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严重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加上大量化学物质使用，耕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越来越多了。据农业部的说法，我国已经实现了粮食十二连增，2015年中国18亿亩耕地上产出了6.2亿吨粮。

然而，奇怪的是：一方面我们宣布粮食逐年增多，一方面人吃的粮食在减少，可另一方面还要大量进口粮食。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笔者分析，一个原因很可能我们没有生产出6亿吨粮来，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人吃得少了，但动物们实实在在吃得多了。

这里来探讨一下人畜争粮问题。到底动物们吃了多少粮呢？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1978年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显著特征是粮食等主食显著减少。过去30年来，年人均消费粮食由227公斤减至119公斤，减少了47%；而肉奶蛋等动物性食品显著增加，年人均消费量由18公斤增至47公斤，增加了161%。在粮食总消耗中，居民粮食消耗量逐年减少，2015年仅占27%，很大一部分粮食作为饲料被消耗了。

当前，老百姓餐桌越来越丰盛，大部分国人的餐饮结构已从温饱型跃入小康型，主食消费逐年下降，肉蛋奶酒等副食消费逐年上升。副食是由更多的主食转化而来，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粮食消费猛增。2003年，国产粮食4.3亿吨，粮食进出口基本持平，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34公斤，超过国际平均水平。2015年，国产粮食达到历史最高峰的6.2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6公斤，反而却不够吃了。

2015年净进口粮食1.2亿吨，加上我国已有的6.2亿吨，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突破569公斤，早已突破了世界粮农组织认为“人均400公斤即可满足营养均衡”的目标了。

我们的粮食哪里去了？

有专家估计，每年全国40%的粮食被牲畜吃了，每年我们自产6.2亿吨粮（如果有的话），进口1.2亿吨粮。有专家估计，每年全国40%的粮食都被牲畜吃了，如此计算，共有2.96亿吨粮进入了动物的肠胃，远远高于人类消耗的2亿吨粮。

有人说，目前中国人均动物性蛋白质摄食量目前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水平，韩国1980年代水平，今后15～20年内还将快速增加，然后进入缓慢增长期；当前中国人食物构成是1份人用口粮和2.5份畜用饲料，即口粮与饲料的比例是1:2.5 。以此概算，我国的农业结构应是2亿吨口粮，5亿吨饲料。动物们吃掉的粮食，因对肉蛋奶等动物蛋白的需求增加，已经远超人类，实实在在的人畜争粮事实出现了。

目前，我国存在人畜争粮的尴尬。2015年，我国进口大豆8169万吨，如果不进口，饲料就不够用，中国就没有这么多肉吃，没有这么多奶喝。在现代农业模式下，人类仅取作物光合产物中的40%左右(粮食)用作饲料，造成了地上生物产量的巨大浪费。人畜争粮趋势仍将持续下去，显然会让18亿亩耕地不堪重负的。

我国的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并未适应这一变化，仍沿袭过去“以粮为纲”的生产方式，即强化口粮生产，却忽视了动物饲料粮的供应问题。我国有占世界22%的人口，却只有占世界7%的耕地和8%的淡水资源，资源约束和人口压力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提出了严峻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政策过分重视谷物生产，过度施用农药化肥，导致了水土流失、风蚀沙化、土壤肥力下降等生态问题。生产耗粮型家畜要耗费的粮食数量已超过了口粮，并将随着我国对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需求的持续增长而继续增加。中国粮食安全的真正压力来自于饲料用粮，且人吃的粮食和动物们吃的粮食都是用同样的方法生产的，都是在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使用基础上生产的，这样的做法本身就存在食物安全问题和生态环境退化问题。必须寻找给动物生产食物的途径和空间，将人吃的粮食与动物吃的“粮食”(饲料)分类生产。

失衡的农业结构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第一，导致动物饲草（饲料）严重不足，只能用营养效能低下的谷物即主粮来替补，这不仅严重浪费我国本来就十分匮乏的水土等自然资源，导致我国优质饲料严重依赖进口，影响我国食物安全；第二，在追求粮食增产过程中，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对江河湖泊和土壤造成污染，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三，对草业重视不够、投入过低，导致草原牧区生产力十分低下；草原牧区的“三牧”和“三牲”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吃肉难、吃肉贵”已成为一些牧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二、肉料比算法科学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任继周教授是最早关注“人畜争粮”这个问题的。他以饲料转化效率最高的猪为例(鸡、鱼转化率更高，但不属畜类)，算了一笔账。肥猪的肉料比大约是1:3，即每1千克猪肉，需花费3千克饲料的“食物单位”（包含粮食和牧草）。要维持一个可以产生足够数量肥育猪的群体，即包括大、小、公、母，其肉料比约为1:3.5。我国2011年人均猪肉消耗38.9公斤，39.9×3.5=139.6公斤，这就是人均消耗的猪肉所需饲料的“食物当量”。如果全用粮食做饲料，仅此一项就比人均粮食消耗量124.7千克还要多出11%。我国城乡居民还年均消耗牛羊肉7.8千克，禽肉21千克，蛋20千克和牛奶33.5千克，这些动物蛋白的获得都要通过粮食转化。

