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鸡肉加工厂里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食物与环境-人民食物主权

在鸡肉加工厂里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来源: 土逗公社发布时间：2018-04-17 阅读：2194 次

导语：

我发誓我要在工厂撑到周五，因为那是本月最后一天。但周四早上，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去工厂了。我那时候坐在人力资源办公室外的凳子上，胃里面翻江倒海……

今天推送记者萨萨·乌赫洛夫(Saša Uhlová) 在捷克鸡肉加工厂的卧底打工经历。

我发誓我要在工厂撑到周五，因为那是本月最后一天。但周四早上，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去工厂了。我那时候坐在人力资源办公室外的凳子上，胃里面翻江倒海。在我之前有一位男士正在办公室里交谈，我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他出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转头对屋里的女士说：“那儿有位女士，估计是想找工作。”我颤颤巍巍的站起来，径直走到他们面前说：“正好相反，我要辞职。”

那个穿戴整洁的金发女郎开始焦虑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遍遍地嘟囔说：“当然，这是你的权利。”然后她开始问我问题，专心听着我回答，我便开始滔滔不绝。刚开始的时候，我声音虚弱而颤抖，但越说越平静，为能够向别人倾诉而感到十分欣慰。她似乎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最终，我们达成共识，我会再多工作一天，但不一定非得是明天。当我意识到今晚一切即将结束时，我长叹了一口气。煎熬了三周，我终于要结束在沃德尼亚尼（Vodňany，捷克的一个小镇）鸡肉加工厂的日子了。

任务完成，我才能下班

三周之前，我离开同一个人力资源部舒适的办公室，开始在鸡肉处理厂上第一天班。广告上写着处理厂月薪1万3千克朗（约合458英镑），我刚签的合同上写着每小时65.5克朗（约合2.2英镑）。人力资源经理告诉我每天轮班两次，早班会很早。周一早班从午夜开始，周二早班凌晨四点开始，剩下几天通常从早上六点开始。除了合同外，我还签了义务加班的契约，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下午班我也可能无法休息，只有任务完成才能下班。

在工厂工作，需要医生出具健康证明。我找了一个公司建议的开证明的诊所。候诊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有点不对劲：每三分钟就有人大喊一声“下一个！”轮到我的时候，医生正打着电话，而护士只是让我交了500克朗（约合17英镑）的办理费。医生一直没挂断电话，直接把签好字的证明拿给了我，才20秒我就离开了办公室。接着又听到护士喊：“下一个！”医生没有检查我的血压，没做血检，甚至都没正眼瞧我一眼。我猜就算身患传染病，也能在这里工作。

接下来，我被一位女士带到了服装配发间。她向同事介绍我说：“她是捷克人。”我拿到了两条很薄的白裤子、两件白大衣、一件绿大衣、一双胶皮手套、一只头套和一双白色胶皮靴。如果我能在这里待三个月以上，就会拿到定制的工作靴。换上工作服以后，我们来到了鸡肉切片车间。离车间越近，我越觉得冷嗖嗖的，并且闻到一股可怕的臭气，让我一阵恶心。我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洞的、没有窗户的走廊。有些人站在传送带边上，有些人跑过来跑过去的。他们头顶上，无数的传送带运送着拔掉毛的鸡。接着，这些鸡在传送带上被切碎塞进了金属容器中。

我们走进第二大厅。三名二十岁左右的女人站在传送带前，盯着固定在传送带上的屏幕。其中一人看起来像是领班——她穿戴整洁，妆容精致，睫毛纤长，眉毛画得一丝不苟。切片车间里走动的人大多数都看起来筋疲力尽，她却十分引人注意。她们告诉我这个女人名叫帕梅拉（Pamela），她会给我分配工作任务。她看了我一眼，转过身，突然大笑起来，甚至连一句“你好”都没说。我问她我该做什么的时候，她却装作没听到。

你做得不对！

我不得不拜托另外两个女孩儿告诉我该做什么。她们都是罗马尼亚人。其中一位叫罗蕾娜（Lorena）的女孩儿终于开口了。她只会说一点点捷克语，另外一位罗马尼亚女孩儿瓦娜（Oana）的捷克语则要好得多。不一会儿，当我把鸡腿塞进包装袋的时候，帕梅拉和我说话了。我才发现她竟然是捷克人。她走过来对我大喊“你做的不对！”原来放置鸡腿必须整齐，不能让人看出来有洞、软骨或者筋。

将鸡肉放进包装袋后，再根据需求加上保护性的包装。连锁超市按需求订购精确数量的产品，这里便开始生产。例如，乐购（Tesco，英国连锁超市公司）想要鸡腿，利多（Lidl，德国连锁超市公司）想要鸡脖子，某某公司想要鸡肋骨……这就意味着我的工作任务要根据当前的需求不断变化。帕梅拉总是不说话，这让我无法了解她的要求。于是情况变得更糟了。她让我去把鸡大腿切半，但又不告诉我去哪儿，我在大厅里盲目地徘徊问路，很清楚自己之后会因为迟到被逮个正着。

