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王国：塑料分类，人也分类
来源: Toxic News / New Internationalist 发布时间：2019-04-06 阅读：3674 次
《塑料王国》（2016）一开场是一艘货船驶入中国北部的青岛港，在那里，集装箱被机械化地装载上货车。纪录片跟拍了一只前往山东农村的集装箱，当货车驶入村子的时候，电影荧幕上唯一的字幕是：
中国是日本、韩国、欧洲和美国塑料垃圾的主要进口国。
电影因此关注了一种填满一些跨国货船集装箱的特殊商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商品被认为是“可回收物品”或是“废品”（即可重复利用来生产新产品的使用过或废弃的物质），但其实听起来比较负面的“塑料垃圾”才是一个描述这些物质的更合适的标签：随着电影的展开，它向观众展示了数量惊人的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量，展示了工厂把使用过的塑料垃圾加工包装成塑料颗粒再当作原材料卖给制造商的过程，以及这个不规范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
电影首映后不久，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收紧对“洋垃圾”的限制。2017年7月，中国最终向世界贸易组织宣布将很快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包括不同类型的塑料和废纸，这两类是西方国家回收项目通常回收的物品。尽管诸多废品回收行业协会提出上诉，但中国政府仍在2018年开始全面实施新政策时进一步加强了进口限制。与此政策呼应，多种废品的全球商品价格急剧下跌。在失去了中国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大量已经收集起的“可回收物品”正在世界各地堆积，除了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之外无处可去。
因此，中国对“洋垃圾”的禁令产生了分裂性的影响。它扰乱了废品的跨洋流动，然而富裕国家的许多回收系统都依赖于此。更重要的是，通过质疑可回收和垃圾之间的差异，这个禁令冲击了大众对“可回收”本身的理解。同时，它还揭示了将垃圾变为制造业原材料的这个行业的混乱以及其隐秘过程。这无疑是那些将废纸和塑料分开的好心的消费者们很少会考虑到的。
塑料分类
然而，这部非叙述性的纪录片的焦点不是垃圾、污染和毒性。相反，这些主题构成了这部纪录片的背景，观众们被带入了一个处理塑料垃圾的家庭小作坊，在那里，一部关于人的戏剧慢慢展开，包涵了日常的快乐与斗争、游戏与痛苦。
依姐——一个没有读书的十一岁小姑娘，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角。她的父亲老彭给作坊老板打工。老彭和自己的妻子、老板以及偶尔雇来的临时工一起，承担了作坊的大部分体力劳动。
老彭的家人——包括不断出生的新生儿——渴望回到四川老家，但他们却被困在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中，和老板一家一起生活。两个家庭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并且创造地利用着他们所生活的垃圾世界。
然而老板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和谐，有时，紧张关系会爆发为争吵和打斗：关于工资、老彭工作是否足够认真、产品的质量，以及是否将依姐送到当地学校的问题。
依姐很两难，她的爸爸喝酒喝光了微薄的收入，而且希望她留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而老板则想要送她上学甚至提出收养她。她经常不知道自己是该听爸爸的话还是该站在老板那边。
依姐很想家，而且常常看起来不太开心，但当她和奶奶打电话的时候却十分高兴。在电话里，依姐回忆起在四川的生活，而且期盼能够回家。短短的通话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分类，而这个主题恰好可以用来分析这部电影的多个层面。
奶奶：你爸爸还在工作？
依姐：对，他正在分拣塑料。
奶奶：你会不会帮他？
依姐：会。
奶奶：真的？
依姐：真的。
奶奶：你知道怎么分拣塑料？
依姐：我知道。（自豪地）
依姐妈妈：但你要照顾弟弟妹妹。（笑）
奶奶：快要回来了吗？
依姐：两个月内吧……（依姐笑得很灿烂）
奶奶：听说你要回来，我很开心。
依姐确实要平衡好游戏和照顾弟弟妹妹、其他家务和分拣塑料垃圾的任务。分拣主要是把那些被扔进回收箱的没用的塑料和其他垃圾从可以加工的塑料中挑出来（切割、清洗、融化再加工成塑料粒）。
