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从未被解决，只是被转移
来源: 回响编辑部 发布时间：2019-07-24 阅读：2663 次
食物主权按：今天发的这两篇文章构成了一种对话，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垃圾分类和建立在垃圾分类之上的垃圾循环处理，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陷于环境危机的人类社会？
《垃圾——从未被解决，只是被转移》这篇文章认为，垃圾分类处理只能处理掉少部分的垃圾，使之循环再利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作为“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构成部分的污染问题。“垃圾循环利用，造福于人”这套话语只是制造了我们可以继续过剩地进行生产，无节制地进行消费的借口。而后一篇文章则指出，瑞典可以将现代生活中产生的大部分的垃圾进行循环利用，造福人类，甚至，他们本国的垃圾都不够用了，急需进口。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和应对垃圾问题呢？甚至，缺乏垃圾，需要进口这件事，是否也会成为其他国家安心制造垃圾的理由？（其中《垃圾——从未被解决，只是被转移》这篇文章有删节。）
垃圾的分类和回收，制造了没有垃圾的幻觉
近年来，垃圾越来越作为重要的环境问题被纳入生态纪录片的再现与表述，然而主流的生态纪录片往往将垃圾描述为一场生态灾难，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议题。另一方面，纪录片最终又会寻求“可持续性”的方式消除垃圾——比如垃圾回收、垃圾分类、垃圾堆肥等，从而消除“垃圾”所带来的焦虑与不安。人们寄予技术的进步、回收体系的健全来化解这个令人恐惧与不安的现代灾难。例如，纪录片《塑料海洋》（A Plastic Ocean）以庄重的画外音展示了美国海军舰队如何利用高科技的清洁工艺实现垃圾的无害化。纪录片《废物》（Trashed）叙述者杰瑞米·艾恩斯最终诉诸于 “垃圾处理技术的更新”——垃圾发酵、堆肥以及庞大的垃圾回收系统，来消除垃圾焦虑。在纪录片的结尾，艾恩斯探访美国巨大的垃圾回收站，镜头掠过整齐而富有秩序的垃圾传送带、垃圾处理起重机，画外音是回收场的工作人员陈述回收工作的完美与处理流程的完整，被打包的垃圾会运往中国，形成完整的回收与生产体系——“中国人会将这些回收的塑料制品做成新的产品，然后我们从他们手中购买商品”。
纪录片《塑料海洋》海报
可持续性的垃圾处理与回收似乎提供了“令人安慰”的方案，垃圾的焦虑与灾难性事实终止于欧美国家看似完善的处理体系，似乎人类可以依赖“生产-消费-回收”的循环来驱逐“垃圾”的魅影。但这一论述，是对事实的遮蔽。一方面，可以被重新回收利用的垃圾事实上占据相当低的比例。发表于Sicence Advances 的论文The Chinese import ban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plastic waste trade 指出，目前全球只有9%的塑料垃圾被回收利用，绝大多数（80%）塑料垃圾被填埋或最终污染环境，每年大约有400万至12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再者，欧美回收的垃圾绝大部分以全球垃圾贸易链流入第三世界，将垃圾造粒重塑为原材料的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毒气、废物，回收依赖全球南方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环境成本和生命成本。佐治亚大学学者研究过去28年（1988-2016）世界塑料垃圾的进出口数量和交易额，指出高收入国家一直是塑料垃圾的主要出口国，亚非地区成为进口塑料的主导地区，拥有更完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和更高废品处理标准的富裕国家正在把塑料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
因此，依赖回收体系实现清洁、无垃圾、可持续的欧美世界，是建立在垃圾被转移到第三世界的事实上。垃圾研究学者田松的说法更为准确，“垃圾不可能被处理，只能被转移”，“从看得见的地方，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从话语权强的地方，转移到话语权弱的地方”。也已有很多学者洞察到“回收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所构筑的谎言。尼克·舒金（Nicole Shukin）在论著《动物资本：生物政治时代下的制化生命》（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回溯西蒙斯（Simmonds）所开辟的“垃圾循环回收论”。