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论调称，中国粮食生产面临“地板”上升、“天花板”下压、农业资源的亮“红灯”的困境，而粮食进口才能解决问题。同时，中国的粮食进口也确实在迅速增加。2014年，算上大豆，和直接的肉、奶进口折算，粮食总进口量已经突破1亿吨，占全国总消费量的比重接近20%。

这就是说，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路径，正在按照1994年布朗（Lester R. Brown）的预测的节奏进行下去。未来的进口总量目标是2亿吨以上。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

第一、中国粮食进口量的增加，说明中国粮食生产潜力、能力都在同时下降。化肥、农药、除草剂、地下水就像强心剂一样，可以刺激粮食生产在近期的迅速增长。但根本不能说明生产能力五年、十年以后的前景。相反，很可能就是在“寅吃卯粮”、“杀鸡取卵”。

中国目前农业生产的形式并不是如相关领导最近所说的“在农业发展最好的阶段”。其中，耕地潜力的下降就尤其危险。其原因是以房地产、开发区为先锋的粗放的城市化、工业化一直势不可挡，导致了全国各地大量的优质农地不断被水泥化。“耕地换增长”是中国各地政府普遍采用的简便、快捷的方式。耕地一般比较平整，而且区位良好。因此，最容易进行工业开发、住宅开发。中国的开发商、地方官僚，少有像欧、美那样，精心的规划，尽可能将城市、工厂建设在山地、坡地上。以保护珍贵的耕地资源、生物资源。他们都谙熟“种庄稼不如种房子”的道理。创造这一模式的首先是广东的“珠三角”地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广东的产业开放，使得招商引资成为了一种非常便捷、非常有效的GDP增长模式。“珠三角”以此模式，实现了20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东莞、深圳这样原来的小渔村，迅速建设成为著名的世界工厂。但是，在“珠三角”地区，300多万亩最优质的耕地从此消失。被转变为几乎不可复垦的开发区、住宅区、道路。粮食安全完全要依赖外部环境。这一经济发展模式迅速被“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复制，由此也导致了这些地区加工工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耕地换增长”模式就此打住，仅仅局限于这三个发达地区，则不会对粮食生产潜力构成致命的“釜底抽薪”危害。但不幸的是，这一模式迅速扩散到几乎所有的城市和地区。中、西部地区显然不会听从专家们的“比较优势”的区域安排。他们的发展冲动也非常强烈。所以这一模式扩散非常快。连偏远的云贵川、陕甘宁的偏远城镇都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这一模式。很多乡镇的干部，还分摊了招商引资的责任。完不成任务，就要扣奖金、甚至下课。结果这些中、西部地区最优质耕地的减少速度是“后来居上”、变本加厉。这说明“比较优势”理论指导的“主产区”、“主销区”、“基本平衡区”的粮食安全格局实际上完全失败。在1992年以后的20多年里，全国消失的2亿多亩耕地几乎都是最优质的耕地。著名的成都平原，历史上一直就是最适合粮食生产的风调雨顺、旱涝保收的大平原地区。但是，从大城市、小城市到乡镇，城市化的“摊大饼”式迅速扩张，使得两千多年形成的最优质的大片的耕地资源，基本消失。四川这个“天府之国”，一个国家划定的“主产区”，现在每年的粮食缺口在500万吨以上。缺口恰恰主要就发生在成都平原。四川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销区”。缺口还在年年放大。四川如此，全国大多数地区也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目前能够持续地、稳定地输出粮食安全的地区，大概只有黑龙江、吉林两省。河南、山东、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传统的“粮食主产区”，也都在快马加鞭地“耕地换增长”。以缩小与东部发达省份在经济上的差距。所以，这些“主产区”的粮食安全的输出能力都在下降，而不是上升。主要的小麦、玉米产区华北平原，目前的土壤沙化和水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布朗先生有先见之明）。时刻威胁着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和居民生活。在全国性的持续的GDP大喧嚣中，大概只有江苏的苏州才表现了出足够的发展理性。苏州是一个典型的发达城市。工业化、城市化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市人大在2012 年以“湿地”为藉口，立法保护其域内的104万亩永久性稻田。

