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美国人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写道：中国和日本“这些世界上最古老民族的农民在长期的人口资源压力下逐渐采纳形成的实践经验，构成了这两个国家的农耕体系。这套农耕体系经过长达4000年的演化，在这块土地上仍然能够产出充足的食物，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我们渴望了解这是如何做到的”。

　　金也许根本不会想到，100年之后，中国的土地正在化肥和农药的榨取下板结、死去。传统农耕的传承延续了4000多年，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被彻底摧毁，这究竟是为什么?

　　“你们上海人很厉害哦，吃这个菜竟然不得病的哦!”从朋友口中听到这句话，我颇感震惊。

　　如今的农村出现了一些“怪现象”，农民不吃自己种的菜。写此文时，正逢花菜丰收季节，浩浩荡荡清一色的花菜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么多的花菜，种植户应该会留下一些自己吃吧，却不料农民自家后院还有块地，那才是自家吃的。看看长势，农民给自己种的菜明显有点参差不齐，样子也不那么好看。

　　农作物有没有用过药，只有种植者自己清楚，但用药的原因你我都明白，“为了生存，为了轻松，为了赚钱”。商品经济下的不二法则，让农民更像商人。

　　当你吃着一桌的饭菜，你很难想象它们是如何被种出来的。除草荆让土地寸草不生，杀虫剂将生物赶尽杀绝，取代昆虫授粉的是激素，而化肥彻底改变了土地的结构和酸碱度，因此，当你将饭菜夹入口中的时候，你可能是凶手、试验品或受害者?人们不断地重复说，中国有太多的人口，只有更高产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农民正被低得离谱的莱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纷纷想要逃离。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高产似乎都是重要的，否则就会有人饿肚子，就会有人亏本

　　20世纪80年代，化肥和农药进入中国，彻底颠覆了农民的耕种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不再是一种必然，除草剂在解放人的双手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虽然它同时会作用于儿童的神经系统，引起智力障碍，但它带来的好处却让农民们无法抗拒。它意味着每天至少可以省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干与农业无关的事情，因为除杂草是田间最辛苦的劳动。

　　与除草剂相比，杀虫剂的种类就更多了，因为虫子的世代交替速度极快，在杀虫剂的筛选下它们也飞快地变化着，这似乎也大大加快了杀虫剂更新换代的速度，它们的毒性一代比一代强，持续给种植者带来更大的危害，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危机。因为我们太爱没有虫眼的“干净”蔬菜，而农民又太憎恶虫子带来的减产和那种危机感。

　　相比之下，化肥似乎听起来温和一些，但就土地本身来说，它所造成的灾难绝不亚于前两者。20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发现氮、磷、钾是植物最重要的营养素，这个惊人的发现造就了浓缩这三种元素的化肥，它让作物长得更快，叶子更绿更肥嫩，施过化肥的植物就像是喝过兴奋剂一样疯长，增产幅度甚至高达10倍。当化肥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农民对这些神奇的粉末带来的惊人效果兴奋不已+甚至还有人把化肥袋子套在身上当衣服穿。在土壤板结的今天，人们才认识到化肥加速作物的生长，也加速了植物消耗土壤中碳的速度，而碳就藏在土地表层的有机质中，这才是生命的根本。

　　20世纪化肥带来高产的基础，是国人养了4000年的肥沃土地；而今天，施同样多的化肥，却再也看不到那时的效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将4000年积累下来的土地榨取到今天的样子，只需要短短的30年时间。每年，大量的化肥随着雨水被；中入江河湖海，带来富营养化和其他危害。化肥的使用伴随着大量的水资源浪费，进一步消耗本来就不多的淡水资源化肥带来农作物增产，却大幅度降低了农产品的营养价值，就好比在土地中微量元素含量相同的情况下，结一个番茄与结10个相比，营养素含量可能也要相差10倍。这使现代人虽然不乏食物，却大都缺乏微量元素，而对农民而言，增产更大的危害在于使农产品大幅贬值，人们似乎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只能进一步追逐易于管理又极度高产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让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有一种化合物的到来比前几种都晚一些，它叫“催熟剂”，是一种类雌性激素。它会作用于花的雌蕊并造成“假授粉”的效果，使茄果和瓜类在没有昆虫的情况下也能结出漂亮的果子来。人们使用它，是因为农药的使用让田间不再有许多虫子为花朵授粉，反季节种植更需要依赖非自然的授粉方式，而催熟后形成的果实往往嫩且无籽，深受人们喜爱当然在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催熟剂还能够使瓜果类结果的时间更为统一，大小更为均匀，果型更加端正，便于采收和出售，遗憾的是，这类激素对人体同样会产生作用，造成孩童早熟、男性女性化，并使更多女性患上癌症。

