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 | 产量越来越高，粮食就真的安全了吗？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22-05-20 阅读：1601 次
导 语
民为国基，谷为国命，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的重要议题。联合国农粮组织编写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表明，受新冠肺炎影响，粮食的不安全率暴增。截至2020年，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11.9%（或约9.28亿）的人们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说明他们已没有粮食，甚至一整天吃不上东西）。反观我国，在政府宏观调控的资源配置下，粮食总量逐年上涨，稳固了粮食安全，使得疫情期间人们的粮食需求得到保障。但在曾经市场化浪潮的席卷下，也有过粮食价格低迷，农民“储量难”、“卖粮难”以及种植成本高于市场价格的困境，出现了粮食危机。
而在中国粮食安全的成功背后，是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数字”的增长，即不断刺激的生产意味着粮食安全就愈发有保障吗？本文作者阐述了奢侈性需求和营养性需求两种粮食消费的类型，揭示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社会病”。
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追求为生产而生产的“数字化逻辑”，使生产出的消费品（无论好坏）都被神圣化了。而其中一些具有危害性因素的消费品因其需求量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工作岗位，被赋予某种正当性，成为“积极”的因素。粮食中的奢侈性消费亦是如此，它不仅危害身体健康，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还易被错误地认为是“粮食安全”的一部分，并为此支付大量财政调节“奢侈产品”的价格。
作者告诉我们：在当下，关注粮食的使用价值，即它对人体营养需求的供应，重视粮食的生产者，即确保粮农的收入安全，避免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思考问题，拒绝为资本的噱头提供便利性，才能发展生产潜力，节约财政资源，才是真正的“粮食安全”。
本文作者胡靖老师将于6月4日做客诚食讲座，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粮食安全的问题。
作者｜胡靖（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老师，主要研究农地制度、集体经济、粮食安全等问题。）
责编｜侯笙
后台编辑｜童话
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爆发以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立即凸显出来。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条变得越来越脆弱。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家收紧了出口，导致粮食价格飙升。而传统的粮食进口国，粮食贸易的风险逐渐放大，它们担心粮价的上涨，但更在庆幸还能买到粮食。
而14亿人的中国，正是因为把国内的粮食生产紧紧抓在自己手里，抓稳了“饭碗”，从而使得抗疫的进程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粮食安全，显然成为了这场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疫情风暴中的定海神针。为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那些在粮食安全领域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农民。
粮食安全，按照FAO的定义，一般的理解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粮食需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满足。为此，粮食自给率就成为了衡量粮食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自给率高，这意味着粮食安全比较稳定，不会受贸易的影响；自给率低，粮食安全就只能依赖贸易，就比较危险。这一指标通俗易懂、操作性强，但还是不够严谨、准确，而且容易导致政策的误解和财政资源的浪费。为此就需要一点辩证的思维。
2020 年世界饥饿人口半数以上（4.18 亿）生活在亚洲，三分之一以上（2.82 亿）生活在非洲 | 图片来源：粮农组织
我国自建国以后，对于粮食生产一直非常重视，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达到了40730.5万吨，由此开启了一个近20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1996年，粮食产量登上新台阶50453.5万吨，1998年冲到51229.3万吨。但2003年产量下滑到只有43069.5万吨，5年时间产量减少了8159.8万吨，粮食安全出现了危机迹象。
这种情况迫使政府在2006年以后开始对粮食生产实行全面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取消了农业税。从此以后，政府就不再纠结粮食生产应不应该补贴的经济学问题。在政府财政的强力支持下，2007年，粮食产量走出低谷，重回50160.3万吨。以后一路缓慢增长，2013年登上60193.8万吨的6亿吨新台阶，2020年继续增长到66949.2万吨。自此，中国粮食安全妥妥的牢固，完全可以从容面对国际市场。