所以，中国粮食的生产潜力是问题多多、非常严重。

第二、“地板”为什么会逐渐抬高？官员、专家们大多指向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意思是这一个与制度、与宏观政策无关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这恰恰无视、遮掩了一个更重要的制度性问题。中国目前的粮食生产的高成本，首先与“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本制度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认为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直接导致了粮食生产的高成本、高“地板”。改革30多年，这一全国性的基本经营制度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经营规模小。在北方地区，约为10~15亩；在南方丘陵、山区，约为5~8亩。无论是与过去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还是与今天美国、法国的大农场比较，这基本上是一种“逆规模经营”状态。1982年的第一轮承包、1997年的第二轮承包，和现在的确权，其实就是一种“逆规模经营”的改革。所以，高成本是中国农业的必然现象。二是细碎。尤其是在南方稻区。农户有8亩耕地，但是一般会细分为一、二十块。这是第一轮承包遗留下来的恶果。以后基本没有得到调整。反而被一再肯定。这种细碎、分散的经营状态，导致劳动力、机械等生产资料在空间的转移过程中，成本凭空增加。结果就是一些偏远一点的地块，根本无法耕种，只能撂荒。三是农户的“原子化”经营、各顾各。集体经济组织被瓦解以后，农业生产资料不可能得到统筹利用。也无人能够统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也不可能承担如此任务。农户A的潜水泵、抽水机是自己掏钱买的，即使闲置，也不可能提供给其他农户B、C、D免费使用。由此，要灌溉，就得至少家家备齐灌溉设备。这在一个村庄，是多么大的制度性浪费！这还要看人民公社时期留下来的水库、沟渠里有水没有？在贵州西南山区，配齐抽水机、电线、水管这样一套设备，就得一、两千元左右。一年，就用三、四次。另外，中国真正务农的农民，其实自己的那几亩“承包地”根本就不够基本的规模经营。为此，他们不得不以每亩数百元的价格，租赁土地。这些“地租”，一般在500~1000元之间。它们会自动进入成本核算。这是最典型的制度性成本。是农地改革，强加给务农农民和农业的成本。

这四个原因，使得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成本迅速上升。“地板”迅速抬高。

大型生产资料，如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不可缺少。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但若不能统筹使用，利用效率必然就会太低。即使是国家补贴“原子化”的农民购买，其实也解决不了高成本这一难题。而且财政越来越不堪重负。化肥、农药、除草剂等一次性生产资料，则由于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消失，难以进行区域统筹治理。农户不得不不断加大使用量。由此导致中国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亩均使用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有的地方甚至超出5倍以上。这超出的部分，全国算下来，每年至少数千亿人民币，就也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国内粮食的“地板”价格，并非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由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逆规模经济”特征，“地板”至少被人为抬高了一倍以上以上。由此导致中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优势。

所以，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绕不过去的制度性成本问题。这考验中央政府的决心和智慧。

第三、“天花板”价格又是什么呢？在制定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时，必须弄清楚其中的成因。不能自己吓唬自己。首先，国际粮食的生产一般是以规模经营方式进行的。尤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粮食出口大国。它们可以利用规模经营和机械化，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粮食出口国，一般是是数百亩、数千亩、甚至数万亩以上的连片规模经营，而中国一直是10亩左右的细碎化、逆规模经营。两种经营方式的制度成本差距立即显现出来。由于有成本优势，出口国完全可以通过近乎倾销的降价方式占领国际粮食市场，以提高市场份额。从而将中国这样的国家挤压成为一个布朗节奏的粮食进口国（这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所以，中国在农地经营制度上的确没有竞争优势。其次、补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加拿大、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农场主的补贴收入几乎占了总收入的1/3以上。尽管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于技术推广、培训、储备等“绿箱”。“黄箱”在逐渐下降。但是补贴总量对国际市场上粮食的价格的影响仍然相当巨大。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巨额补贴，国际粮食价格，尤其是被发达国家控制的小麦、玉米、大豆，不可能长期处于如此低的水平。这里面有“倾销”嫌疑。而中国，则从未对此提出“反倾销”、“反补贴”的起诉。合理、合法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本国农业和农民。相反对低价粮“情有独钟”。“天花板”价格的形成，非常复杂。有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等多种因素。还有ABCD等国际粮食巨鳄在兴风作浪。绝对不是一种市场完全竞争的结果。它的本质至少是“补贴价格”。其背后是各个国家在粮食安全上的角力。经济利益、贸易利益还是其次。看看“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韩国对其稻谷生产的竭力保护，就知道在“全球化”的年代，保护国家的粮食生产主权多么重要！中国为什么总是习惯性地拿自己的“成本价格”和人家的“补贴价格”进行幼稚的比较呢？第三、粮食安全，是及其重要的公共品。在安全的时候，常常外化为一个经济问题、价格问题。但不安全的时候，就会立即演变成为政治问题、外交问题，甚至军事问题。所以，对粮食安全的评估，不能仅仅是狭隘的成本、价格的视角，还必须十分重视其衍生的安全意义、政治意义、社会意义。任何负责任的国家，都不能容忍粮食安全出现一丝的裂痕。都会尽力保护本国的粮食生产主权。这是因为失去粮食安全，任何GDP、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都是浮云。韩国、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中，都在千方百计抵挡低价粮的诱惑、进攻，对本国的农业生产予以特别的保护和重视。宁可以高成本生产粮食、高关税保护市场。也要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尽可能掌控在自己手里。为什么中国的一些官员，看到国际市场上粮食贸易出现周期性的低价，有小便宜可占，就要情不自禁、主动上钩呢？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治理、国家发展的大智慧问题，不应当有丝毫的“占小便宜”的小贩思维。

