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餐不安全，养娃有风险？韩丁《深翻》有治本妙招
来源: 深翻 发布时间：2019-03-23 阅读：2664 次
食物主权按：当学生和食品安全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人们敏感的神经不能不再度紧绷。最近，四川一中学食堂卫生条件的乱相以及校园门口的辣条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学生再次无奈的成了牺牲品。穿过历史的尘埃，曾经集体经济下的中国，集体食堂和幼儿园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透过韩丁的《深翻》，或许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威廉·韩丁（William Hinton），美国记者。1948年，他以观察员身份深入土改第一线，客观记录下了山西张庄的土改全过程，并于1966年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翻身》。1971年韩丁再度回到张庄，对张庄组织农村集体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将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以报告并分析，于1983年出版了《深翻》。本文即是《深翻》的节选。
韩丁与农民交谈 |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在“大跃进”时期成立的“东风公社”有分配劳力、牲畜和设备的权力。它包括了大半个潞城县。公社作为一个核算单位负责按月分配每个社员的收入。这种新型的集体权力机构的成立，使大炼钢铁、修造人坝、修建铁路等工程成为可能，这些工程的上马打破了死守在家、互不信任和山头主义的传统习俗。这种打破了村庄界限的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为村庄内部的集体在做了试验，创造了经验。最主要的是公共食堂和公共托儿所解放了妇女生产力，使她们走出了家门，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撑起半边天”的能力。
村里开办了3—7岁儿童的托儿所，大多数儿童都可以入托，这样大大解放了妇女生产力。
为了给公共食堂提供蔬菜，各生产队把各家各户保留的自留地合并起来做了队里的菜园，这样就把几百个劳动力从个人生产移到了集体生产，使蔬菜生产合理化，并进一步把妇女从家庭琐事中解放了出来。有了1957年1月购置的柴油机和6月购置的小型蒸汽机，才有了1958年蔬菜的大规模生产，用这些机器泵抽水可以灌溉几十亩菜田，因此激发了各个生产队在“大跃进”到来之前开发蔬菜生产的积极性。
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大跃进”时期炼铁调走了机械，但那个时候张庄已经从公路对面的新水泥厂接上了电，已用电动机代替了小型柴油机和蒸汽机。1958年以前，没人敢要求从水泥厂接电，因为水泥厂和张庄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根本不属于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再说电被认为是高技术，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只有电工才能对付得了，一般普遍的村庄不敢瞎摆弄。是“大跃进”打破了行政管理的界限，冲破了人们的思想藩篱。张庄人从公社指挥部申请到了电线，越过公路，接到了水泥厂的电机上，这样全村各家各户都通了电。电灯亮了，小型电动机也可以使用了，人们可以到加工厂来磨面，再也不用绕着石头碾子、石头磨转圈圈了。这更进一步解放了妇女。
村里通过各种渠道为发展这些新事物积累资金。张庄的农民到水泥厂和马路对面的火车调度厂及修火车的机务段干合同工，所挣的工资不是给了个人而是给了公社，合同工只挣工分不挣钱，他们挣的钱算入了公社的总收入。工分的收入总要低于工资的收入，正是这个差额才使公社积累了投资资金。
铁路和水泥厂建设占地要付给公社一笔钱，他们不把这种交易称为买卖，而是简单地称为“变成工业用地”。土地的赔偿费相当于所占土地三年产量的总值，这样公社虽然失去了一些土地，却得了一笔流动资金。
新的资金积累和1958年的丰收能够提供7项保证：保障食品、燃料、教育、医疗、住房、结婚和丧葬的服务费用。东风公社没有这么多保障，只有食品和教育两项。这些保障，两项也好七项也好，都给了人们一种史无前例的安全感，许多人不再为看病，年迈和丧葬攒钱了，而是花钱买四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过去的人们常说﹕
小的时候攒钱盖房子，
长大以后攒钱说媳妇，
上了年纪攒钱买棺材。
现在人们攒钱的目的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需要的和喜欢的东西，不再过多的忧虑会有什么大灾难发生。因此，一个活跃的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起来了。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尽管公社化运动没有全部兑现这些保障，而且大部分在一两年内都被取消了，但它却在广大农民的思想意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跨越大半个潞城县，曾一度有权安排40个村庄大部分劳力、农具和资金的东风公社于1959年分成了4个规模较小的公社，此后不久张庄的托儿所就关了门，公共食堂继续办了两年，1961年由于粮食短缺没法再办下去了，于是也停办了。
公社核算取消后，以村为单位的合作形式即后来的大队接管了所有的帐目，大队接受了集体菜园、水泵、加工厂，每户的电灯都保留了下来并有所发展。后来在1963年，公社批评大队核算过分集中，是早产儿，所以包括60—100户的生产小队又成了结算单位，负责一切收入和消费。这更低一级的核算恐怕是当时公社运动的组织者们所未曾想到的。退却是大规模的和仓促的。
张庄的托儿所受到了全村妇女的欢迎。胡雪贞热情洋溢地讲道﹕