西蒙斯将垃圾定义为“被错置的资源”，认为要为工业生产的垃圾找到重新利用的价值，现代工业经济必须模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将垃圾重新纳入资本生产体系内部。尼克·舒金认为通过挪用生态体系“循环”、“物质转化”的概念，西蒙斯“自然化”了工业生产体系，而遮蔽了资本生产通过垃圾回收降低原料成本、压榨更多剩余价值的事实，隐藏了工业必然生产废弃物的事实，塑造“生产-回收-生产”这一封闭性循环神话，进而，合理化无穷无尽的生产与消费。学者Joshua Schuster 在分析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关于中国的垃圾回收景观的摄影作品时批判回收符号的虚假性，回收标志由三个回环的箭头构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强调流动性与循环性，呈现不经过任何中介即可实现的重塑、转化，似乎任何垃圾物质最终都能走向无穷的循环，而取消了回收劳动者的在场，取消了回收过程承受污染暴力的人与非人的生命。
回收构筑了一个可以将废物完美处理为生产原料的神话，流畅的物质循环合理化了永不停歇的资本生产，遮蔽了工业生产方式中必然存在的废弃物环节，以及资本榨取过程中所制造的废物，与被废弃化的空间和生命。当今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巨大讽刺在于，一方面垃圾回收、垃圾分类与垃圾再利用愈来愈成为公共领域中被认可、甚至大肆宣扬的环保政策，另一方面，我们比以往更心安理得地制造垃圾，“用完即弃”的生活方式在回收、环保字眼的包裹下获得了某种正当性，然而却很少有人去审视“时刻更新”的消费日常所建立的怪异的物欲，很少有人质疑“被物质包围”的生活本身。这一悖谬很好地展现在电商回收快递包装的宣传上。快递垃圾占据垃圾产量的大部分，诸如阿里巴巴、京东、当当等大牌电商推出可回收包装纸箱，减少胶带的使用，媒体宣传“一绿到底”“节约胶带可绕赤道两周半”来彰显可回收的“效用”，为电商企业摇旗呐喊，但谁来追究那些无法被回收的垃圾？谁来戳破绿色消费的谎言？
固然垃圾回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它不应该被神化，被视为解决垃圾问题的最终方式，从而遮蔽了真正的垃圾问题。垃圾的处理并非技术发展的问题，技术处理只会将人类卷入与垃圾更深的纠缠。垃圾所提出的挑战在于：人类如何重新面对我们和物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垃圾转移与空间不平衡
纪录片《废物》关于垃圾焦虑的化解终止于将打包的回收垃圾运往中国，而至于这些垃圾到中国之后遭遇了什么，则成为被搁置的议题。环境主义式的主流纪录片将垃圾问题转化为一个技术问题或者管理问题，抹除了垃圾以不同方式被转移、被投掷的事实。然而，另外一些具有反思意识与抵抗潜能的纪录影像，则完整地呈现了垃圾是如何被转移，例如大卫·费德尔（David Fedele）的纪录片《电子垃圾场》（E-wasteland），印度纪录片《城市边缘》（City’s Edge）《塑胶牛》（Plastic Cow）。特别是王久良的纪录片，其作品始终萦绕垃圾而展开，再现了城市化与全球化两个层面上的不同垃圾转移路径。《垃圾围城》再现了城市内部的垃圾如何经由环卫系统与地下垃圾产业链被转移到城市郊区，并重塑了城市郊区；《塑料王国》呈现了全球垃圾贸易的转移路径：从美国奥克兰垃圾回收站，经由海运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的农村。在这些纪录片中，“转移”作为重要的事实被再现，也就是垃圾所在的空间并非天然、抽离地存在的，而是生成性的。在这些纪录片中，垃圾转移的工具——卡车、大轮船，被反复地再现，一方面呈现了废物的不可处理而只能被转移，另一方面，这些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中实现空间快速横跨的“时空压缩”的工具，被指认为“自由”“快速”“扁平全球化”的象征，在这里却呈现了两个断裂性的空间：从消费的城市中心到投掷垃圾的城市边缘，从欧美后工业社会到承受垃圾的废弃化农村。
《塑料王国》中的主人公依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妹妹
也就是垃圾处理，实质上是垃圾转移的问题。垃圾转移本身镌刻着深刻的地理不平衡，同时也在加剧空间的不平衡。学者田松在文章《洋垃圾：全球食物链与本土政治》中即指出垃圾转移体现的是资本运行的食物链，垃圾永远从上游转移到下游：
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是上游，欧洲、日本是上游，中国、非洲、南美是下游；从中国范围内看，东部沿海、京上广是上游，西部是下游；从北京看，城市中心去是上游，周边区县城是下游——所以会有垃圾围城。