第四、“虚拟水”、“虚拟耕地”是伪概念。粮食安全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一次性贸易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今年顺利低价购买，明年、后年就不一定能够顺利购买？因此，“虚拟”的东西不可当真。去年中国进口了一亿吨粮食，并非“相当于进口了7亿亩耕地”。这是一种对粮食贸易的误读。也是对粮食安全的误导。它掩盖了中国自己的耕地资源的问题、生产潜力问题、经营方式问题。按照这种推理，如果将来中国十年进口了10亿吨粮食，岂不就是说中国总共进口了70亿亩耕地？水的问题同样如此。耕地和水是两种最重要的永续性资源。其国土属性是固定的。是不能贸易的。因此，在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中，它只有掌控在自己国土范围内，才会成为稳固的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才具有粮食安全的意义。这一点与资本不同。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如果都能够以国际贸易的方式搞定。以色列在沙漠里费劲地搞“滴灌农业”干啥呢？犹太人做生意天下无敌，为什么不进口几亿吨粮食就顺带把耕地、水源搞定呢？还用得着与阿拉伯人为了几块土地打得不可开交？因此，部分官员、学者对于国家的粮食安全，还是缺乏深刻的战略意识。骨子里还是茅于轼的小贩思维。便宜的东西不买白不买。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对重要的耕地、水源、粮食，就是看不到价格以外的重要的价值。在部分官员看来，只要发挥工业化、城市化赚了钱，就可以任意购买。所以，才肆无忌惮地以“虚拟水”、“虚拟耕地”替代“真实水”、“真实耕地”。自欺欺人。北上广深津，五个东部沿海城市率先垂范，中西部城市成都、武汉、长沙、南昌、西安、郑州、合肥、西安、兰州、贵州、昆明等等迅速跟进。谁都不愿当生产粮食的“冤大头”。但谁都希望有人当生产粮食的“冤大头”。由此，中国的粮食安全，陷入一种全面的“囚徒困境”。我国如果继续坐视不管，不改变农地制度、粮食安全制度，一场粮食安全的危机迟早爆发。这有点类似“庞氏骗局”。

第五、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根源性问题。从1986年到2001年，近15年的艰苦的“入世”谈判，现在看来，其实质就是以开放农业市场来换取发达国家对中国开放工业品市场。所以，今天中国现在的粮食进口趋势，是在2001年12月卡塔尔的多哈会议时，就已经确定了。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全面开放农产品科研、生产、流通、储备和贸易，使得中国“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脆弱的农业不得不直接与国际农业大公司PK。博弈的结果自然就是节节败退。其中，粮食进口的增加是必然的。首先是大豆，然后是玉米、大米、小麦。当这种趋势一旦形成规模、不可逆的时候。国际粮价的上升是必然的。超过国内的“地板价”也是必然的。美国，绝对不可能以补贴的方式为中国提供长期的粮食安全。相反，美国粮食出口政策的成功，不仅会继续巩固美国已有的粮食安全，而且还会在国际市场上大赚一笔。说不定赚的钱，比补贴还要多。而且，还会通过粮食这种“特殊的武器”控制世界政治版图。但是，中国届时恐怕已经没有退路、没有选择。各地的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除了耕地，包括灌溉渠道、水库、种子、技术服务等，由于长期的废弃，而很难恢复生产。另外，还有“无人耕种”的问题。由此就只能通过国际贸易来满足国内粮食安全的刚性需求。也就是说，如果目前国内的这种危机趋势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可能在10年以后，会既牺牲掉粮食安全，饭碗被它国控制，又必须支付高昂的“天花板”价格。稻谷、小麦、玉米的价格肯定会翻上一倍不止。大米的到岸价涨到2000美元/每吨也毫不奇怪。

这就是布朗描绘的“中国会饥饿世界”的前景。这确实将是一场世界性的悲剧。可惜，布朗先生一边挨骂，一边预测被证实。

全球农业资源是有限的。耕地、淡水就这么多。会对粮食增长构成“短板”约束。因此，不能夸大育种技术的意义。而全球人口还在缓慢增长。2011年已经超过70亿人，2030年会达到90亿人。所以国际粮食贸易会是越来越明显的紧平衡。贸易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下降趋势。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各个国家都只能“自扫门前雪”。寄希望于它国的粮食安全输出，越来越不现实。目前，全球谷物的贸易总量在2.5亿吨左右。中国一旦以高昂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抢购，则必然就有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无法获得粮食这种生存性资源。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所以，中国以国际贸易保障粮食安全，将必然导致一些国家，尤其是穷国失去粮食安全。或者反过来说，一旦一些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或者其它手段获得了粮食安全，则中国就会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会陷入饥荒。届时，这数亿吨的缺口在哪里去填补呢？难道要把几千万亩水泥地复垦？难道要在山坡上搞“退林换耕”？所以，习总书记说“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是冷静的、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