我们加入公社后成立了托儿所，公社负担全部费用，孩子们免费入托。实际上我们村成立了两个托儿所，村南村北各一个。村南的托儿所占的是金宝贝的房子，北边占的是张贵才的老院，现在归了陆和仁。每个托儿所有两名妇女负责，贾金顺的老婆和李小妹负责村南托儿所，孙全英协助她俩工作。每个托儿所有七八十个孩子入托，不过季节不同，入托的孩子数也不同，地里的活越忙，到托儿所的孩子就越多，即使这样，也有许多家长从来不往那儿送孩子，而是留给姥姥、奶奶、或是姨姨、婶婶照看。
大多数家长是早饭后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去上工，中午下工时把孩子接回去，下午上工时再送过来，孩子们在家里吃饭。不过托儿所为孩子们准备了吃的，公共食堂给孩子们准备的有疙瘩，孩子们把这当做饭间零食。
托儿所办的很好，教孩子们唱歌、识字、做游戏，还有许多人到我们这里来取经学习，我们也到别处去参观学习。那时候晋东南各地都有托儿所，为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幼儿教师和家长经常互相参观，相互比较，看看哪儿的托儿所办的最好。
我问张庄的托儿所为什么最后停办了，胡雪贞说﹕
冬天到了，天气冷了，许多家长都不愿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我们的托儿所是个季节性的机构，只办了两个季度，最后就停办了。
张庄的托儿所办了大约1年(1958—1959年冬天)，后来由于东风公社解散，不再提供给资金，所以也就停办了。
和托儿所一起办起来的村里的公共食堂，办的时间稍长一些，直到1962年7月。开始张庄6个生产队每个队开了一个食堂，后来两两合并变成了三个，这三个都坚持了很久。起初，不管怎么开会动员，解释集体食堂的好处，来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总是少数，如果家里有人做饭就在家里吃，但后来伙食和服务改善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
厨师们按计划尽量变换饭菜的花样。他们想办法粗粮细作、粗细搭配，吃几天玉米高粱就吃一顿白面，逢年过节吃好饭，食堂间相互比赛，看谁做的好吃的多、饭菜花样多。他们还组织相互参观学习、现场表演、并讨论改进的办法。长治市接管了马厂公社后还安排了一名市委副书记负责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吃饭问题。
张庄的三个食堂，北边的设在大队部的院里，南边的在申天鹏的院里，另一个在南庙。每个食堂都有10间房子，不包括厨师们（每个食堂有2—3名厨师）住所。每个食堂有一个大火炉、一口大锅、一台加大火势用的电动鼓风机，另外还有小火炉和2—3口小锅供特殊情况使用。每个食堂都有蒸馒头用的大笼，还有动力切菜机，每个食堂还指定了一名供给主任，负责食堂的管理和采购工作。只要供给主任计划安排得好，一切就会很顺利。
公共食堂一成立起来就大得人心，主要原因第一是方便，第二是免费，尤其在农忙季节，必须在地里吃饭时，最能体现它方便的优越性。这时厨师可为6个生产队的社员提供热的饭菜，社员们只要派人去食堂拿就行了。如果没有这样的集体食堂，队里就得派一个人挑着扁担一路摇着铃铛到各家去收饭，因为那么多户人家同时把饭做好是不可能的，派去拿饭的人总要等着还没做好的人家做成才行，这样等他把饭挑到地里时，先做好的饭肯定就凉了。大家的饭一起做，不仅省了时间，省了劳力，而且大伙还能吃上拿到地里都是热的饭菜。
即使在农闲季节许多家也还是觉得公共食堂方便，他们可以派一个人去食堂把饭拿回家来吃，对单身汉和人口多的家户这尤其方便。不过，那些强调饭菜花样、强调个人口味、强调病号饭、强调随时可吃到饭菜，或还有其它特殊要求的人就不易满足了。
农民拥护公共食堂，实际在1958—1959年食堂的供应是半免费的，另一半还得各家各户自己付给，也就是说集体（开始是公社，后来是大队）从分配资金中扣除足够的粮食资金（资金占总收入的20%），供给食堂半年使用，然后各户再从每年分配的粮食中拿出一部分粮食和钱供给食堂另半年使用。从1960—1962年，大队扣除了足够的粮食和资金支持公共食堂全年运转，每人每天有1.5斤粮食。显然，这不是任何一般意义上的免费供应。张庄人吃的不是别人劳动所生产的现成的粮食，而他们自己劳动所得的粮食，买调味品和买菜的钱是他们自己挣的。
供给食堂的粮食和资金越多，每户分到的粮和现金就越少。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免费供应意思是不管哪种都按人头供应，大家都一样，不考虑挣工分的多少，也就是说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关于粮食，张庄起初是部分地后来是全部地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这实际上是一种平均的形式，张庄大队的每个人都分到同样数量的粮食，不考虑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力气等其它因素。当然有些人非常欢迎这种分配形式，更欢迎粮食大丰收的年景，因为这时粮食不成问题，不像在灾荒年，粮食成了严重的问题，收得农民的口粮不能维持生活。遇上灾荒年，那些勤劳的村民、贡献大的人，对缺少劳力的家庭和个人与他们共享劳动果实不满，这些人也就懒得劳动了。
平均分配、免费供应还带来一些浪费。因为有的家庭即使根本吃不了也要把分配给他的全部拿回家。
在“大跃进”后的重新调整、紧缩、节约运动中，长治市的领导不止一次到张庄了解粮食供给和公共食堂的问题。他们召开群众会议收集意见，听到了许多抱怨，有的人抱怨说公共食堂吃饭时间和饭菜安排的不够灵活，不给做病号饭，还浪费粮食。有了这些批评意见后，有的群众退出了食堂，但大多数没退。公共食堂最后在反对“五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命令风、共产风的运动中停办了，张庄的公共食堂是在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60条）发表后停办的。
显然，1958年公共食堂的建立，确实满足了一些实际的需要，许多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新事物比公共食堂更早地消失了。张庄的公共食堂比别的地方要维持的更长，不过在长治管辖的地方内至少有一个大队的公共食堂一直没有停办，1971年小宋大队的公共食堂仍为全体社员免费供应饭菜，不管工分挣的多少，一律平均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