工作两小时后会休息十五分钟。瓦娜带我到一旁抽烟。工厂的温度是9摄氏度，回来的时候，帕梅拉扔给我一双布手套。我把布手套套在胶皮手套里面，手没那么冰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冷，况且我也听了她们的话把保暖内衣裤穿上了，可还是不够用。更糟糕的是，因为我在屋里来回跑动，穿着胶皮靴，脚开始出汗。每当我长时间站在一个地方时，我的脚就更冷了。

我的工作任务一直变：一会儿要清除没处理干净的羽毛，一会儿要把肥肉用手撕掉。我们在1点45还有一次休息时间，然后就一直干到晚上七点。我们四个人在同一个传送带上，是最后一个完成任务的。

当我连续工作了十一个小时后终于往家走的时候，心里一阵解脱。但等我准备要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动了。回家的路上，我在包里找到了一只巧克力棒。随着巧克力在我嘴里不断融化，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饿，多渴。我有将近六小时未进食饮水。公司禁止任何人携带食物和水进入切片车间，并且不允许离开工作岗位。那里只有一间很脏的厕所。

罚金，拥挤的工作空间和不受尊重的工作

切片车间的工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女人，有年轻一点的，也有男人，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只有极个别上了年纪的男人。中介找来的所有临时工都是外国人，比例几乎占了工厂工人的一半。他们当中有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还有来自各种亚洲国家的人。他们中有些人明显已经在这里工作很长时间了，会一点儿捷克语，但大多工人连一点捷克语都不会。

一次我扶着工作台休息了一会儿，瓦娜马上提醒我这样做是要扣工资的。厂里没有椅子，所以即使是在等待的空隙，她也没办法坐下。瓦娜继续告诉我其他可能会被扣工资的行为：出去的时候不摘掉头罩；耳环或者里面的衣服从防护衣里露出来……

当很多人挤在传送带时，我经常没有地方工作。我必须侧身挤在夹缝中，有人过来就得给他们让路。大厅里到处都是生产线和传送带，每个人都不得不忍受在狭小的空间内工作。

每个人对工作都并不尊重，这让我很是惊奇。不仅仅因为他们经常布置给我一些没有意义的任务，而且我的同事和上级也一直在做无用功。每个人都忙着往塑封袋里塞东西，当它们被包装好之后，我们经常发现鸡肉包装多了，于是又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把包装拆开。

所有人都离开了

瓦娜是鸡肉处理厂的一员,也是帕梅拉的左右手。她在这里工作一年半了，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捷克语。快到周末时，我无意中听到她在和帕梅拉在吵架。好像是因为瓦娜要回罗马尼亚一趟，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有时候帕梅拉对瓦娜很不好。只要有一点不对，她就会大叫。但大多时候她们都很友好，看起来帕梅拉是真心喜欢瓦娜。当她意识到瓦娜真的走了，显得很伤心。当天晚上，所有人都离开了，整栋楼几乎空无一人。帕梅拉仍然站在工作台前面，一个又一个的继续包装鸡肉。我走过去问她需不需要帮忙。很明显她很难过。她拒绝了我，像平常一样让我回家。她想和瓦娜在一起，瓦娜也明白这一点。在我离职的时候，她们肩并肩还站在那里工作。

第二天瓦娜没来，而帕梅拉看起来非常伤心。我问她为什么要到这里工作，她说自己学过厨师，当过服务生，可都不喜欢。她喜欢现在的工作。她在这里四年了，也就是说从十七岁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在这里工作的人非常多，多到我都记不全他们。所有人都是来了又走了，也源源不断的有新人进来。”她的口气听起有些听天由命，那是我第一次为她感到难过。

同其他年轻女性一样，帕梅拉进入工厂很快就成了领班。老板当然会提拔年轻女工，因为只有她们才知道如何使用流水线上的电脑，并用它们来检查即将出货的包裹数量和重量。起初我认为导致帕梅拉成为今天的样子是她自己的问题——现在我意识到，罪魁祸首其实是她还很年少的时候，身处的环境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行为准则。

夜幕一如往常的降临，随之而来的还有内心的焦虑。即使是非常友善的人来到这里之后也开始粗暴的对待别人，爱生气而且脾气暴躁。这时有人说了句话，大概是：“还剩四个订单！”。于是人人都放松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的邻居

我在寄宿公寓认识了邻居——来自罗马尼亚的一对夫妇。夫妇俩一直抱怨捷克共和国到处都是强盗。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在罗马尼亚挣的钱不够养活孩子们。于是他们把孩子留在罗马尼亚和祖母一起生活，并把挣的钱寄回去供孩子们生活。夫妇俩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孩子们了。