小镇里大概有5000户人家都从事塑料回收生意，多余垃圾被丢的到处都是，包括生长粮食和放牧的田地里和田地周围。有个农民抱怨说他的羊越来越瘦，最后屠夫剖开这些羊的胃，发现里面都是塑料。
在另一个让人不安的镜头中，孩子们发现了十几条飘在河里的死鱼，水里全是垃圾和泡沫。老彭一家把那些鱼捞起来烤熟，当作一顿特别的、喜庆的饭菜。尽管并不确定鱼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们为何而死。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它们来自清洗塑料垃圾所必需的浑浊的化学清洗水，而化学清洗水也恰恰是它们的死因。
成堆的塑料垃圾常常是阴燃或者全燃着的，依姐和她的家人把一些多余的塑料就当作煮饭用的便利又免费的燃料。电影没有说明燃烧塑料释放的毒性，但是烟雾给电影制造出了一种阴暗而不祥的氛围。烟雾常常出现在影片背景当中，一次次地笼罩了天空。
大人们抱怨工作又脏又苦，而且塑料垃圾也是又臭又恶心。低成本的塑料加工会导致长期的严重的健康问题，这一点在电影里并没有说出来，但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意识到或是不担心。
工厂的老板、一家之主，阿坤指着他后背上长着的三个肿瘤，“该死的塑料！我身体都坏了。”但是，他不敢采取任何行动，“我不敢去检查。万一检查出个什么病……我日子还过不过？”塑料回收业的利润很微薄，阿坤强调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为了生活（嘲讽地唱起了歌）……为了孩子，为了父母，能不干吗？”学校的学费很贵，阿坤几乎无力把他的儿子送去上学，而老彭根本不愿意送女儿去读书。
谁来定义回收？
废物回收再利用并不是新鲜事。人类很早就找到了利用破旧物品的方法。然而，“回收”的当代概念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中。这一运动关注自然资源枯竭以及垃圾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并不关注已经长期驱动废品回收行业的废品的经济价值。
早期倡导回收的活动人士针对的是那些使用一次性包装的产品制造公司，呼吁它们负责这些产品消费后废弃物的处理；然而，企业利益成功地将回收的责任转移给了消费者，以确保回收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商业模式。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西方国家以家庭为单位的回收系统建立起来，中国经济也经历了快速增长。在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的推动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了世界市场的主要消费品生产国。然而，中国工厂无法获得制造所需的充足的原材料供应。于是，废品进口顺势成为了采购原料的重要手段。到了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同时成为了全世界的工业生产中心以及大部分可回收物品的目的地。
在此期间，回收逐渐成为了今天西方人所认知的一种个体行为。作为一个动词，“回收”用来表示根据一套指导方针将废物放进不同的回收箱的个人行为。通过强调个人责任的广告宣传，冗长而污染的工业化处理过程被隐藏起来，他们仅仅提及模糊的环境效益。大多数遵循这些指导方针的人很少了解除了垃圾收集之外的回收过程。
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小心翼翼地放入指定垃圾箱的大部分可回收物品被出售到地球上遥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洋垃圾”禁令被新闻报道之前，所有受到影响国家中很少有民众知情。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还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地。
“中国表示不再接收洋垃圾”，2017年路透社的一则头条新闻中这样写道。《经济学人》中的一篇文章则题为“中国试图禁止洋垃圾：新法规如何影响回收行业”。采用“洋垃圾”一词，这些头条想让读者讶异他们的“回收物”竟会在中国变成“垃圾”。中国人是没有看到回收废物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吗？还是我们没有看到回收工业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危害和污染？