垃圾转移的方向即指认着不同层面意义上的地理不均衡，也在制造着复杂而多层的“中心”与“边缘”。干净、整洁的城市景观、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恰恰是建立在被用来投掷垃圾、被生产的废弃的边缘地带之上。垃圾作为物质在全球的区域流通即生动地再现了全球空间的断裂性。王久良“塑料王国”纪录摄影中有一张照片拍摄躺在垃圾堆里的孩子，不识字的他正在辨识着德国品牌服装P&C包装垃圾上的文字：生产地是宁波，货物到达德国杜塞尔多夫。也就是说，中国生产的衣服被运往德国，而包装的塑料垃圾则从德国运回了中国。物质流通显现了“生产-消费-回收”在全球秩序内部的不同分工，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链条内既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成为世界垃圾场。被废弃的消费品“尸体”被投掷到中国农村，成为垃圾回收场孩子们的玩具、学习的书册以及用来粘贴墙壁的墙纸，更重要的是，是他们获取经济收入的方式。王久良在采访中谈及他所感受到的垃圾全球化流通的“荒诞”性：
“我看见一个小男孩用垃圾堆里的报纸裹在身上，用垃圾胶带系住，扮演超人。我注意到报纸上的登载的新闻是扎拉·菲利普公主的婚礼。婚礼的头版新闻图片就挂在这个小男孩的背部。我一看到这个场景，脑子里就响起结婚进行曲，而在我的眼前是一个在垃圾山里追赶的小男孩。这些片段在我的脑中拼接在一起，这个世界的荒谬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颇有意味的是，断裂空间的产生恰恰来源于世界图景的整体性。学者大卫·哈维将全球化理解为服从于资本逻辑而生产不平衡的时间和地理的过程，不平衡发展与等级性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密切联系，由此而形成了所谓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在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是城市中心主义的进步历史观论述中，亚非拉国家、城市边缘（农村）往往被指认为肮脏、污秽的欠发达、落后、贫穷、不文明的地带，后者之所以困境重重在于文明发展的时间性远远晚于前者，而垃圾的空间转移路径则将先后时间的文明问题转化为共时空间问题，欠发达并非由于滞后，而是霸权施加的结构性暴力，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与城市秩序体系内置的权力不均衡所带来的。
全球垃圾贸易链末端的廉价生命
上个世纪90年代，倚赖进口国廉价劳力与低门槛环境政策，全球废品贸易链初步形成。发达国家高额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出口垃圾比就地处理的利润更大。例如，英国填埋1吨固体垃圾需要上缴86英镑的填埋费。垃圾进口国的回收企业、加工厂则利用在地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从废塑料中回收造粒赚取利润。由此形成了多方受益的经济贸易链。尽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禁止发达国家以最终处置为目的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危险废料，但是各种垃圾依旧以走私、其他商品夹带、二手物品的名义非法出口到加纳、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
垃圾贸易链形成了回收经济生产链，同时也将发达国家的废物排放到回收地生态系统内部。一方面，废塑料被转化为生产材料，废弃物被重新纳入生产-消费体系内部，从而形成了“生产-消费-回收-生产-消费”的回环链条。另外，回收过程中产生的巨量的废物，渗入在地居民的身体、在地生态系统，并直接进入全球生态循环。多伦多大学学者孟悦在论文《人类世版图上的塑料王国》以图示的方式很好地描绘了这两大循环。只不过，往往前者是“可见”的经济利润，而在地的生命，作为废物的直接承受者，则不被看见。
纪录片《塑料王国》非常清楚地再现了全球废物垃圾产业链与中国农村回收作坊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经过粗浅挑选的塑料垃圾会被打包运往中国农村。在地工人精细地识别、甄选、分类塑料类型，再将原本的碎料制品压碎、洗涤，重新造粒，成为塑料工业的原材料。这一过程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回收工人的生命为基础和代价的：工人在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条件下徒手分拣垃圾；杂乱的塑料垃圾中混杂着医疗废弃物和有毒或具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分拣场所内垃圾遍布味道奇臭无比，苍蝇漫天；身体被病菌侵袭，脸部患有严重的黄水疮。塑料加工设备非常简陋，一名20多年塑料厂工作经验的熟手，在一次通宵“造粒”中被机器冒出的甲醛熏晕以致左手被机器绞断。而这样的回收工作收入却非常低廉：割一斤塑料袋1毛钱，夫妻两人除掉生活费月收入2千元。
讽刺的是，纪录片所再现的被毒烟笼罩的身体，在主流的话语成为“缺席的身体”。纪录片开篇导演采访回收处理中心负责人为什么塑料要运往中国，“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好了，中国的买主能出别人两倍以上的价钱”，当被问及“垃圾去往中国”之后是如何的，负责人依据客户提供的报告认为“看起来可以”。在全球废物贸易内部，塑料垃圾如何处理仅仅只是一个“利润”数值的权衡，而塑料垃圾本身的毒物、对当地景观的侵蚀、对回收工人的生命的影响都成为不可见的景观。