任先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人对肉蛋奶的需求快速上升，而对粮食的需求急剧下降，食物结构正在与世界接轨。中国是全球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多数历史时期不饮奶的古文明类型，如今也要开始消耗更多的牛羊肉了。几千年来，我们大部分时间以农耕为主，强调我们的人体结构生来就适合吃素食，这才保障了粮食的基本供应，而今天大量肉类需求，客观造成了人畜争粮。

在养殖行业有个说法叫料肉比，这个比例有两种算法：在养殖户那里的算法是以市场标准为主的，即吃下每斤料可以换成的动物活体重，因为他们是出售活的动物的；在专家那里，就是真正的料肉比，即能够换回的真实的肉重。有人说，要吃一斤牛肉需要消耗8斤粮食，育肥牛的料肉比是1:8，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料肉比。

关于料肉比，养殖户们关注的是如何提高，而不是减少，这就催生了集约化养殖动物或填鸭、速生鸡、育肥牛羊产业。在工厂化养殖动物方面，鸡的料肉比已经下降到了2:1甚至1.6：1，但这样生产出来的动物肉存在抗生素、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问题。一味提高料肉比的代价是人类的健康代价，儿童性早熟、肥胖、心脏疾病乃至癌症的发生，不能不说与工厂化养殖动物有很大的关系。

养殖户们关注的料是什么呢？一是玉米，增加的是能量或者热量；二是豆粕或棉籽粕，增加的是植物蛋白；三是各种添加的矿物盐类或微量元素或维生素；四是动物蛋白直接添加到饲料里面，如骨粉、鱼粉等。这样的料以粮食为主，饲料粮是人畜争粮最初的来源。

其实，很多动物们原本是不吃粮食的，牛羊鸭鹅很少吃粮食，猪也吃三分之一的粗饲料。现在生产方法改变了速生需求，对粮食的需求也增多了。现在问题出来了，动物们是否需求那么多粮食？给喂养他们什么食物？谁规定的料必须是粮食呢？草料也是料啊，以粗饲料为主的动物，是不是应当减少粮食的供应呢？还有，那些原本不吃玉米、豆粕的动物们，为什么要喂养它们那么多的粮食？

三、几点对策

人与动物原本就不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也根本不会在一个槽子里吃饭，甚至很多动物根本就不是吃粮的，食草动物根本不会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动物蛋白，动物消耗大量的粮食是人为造成的，是盲目学西方造成的。自然界中的野生鱼类、螃蟹类、蚯蚓类、海洋鱼类是原本不吃粮的，然而集约化养殖方式，将大量的豆粕和玉米面喂养了这些动物，草原上自由放牧的牛羊也基本以天然草为食，它们原本也很少吃粮，即使猪也会消耗30%左右的粗饲料即糠，而今它们吃100%的粮食，猪消耗的粮食几乎达到了人类的一半。有人还嫌不够，要发展10万头规模的养猪场，弄得生态环境臭气冲天，这样的养殖动物消耗粮方式需要反思了。

解决人畜争粮问题需要从源头调整，即动物们该吃粮的少吃粮，不该吃粮的坚决不给它们吃粮，在生态空间里用天然的饲料喂养，再加上农区大量的秸秆合理利用，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人与动物们吃的粮食用不同方法生产，提高口粮的附加值。为动物生产饲料粮，因为是利用的地上部，可适当放宽对杂草的控制，少用或停用除草剂和农药，但可以使用部分化肥。这些动物们消费饲料粮后，其排泄物为优质的有机肥，进入为人类生产食物的农田，发展有机农业或绿色农业，为人类生产优质食物。为人类生产食物的农田里，要尽量避免或停止化学物质的投入，优质优价，释放城市人群的消费潜力，保护自然环境和农村生态环境。通过合理的消费带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同时满足粮食安全。