对此，一些废品回收行业协会居高临下地质疑中国政府是否了解垃圾和废品之间的差异。然而，在向世贸组织提出的回应其他国家的关切的通知中，中国官员正确地指出，没有“全球公认的废品和可回收物品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使用国际公认的商品代码来列出被限制的材料。这也与中国国内许多反外国废弃物的说法相呼应：“垃圾”和“废品”的类别不是相互排斥的。废品可以是有价值的并对制造业有用的，但是净化和准备其他重新用于制造所需的处理过程可能颇具问题。
正如回收再利用的批评者长期以来所指出的那样，不仅废品的工业加工产生了环境污染，它还需要高昂的能源支出，需要额外的原料投入，生产出劣质产品，并将多余不用的材料送到本该避免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换句话说，虽然“回收”废物能产生有价值的生产材料，但它也会产生垃圾和污染。
人口分类
在纪录片中，有一个买主对塑料粒的质量不满意，这迫使阿坤降价卖掉颗粒，损失了不少钱，这让阿坤和老彭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问题似乎在于分类不充分，阿坤骂老彭说：“你为什么不能拣仔细点？这是你的责任。你这是在浪费我的塑料！”但是老彭抱怨说，他这么多年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他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他骂了老板，老板又回骂他。老板气势汹汹地站到老彭面前扇了他两巴掌，让他走人，永远别再回来。老彭在自己的房间醉醺醺地一直骂到深夜，争吵平息了，工作还是要继续。
尽管阿坤是工厂老板，他却一点都不算富裕。两个农民家庭都被迫卷入一个在黑暗中的全球工业生产节点，在这个节点上，资本主义一些最基本的进程占据了中心位置。
这包括不考虑人类健康与环境影响而仅仅依据是否有益于生产来分选材料的劳动。这也包括将社会角色划分为工人和老板两类——这两类角色决定了分拣塑料的劳动产出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因此，他们之间的紧张和纠纷实际上就是某种特定权力关系的外化。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部关于两个家庭与他们赚钱谋生的戏剧可能在任何一个危险又有害的小作坊里上演。然而，这种从世界上更富裕国家进口塑料垃圾来加工的特殊劳动有其自身的特异性。
垃圾的产地用外语标签或广告标明。塑料垃圾中可能有任何东西，这不仅仅带来恐惧和厌恶，也会带来可能发现“宝贝”的兴奋。当发现一个还没开封的护脚霜时，阿坤特别开心，他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韩语的使用说明视频，阿坤的太太当晚就试用了一下。同时，孩子们也会找到气球和其它一些有趣的物件、玩具。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找到的都是他们想要却可能永远不会买、不会拥有的商品的图片和剩下的外壳。在她的爸爸被老板骂分拣工作没做好时，依姐沉浸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拣当中，她仔细地剪下、收集好那些鞋子、裙子还有其他在想象的生活中她可能会买的东西的图片。老板也有消费的梦想，他想要在面包车坏了之后换一辆新车。两家人一起去看车展，阿坤坐在豪车里感觉飘飘然，他觉得或许有一天他能买得起这类豪车。但是老彭和依姐看上去很不自在，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回家后，依姐把那些汽车和车展台上衣着暴露的车模的图片剪下来，贴在纸上，精心策划着她自己的微型车展。
最后，老板用家里所有的钱办了一笔车贷，开着一辆崭新的汽车穿过烧着垃圾的田野回到家。他很骄傲地炫耀新车给老彭和邻居们看。不久之后，老彭决定带他最大的两个孩子回四川。他带依姐和她弟弟去了火车站，但是因为老彭没有身份证，他们没能买票。后来他们又去了汽车站（在那里购票不需要身份证），但是老彭没有足够的车票钱。对依姐来说，过于贫穷乃至无法回家实在是一个让人心碎的现实。沮丧而无奈之下，这家人只能接着在阿坤那里干苦活。
后来，孩子们开始玩一种游戏，依姐在窗户里“卖火车票”，小男孩们到窗户外“买票”。依姐似乎很享受拥有发车票和拒绝卖票给没钱的人的权力，而不要当那个被拒绝买票的人。因此，依姐一方面梦想着能够回到四川农村的老家（在那里她有很多朋友和家人，学校免费，农业还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她开始学会幻想在世界上占据一个不同的地位，这个世界里的人们被分成了不同的类别，有些人有足够的钱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有些人只能被困于清理分拣堆积如山的垃圾之中。