　　当我们将这些“神奇发明”用在农产品上，并使产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我们却完全忘记当初为什么要高产了。农民的收入一点都不比以前更高，人们的健康却受到极大的威胁，还产生了土地退化、水资源枯竭、生态链断裂、重度污染等许许多多环境问题。这就像是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的场景：农药泛滥，昆虫肢解，土壤板结，花草带毒，水质败坏，殃及鱼虾，鸟禽瘫痪，走兽灭绝，世界上只剩下自私的人类，一片寂静与所谓的自由到来了。

　　在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农庄贴上了有机的标志，在超市里，“有机”蔬菜一点都不比用化肥种出的更贵你也许觉得奇怪，难道说不用化肥和农药也可以更“高产”?是的，只要想一想这30年来化肥和农药如何让土地的产量连年下降，你大概也能悟出这个道理：化肥与农药确实可以增加产量，但只是短期的。

　　我们给传统农耕套上了一个新的名称——生态农业，它否定了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把碳和土地的生命力看作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说中国的4000年农耕完全是凭借着丰富的经验积累，那么“生态农业”则是将这种经验发展到了一个理论的高度，因为地球生命存在的时间远超过人类，物竞天择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有的规律，田间的任何害虫杂草都一定有它的克星。多年生植物一定会排挤掉农民们最厌恶的一年生恶性杂草；掠食性昆虫以及为数众多的青蛙和鸟类会消灭田间的害虫；土壤中的有益菌会帮助植物分解各种养分，使之更快地吸收；许多植物还会相互分泌能促进对方生长的化学物质，共同抵御天敌带来的危害。世界上很多的科学家从中国传统农耕中找到了答案，并对其惊叹不已。生态的种植方式竟然可以让原本板结的土地慢慢恢复生机，只要调配好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的各种元素的关系，就能让产量和品质连年上升。

　　上个世纪，日本人福冈正信依据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了“自然农法”的构想：“自然农法是自然之道，无主观的省力之道：不耕地，不施肥，不用农药，不除草，是自然农法的四大法则。”他把许多不同的种子混合在一起，与粘土一同撒向大地，不需要任何人为的维护，却能使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丰盛的粮仓。

　　在中国，也有“自然无为”农业的忠实实践者。15年前，一位名叫安金磊的年轻人从河北衡水农校毕业，分配到一家国营农场当技术员。第一次接触农药时，他深感其气味难闻。一次，他听说有个孩子吃了西瓜后，即呋喃丹中毒，高烧不退，把中考都耽误了。从此，他就立志要做拒绝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的第一人。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安金磊回到家乡，以每亩50元的价格承包了村子边缘的40亩偏远薄地。华北地区农业向来以种植棉粮为主体，而安金磊却另辟蹊径，他把承包的40亩地分成多块，种上了不同的庄稼同时，他的种植方法也异于常人：既不除草，也不用化肥、农药，而是以日常积攒的粪肥和杂草秸杆浸泡的堆肥(即传统的农家有机肥)为肥料一开始村里人都笑他是傻子，没想到几年下来，别人家的棉花地因常期施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成了荒地，而安金磊的土地却越来越肥，产量一路攀升，很快就超过了周围的田地。

　　越来越多的实践者、越来越多的案例开始涌现。2011年3月8日，联合国官员开始呼吁世界各国发展生态农业，应对粮食危机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报告员德·舒特尔强调，不能单纯依赖施加化肥提高作物产量，不尊重可持续发展的种植方式加剧了气候变化和土壤退化，大量消耗珍贵的淡水资源，威胁全球农业生产目前，全球57个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农业项目取得明显成果，作物的平均产量提高了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