第二，将部分动物蛋白的生产还原为天然野生。淡水鱼、淡水虾、蟹、泥鳅、黄鳝以及海洋鱼，是以天然食物为主的，其食物的获取是通过食物链逐级将营养传递到那些物种体内，人类只是保护它们即可，天然的水产具有更好的市场，质好价优，没有人工饵料，江、河、湖泊、海洋可避免水土污染，告别水华和赤潮危害，这些生态空间同样可以提供丰富的食物。

第三，草原空间的合理利用。我国辽阔的草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41%，理应在保障饲料安全和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目前草原的生产和生态功能远没有发挥出来。草原可适度开展自由放牧，同时考虑利用生态空间养殖鸡、鹅等禽类，减少粮食的投放。这些空间生产出来的肉、蛋、奶等食物宜以有机或绿色为主，区别于农区集约化养殖的动物产品——因为那里的动物本身就以天然的植物营养尤其植物蛋白、植物纤维、植物脂肪为主，不仅节粮，还保护了草原生态，使得草原能够繁茂，为国家提供更丰富的光合产物，发挥草原的生态功能。

我国60亿亩草地仅承载1.6亿人口，而18亿亩耕地却供养着近8亿人口，并为4亿城市人口提供绝大多数的粮食、蔬菜、肉、蛋、奶等；全国耕地生产的地上生物产量（秸秆 + 粮食）高达14亿吨，而草地生物产量仅3亿吨，为农田的25%。测算表明，我国草地的生活供给能力仅为耕地的4-5%；如果将其提高到耕地的10%，那么就相当于新增“耕地”6亿亩，能养活3.5-4亿人。因此，我国草地的生产潜力巨大。

第四，农区秸秆部分替代粮食。我国农区秸秆约7-8亿吨，大量秸秆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可以转变为动物的优质饲料，可替代很多粮食。除此之外，在一些边际农田，人工种植一些优质牧草如苜蓿、桑树等粗蛋白含量高的植物，也会减少人畜争粮压力。我们进行过粗略的计算，如果将农区能够利用的粗饲料养牛养羊等反刍动物，可得到1亿吨的活牛重，以54%的出肉率计算，可获5400万吨牛羊肉，或2.7亿吨粮食（1斤肉等于5斤粮的营养和热量），扣除育肥过程中消耗的1亿吨粮，净增加1.7亿吨粮食。因此，通过反刍动物向秸秆要粮，其潜力也是巨大的。

第五，调整动物养殖比例。2015年，我国肉类总产量为8500万吨，但肉类生产以猪肉为主，每年消耗猪肉5487万吨，占64.5%，而消耗秸秆或天然草的牛羊肉的比例不到15%。每生产一斤猪肉平均需消耗3.5斤粮食，其对粮食的消费是非常大的，约占1.6亿吨粮。这就是说，在中国猪吃的粮食已逼近人类消费的粮食。因而要适度发展反刍动物，压缩猪的数量。当然，这与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传统有关，需要做非常细致的工作才能够适度调整。即使不能一下子减少下来，恢复喂养猪粗饲料的生态养殖传统(猪可吃三分之一糠)，可减少粮食5432万吨，节粮的空间也是很大的。

第六，科学饮食，少肉多素。美国高热量、高蛋白的农业生产其实造成了很多健康问题与社会问题，他们的农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主流农业科学家，总是希望事事要学美国，即将土地连片种植，让少数人养活多数人，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其实美国的农业模式是失败的，美国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肥胖人群，说明了该国的农业模式与食物结构都是不合理的。既然美国失败了，我们就不要再盲目学了。我国人均肉类消费量已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但还有专家认为我们的肉类消耗是还不到美国的一半，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难道将中国肥胖人口也超过美国才是成功么？其实科学的膳食应以五谷杂粮、蔬菜为主，配合适当的肉蛋奶，少肉多素才是科学的。

到2030年时，我国人口如能控制在15亿，人均粮食消费量如能控制在500公斤，则需要粮食7.5亿吨，与现有产量相差1.8亿吨，即使可以进口0.9亿吨(约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40%，几乎是进口极限)，仍需要国内增产0.9亿吨。这样大的消费需求，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耕地作保障，几乎是无法满足的。

总之，人畜争粮的核心是对动物蛋白的刚性需求造成的，然而这种刚性需求可能原本不存在合理性，在狭小空间里以粮食换回来的肉可能本身就是不健康的，多吃肉增加了肥胖人群还会造成其他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解决人畜争粮问题，必须从源头解决动物蛋白来源问题，让动物该吃草的吃草，而对于人类本身，少肉多素、调整养殖动物的数量比例，也是解决人畜争粮的一些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