象呈现给消费者；不止把溢价变为利润带给生产者（尽管目前为止，这种利润相比高产带来的利润还显得薄弱），也把田间以外的知识(knowledge off-farm)讲给他们听。
注释：
【1】弗拉西斯所谓的“情感价值”主要是指作秀农民可以通过和传统田间耕作更相似的有机耕作，获得其他村民对自己的知识（比如调配肥料、育种之类的）和地位的认可与尊重。
参考文献：
安德鲁·弗拉西斯，《培养知识》
埃里克·沃尔夫，《乡民社会》
西敏司，《乡民的定义》（作为附录，收录在《乡民社会》一书中）
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
“人物”，《为什么印度的农民选择自杀｜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