很多学者从后殖民的视角出发批判全球垃圾贸易体系内部的不公正，认为这一定意义上延续了现代以来的霸权体系，讽刺的是，这一生态不平等恰恰是后发国家进入全球市场追求现代性的平等而造成的。土耳其学者B.A.Donmez将发达国家的垃圾投掷与转移视为早期生态帝国主义（biological imperialism）的复制和延续，发达国家将亚非地区视为可废弃的空间，征用这里廉价的劳动力与当地的生命、生态资源。而生态批评学者罗博·尼克森则阐述了被嵌入全球体系的底层劳工的伤痛何以被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发展逻辑所抹除、所压抑的。借用全球贸易所获得的自由流动的合理性，垃圾回收产生的毒物对在地景观的改变、对生命的伤害都被“合理化”了。王久良在采访中提及，旧金山未经详细分拣的塑料卖给中国是一顿9美元，“9美元，连过叉车放在船上的费用都不够，但如果以9美元卖掉，就是’国际贸易’，如果一分钱不收，就是'倾泻'”。也就是，借助贸易的名义，垃圾获得了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格和正当性。另外，尼克森援引“发展难民（developmental refugees）”的概念指认在发展逻辑中被排斥出想象共同体的伤痛承受者。追求现代的、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压抑了受难者的伤痛。纪录片“塑料王国”的命名就非常准确地展现了这一悖论：“塑料王国”取自媒体对中国大规模的废塑料回收加工区—余姚的称呼，所指认的是中国塑料产业的蓬勃发展与中国塑料业在全球市场举足轻重的位置。光鲜的经济价值掩盖了底层劳工和在地居民的身体伤痛。而纪录片以此命名，转向对在地居民生命经验性伤痛的体认。可以说，承受垃圾暴力的身体是被双重“弃置”的——既是全球资本流动中被废弃的生命，同时也是现代国家发展话语内部不被承认的、可消耗的“剩余者”。
这样的分析，更多地将位居贸易链末端的垃圾回收从业者视为“单一的受害者”。但对于回收者来说，垃圾，既是威胁生命的污物，同时也为之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方式和经济生存的发展空间。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与垃圾回收业之间悖谬的关系，才能理解他们复杂的生命困境。学者孟悦在论文《人类世版图上的塑料王国》认为，纪录片《塑料王国》中所呈现的劳动者并不是纯粹的受害者角色，回收工人内化了公共话语对生命价值的否认，转而认同垃圾回收所带来的“财富、发展、经济”价值，自觉选择放弃生命健康。因此，工人自身既参与者生态暴力，同时又沦为生态暴力最为直接的牺牲品。纪录片反复询问回收工人“为什么做这个（不健康的活）”，而劳动者给出的答案却是对生命、生活价值的重新认可，“为了孩子为了爸爸妈妈”、“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孩子”。
看似悖谬的反差，实则呈现了劳工选择的被迫性：为了获取经济收入以维持和延续生命，不得不以生命的暂时搁置、身体伤痛的延宕为前提。为什么中国农村的农民需要以垃圾回收业为生呢？这一被迫的选择折射的是作为身份认同与社会价值认可的“农民”的死亡。在一次映后谈中导演王久良谈及纪录片人物昆对农民身份的痛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是他未来的图景想象。而为了生存，雇工鹏则不远万里从四川农村到山东做回收工人。齐格蒙特·鲍曼将那些由于现代化生活范式在全球的传播（或者是另一种新的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而被剥夺曾经有效的生存手段的人称之为废弃的生命。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属于“废弃的生命”。
《塑料王国》纪录片的结尾颇具意味：雇工鹏的儿子在垃圾堆里捡到一张由英国通讯公司Lebara所生产的手机卡，雇主昆将SIM卡插入手机里读出手机屏幕所显示的文字：“Welcome in China，欢迎来到中国”, 这句话被叠合在另一个镜头上：熊熊燃烧的垃圾堆散发的毒烟淹没了孩子的嬉戏声，纪录片的主人公伊姐在烟雾弥漫的垃圾堆里翻检垃圾。“Welcome in China” 这句话所指认的是一个挺进世界市场的中国，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承受世界垃圾的中国。而这两重涵义都内置于位于全球垃圾贸易末端的中国农村的人的生命经验：他们承受着垃圾回收工业所带来的渗透于身体内部的伤痛，同时他们也分享着崛起的中国所指认的经济进取的生活想象——即抛弃故土、背弃农民的身份，背弃生命与生态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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