垃圾政治在本土
中国禁止进口废品，通过切断其进入本国的路来治理污染。这种努力也可以算是探索处理那些由不受管制的废品加工所造成的污染的有效方法。然而，围绕“洋垃圾”的言论同时也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这一名词也被一些中国人用来谴责更广泛的外来事物，从一无是处的外国人到肯德基。在某些情境下，“洋”字表示了一种与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历相关的特定外来性。此外，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发展（在撰写本文时正在发生），废品进口限制已经卷入更广泛的国际权力斗争之中。
尽管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仍然存在，但进口的废品只是在中国被加工和再利用的废品中的一部分。中国国内建造和拆除的垃圾，以及工业垃圾都数量惊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导致了生活垃圾的泛滥。在所有城市地区，都有一群散落在各处的外来农村人口，他们以收集、分类和交易这些有价值的废品为生。围绕着亲属与同乡关系进行组织，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几乎不受管制的行业。自从这个非正规的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取代国有废品企业，它往往成为“清理”运动的目标，其原因不仅仅是环境污染，也包括对城市外来者的歧视性待遇。
中国国内的非正规废品贸易链灵活而高效。但是，与国外进口废品相比，国内非正规的废品分拣往往较粗糙，而且废品受污染较多。然而，政府最近一直在与能巧妙地利用环保主义言论进行宣传的垃圾管理公司（它们通常与政府官员有着良好关系）签订巨额合约，而不是努力去改进这一现存制度。目前的政策有利于开发更多的垃圾焚烧基础设施，这也提供了更多赚钱的机会。与回收相比，垃圾焚烧似乎与目前的一次性文化更沆瀣一气，并与减少垃圾的目标背道相驰。焚烧也会排放出危险的污染物，并产生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掉的有毒固体废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并没有来自中国的要求“回收”的呼声。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大多数主要城市都已开展了促进个人回收再利用的美德宣传活动，并安装了西式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这些努力基本上都失败了。关于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理论，常见的替罪羊是普通公众，因参与性不足以及教育缺乏，以及和西方人的文化素养差距而遭到指责。
然而，也许问题恰恰相反：中国人知道的太多了。或许是如此多的不受管制的废品处理在家门口的存在制约了将“回收”带到中国的努力。事实上，媒体曝光废品行业的不当行为和其造成的污染在中国调查类新闻很常见。它们所传达的隐含信息是，将垃圾丢进回收箱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保护环境。
当然，先进的技术可以减少废品处理中的污染，也可以降低工人的健康风险。然而，目前全球化市场往往利用廉价劳动力，并且向环境法规欠缺的地区输送废品。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先进的技术往往成本高昂且缺乏竞争力。随着中国实施禁令，有报道称从越南到波兰等几十个国家的废品进口量都在增加。加在一起他们还是无法弥补中国市场消失所带来的损失，而有些国家也已经开始实施本国的限制条例。出口国正被迫寻求在其境内促进垃圾处理的方法。许多评论者认为这代表了充满希望的发展趋势。
尾 声
《塑料王国》的成就超越了使全球垃圾流动改变航向的意义。电影里大洋彼岸那个充斥着代理、想象、斗争和不公的“地下社会”，离垃圾“回收箱”很远，但又与它紧密相连。
因此，电影力求引发人们对垃圾、价值、毒性和正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电影播出后，中国对“洋垃圾”的禁令给世界各地的回收项目带来了危机，但也提供了一次急需的挑衅，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垃圾、环境、责任和权力及其与“回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