2010-2020中国粮食产量变化图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成功，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但这不是要一直刺激生产，要求产量越多越好。相反，粮食产量在达到一定的安全区间以后，就需要适可而止。此时价格杠杆、补贴杠杆就需要停止下来或转换方式。否则，长期鞭打13个粮食主产区的“快牛”，最后一定会累死“快牛”。
政府保障的粮食安全，或者说作为粮食安全的粮食，核心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的热量需求、营养需求，而不是其他。为此，就需要区分市场上粮食消费的两种性质，一是营养性需求，二是奢侈性需求。2003年，笔者在《入世与中国渐进式粮食安全》一书中曾经对此予以了严格的区分。二者之间当然有可能重叠，但是这种区分在粮食安全政策上，在粮食生产、储备的总量上仍然是可以分置的。而且这种分置可以提高财政的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比如，一个老百姓，购买了十斤面粉，他可以做馒头以果腹，也可以做包子、饺子以享受，他完全可以把营养性需求，以美食享受的方式展现出来。但奢侈性需求不是指这种情况，而是特指超过了营养性需求的为了满足口感、交际或某种特别的感官刺激的那部分脂肪、蛋白质、酒精的需求，这会消耗掉大量的粮食。比如白酒、啤酒、烤肉等的过度消费，这三种“食品”最容易刺激感官，产生奢侈性消费。
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病。客观上看，奢侈性需求也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物资和文化的需求”，但是它的性质类似香烟的消费，需求量巨大，但不一定是健康、文明的消费，相反还可能导致消化道疾病、心血管疾病。在美国，粮食的奢侈性消费就非常普遍、非常典型，过量的肉类、酒类的消费，使得肥胖病非常普遍，这又进一步引发了公共医疗资源的畸形和浪费。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这种奢侈性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可以带来就业，可以带来税收，因此很难遏制。但它无疑是巨大的社会成本的付出，甚至威胁到农业的可持续性。
所以无论从消费文明的角度，还是财政效率的角度，政府都应该把奢侈性消费从粮食安全的范畴中剔除出去，从公共财政中剔除出去，由市场去自发调节。一些公民愿意拼酒、愿意每天都是“啤酒、烧烤、小龙虾”，就请支付市场的高价格。政府只需要盯住并保障老百姓的营养性、健康性消费就足够了。这才是粮食安全的本义。至于茅台酒是八千元1斤，还是两万元一瓶，政府都不用管，这不是粮食安全的内容。更不能假粮食安全用公帑去保障，相反还应该课以重税。
2018-2019年，中国肉类消费统计表|图片来源：知乎
为此，政府就需要调整粮食安全政策。在禁止“非农化”、“非粮化”，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同时，聚焦营养性粮食的生产、储备和分配。
从数量上看，根据人的生理性需求，360~400公斤是粮食消费的分界线。按照360公斤的综合消费标准，一个公民一年的热量、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等的营养性需求基本可以得到满足。这当然也要因人而异，男性应该标准高一些，女性应该标准低一些。青壮应该高一些，老幼应该低一些。但在一个区域，若平均的综合消费超过了人均400公斤，则基本上就进入了奢侈性消费的区间，其营养性意义就是在边际递减，甚至为负。为此，政府就需要制定分置的粮食生产政策、流通政策和储备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生产政策。粮食生产，可以以400公斤作为政策的基点。2021年我国有14.13亿人，未来10年，人口总量有可能突破15亿。400公斤标准，意味着我国只需要保障5.6~6亿吨的国内生产产量就完全可以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价格的波动不是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城乡居民都要习惯粮价的适当波动，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粮食的资源生产潜力可以长期保持在6亿吨以上。“储粮于地”，就是要保障6亿吨以上的基本生产潜力，比如8亿吨左右的生产潜力。生产潜力，除了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还包括水利、良种、化肥、农机等生产资料的储备、准备。这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平常情况下，一些农业资源可以用于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生产，丰富市场的“菜篮子”。紧急情况下，一个季节的调整，就可以生产出至少6亿吨粮食，确保“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在营养性粮食的生产得到充分保障以后，超出400公斤标准的奢侈性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如酿酒用的高粱、大麦和部分玉米、大豆等，可以放心地留给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去自发调节，政府可以监测，但不用干预。由此节约下来的财政资源，可以用于土壤修复、环境整治、水利建设、良种选育、农民培训等。所谓的“储粮于地”的“储”其实就是这一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