在鸡肉加工厂，一个叫谢尔盖的人承诺他们一个月净赚一万七千克朗。他们在那儿工作时间很短，甚至连合同都没签。对他们来说每周工作63小时很难。此外，他们身体还不好，要看病就得支付4000克朗（合136英镑），因为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想过换一份工作，可又觉得这里的住宿条件好。因为他们以前工作的地方，情况比这要糟糕得多。我不得不微笑着听着他们对公寓的赞美，尽管其他人都在大声抱怨公寓里到处都是霉菌和蟑螂。

看一眼那些临时工拖着沉重的步伐走来走去，我就知道他们每天的工时早就超出了法律规定。这些临时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与正式工不同。根据捷克劳动法，雇主和工厂的所有者——在这里是指沃德尼亚尼鸡肉厂所属的爱格富集团(Agrofert)——都应该规范这些工人的工作条件。爱格富集团是捷克共和国最大的食品加工集团，其所有者是亿万富翁、现任捷克首相安德鲁·巴比耶斯(Andrej Babiš)。

捷克首相Andrej Babiš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演讲

但是，公司所有者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公开所有合同。唯一能够干预此事的是劳动监督机构。这些机构通常会与外国警察一起审查更大的公司，而审计后的结果是在捷克非法工作的外国人会被驱逐出境。

所有工作都有不如意之处

从午夜工作到早上8:45是可怕的。我在换班之前也没能睡上一觉。我不得不忍着胃疼去换班，我觉得自己甚至都到不了那个地方。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是因为生病了还是害怕了。等到早上5点，我实在是撑不住了，不得不停下所有事情坐下来休息一两分钟。第二天，我轮班从凌晨4点开始，所以3点就起床了。我住在工厂附近，但我必须提前到工厂，因为还要留时间穿工作服和做其他准备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我被带到了旁边另一条传送带，他们的任务是处理鸡腿。我和一位年长的女士瓦拉卡（Vlaďka）一起工作。第二天，她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们相处得很好。她已经在这家鸡肉加工厂工作9年了。期间，她病了两次，而且从没有因为髋部发炎而请病假——她几乎站不起来，走路的时候明显很痛苦。她还本应该接受腕管手术，但却一直推迟。所有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人都有腕管问题。瓦拉卡说，与电脑打交道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后背也会痛。“每一份工作都有不如意的地方。”她无奈地解释道。我想到了自己的实际工作：坐在一个暖和的房间里用着电脑，随时可以喝咖啡休息。我当时真想马上回复她说，与你们相比，和电脑打交道的人做的根本就不算工作。

其他地方也没有多好

我参加了一个安全培训会的时候，见到了卡雷尔（Karel）。他之前帮我推过很重的手推车，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合适的工作鞋，胶靴总是打滑。他一直乐于助人，而且总是微笑着，已经在这里工作9个月了。他之前在斯特拉科尼采（Strakonice，捷克的一个城镇）的一家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但后来这家公司的老板去世了，卡雷尔决定自己创业。可他没成功，付不起租金，也停交了社会和医疗保险。他负债累累，房子也被收回了，在一个月内必须搬家。他那时心灵跌入谷底，所以当他得知这家鸡肉加工厂能为他支付健康和社会保险时，感到十分高兴。他马上就开始在工厂上班了，因为他找不到其他工作了，他需要立即就业。不管怎样，其他地方也没有多好。

这张单据上的内容包括“所得税和保险费”，“货”，“工资总额”，“时间”

厂里的安全人员告诉我们，多亏了工会，我们因为厂里的噪音得到了额外的奖金，即使噪音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但当我问同事们是否是工会成员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知道这里还有工会。

又一翻羞辱

领班大部分时间都让我一个人干活。我第一次没办法完成一个明确的任务。鸡翅不断的被送过来，被弄碎，被机器切断的鸡肉在我们头顶移动。我不得不将它们分类，把不完整的鸡肉包起来。整个工作进展缓慢，因为单凭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一切。

领班要么对我大喊大叫，要么就根本不在场。有一次她离开了整整两个小时，回来之后又对我大喊大叫，这让我真的想辞职了。我想把身上穿的破衣服扔掉，甩头就走，但却没那个勇气。

一切都不对。她走了过来，因为我的过失而对我大喊大叫说我是个白痴。她才是个白痴，因为她从来没向我解释工作流程。那是在星期三的晚上，我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我需要去找人力资源部门，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了。

人们过去常常互相帮助

最后一天，我开始和一个女人聊天，她从年轻时就在这里工作。她回忆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那个时候我三班倒，还要照顾小孩子，但当时大家的关系很好。”如果你需要和别人换班，大家都会互相帮助。我记得三十年前，第一批越南工人来到这里，我教他们用绳子，一切都很顺利。我教会了三名越南妇女，把一切都展示给她们看。据她说，过去公司在新人身上花的时间足够多，而不像今天，有新人进来却没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只知道对他们大喊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