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粮食危机的隐患也越来越大。旧有的全球粮食生产分配体系已经被证明是不平等且不可持续的。我们需要思考粮食主权这一概念的内涵，将饭碗端在劳动者而不是跨国大公司的手里。

本文介绍了乌克兰、黎巴嫩、南非和巴勒斯坦民众争取自身粮食主权的实践。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的系统性不平等和风险；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渴望掌握自己的未来。

全世界劳动群众正在为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可持续的世界秩序而斗争，而粮食主权是这场斗争的关键一环。

作者｜瓦莱里·彼得罗夫：哲学家，非政府组织 "社会运动 "的积极分子

责编｜竹节虫

后台编辑｜童话

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加剧了全球粮食安全的紧张局势，依赖乌克兰和俄罗斯粮食进口的国家现在面临饥饿的严峻威胁。此外，全球环境危机也对粮食安全构成影响，不稳定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带来不确定性。

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战争、环境变化、消费模式及全球资本主义下商品流通体系内部不平等的深层联系。当前的各种危机正在促使人们寻求突破依存状态，向粮食主权的目标迈进。

在分析全球粮食短缺的原因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讨论有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粮食系统对环境的影响、生产和销售链的发展、消费和粮食定价政策等问题。

挪威农村和地区研究所(RURALIS)高级研究员纳塔利娅·马莫诺娃(Natalia Mamonova)、黎巴嫩农民和活动家塞尔日·哈福什(Serge Harfouch)、南非经济正义研究所研究员安德鲁·本尼(Andrew Bennie)和巴勒斯坦人权捍卫者兼农业工作委员会联盟总负责人福阿德·阿布·赛义夫(Fuad Abu Saif)分享了他们的想法，并对相关主题进行了分析。

根据国际组织“农民之路”的定义，粮食主权是指人们有权获得符合当地文化、以生态可持续方式种植、使用自主选择的粮食和农业系统生产的健康食品。与仅指获得粮食的粮食安全不同，粮食主权指的是自主生产和分配粮食的能力，以便为民众提供粮食。粮食主权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其实施实践却有着百年的传统。

农村与地区研究所研究员纳塔利娅·马莫诺娃(Natalia Mamonova)认为，鉴于俄乌战争，加强乌克兰的粮食主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因此，纳塔利娅提到有研究表明，目前乌克兰每三户家庭中就有一户存在粮食不安全问题，而这一数据在该国东部地区甚至更高。

2023年7月24日，基辅地区法斯蒂夫区，一名农场工人在收割夏小麦时检查谷物水分

图片来源：Andrew Kravchenko/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在乌克兰，尽管粮食主权的讨论尚不成熟，但这个国家数十年来一直在实践着研究者所称的“安静的”粮食主权。自苏联解体以来，众多乡村居民及大量市民通过自耕自足的方式，依靠自己的土地维持生计。这种方式在危机时期为国家提供了基本的粮食保障。纳塔利娅指出，乌克兰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实践粮食自给自足，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并未涉及权利或社会动员。乌克兰人不将其饮食习惯视为一项基本权利，也未参与相关的社会运动。

遗憾的是，“广场起义”事件和《乌克兰·欧盟结盟协定》未能促进人们对粮食主权角色的重新思考。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全面战争的爆发，这一议题变得更加敏感，乌克兰的农业部门遭到了重创。炮击和地雷摧毁了大量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特别是那些主要从事谷物出口的大型农业企业。与此同时，小规模生产者迅速适应新环境，调整粮食生产以满足本地家庭、社区和军队的需求。

2022年开战后，民间团体自发地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城乡种植作物以自给自足。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网络，既满足了受影响人群的迫切需求，也支持了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纳塔利娅和她的同事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胜利花园及类似倡议，基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的运动，不仅帮助人们种植作物，也提振了人们的精神，孕育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这些实践可能预示着一场更为自觉的粮食主权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在支持以有机食品为民众提供食物的小农方面。纳塔利娅·马莫诺娃认为，小规模农业在乌克兰粮食供应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前的研究显示，乌克兰的小农场贡献了全国约95%的土豆、85%的蔬菜和浆果、75%的牛奶以及35%的肉类产量。

但乌克兰政府往往忽视了这些小农户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重要角色，而是优先考虑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大型工业化农业企业。

乌克兰粮食主权运动的核心之一紧密关联着种子主权的概念。全面战争的现实显示，小规模生产者经常面临种子供应不足的困境。这些生产者通常只能获得专利种子，他们从生产种子的公司那里得到的种子都是专利种子，这意味着这些种子不适合繁殖，因此需要定期购买。例如孟山都等大型农业公司免费向农民提供种子，但玛莫诺娃认为这是一种扩张影响力的策略，旨在吸引更多需要帮助的农民使用专利种子。结果就是这些大型国际公司正利用当前危机扩大其市场控制权。

黎巴嫩从1943年宣布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建立“安静的”粮食主权的过程。在此期间，黎巴嫩以农业为主，村民自给自足。随后几年，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导致农业生产的主要设施集中在少数出口导向型大公司和寡头精英手中。随着国家人口的增长，黎巴嫩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

黎巴嫩农民活动家、农民倡议组织“我们的种子”的共同创始人塞尔日·哈福奇(Serge Harfouch)说：“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依赖进口，随着时间推移，我们90%的粮食需依赖进口。特别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依赖极为明显。在居民年消费的600,000吨粮食中，将近80%来源于海外。这显露出生产规模与本国实际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

从2019年至2023年，黎巴嫩的形势经历了显著的变化，粮食主权的理念不仅被重新引入，而且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塞尔日认为，三大关键因素对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2019年10月17日黎巴嫩抗议的开始象征着革命的起点，社会面临着重大挑战，其中包括食物短缺或获取食物的困难，这迫切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来共同应对。

其次，这一时期还特征于经济崩溃和国家货币的剧烈贬值。在2019年之前，1美元和1欧元的价值约为1,500黎巴嫩镑，而现今它们的价值已飙升至90,000多黎巴嫩镑。这一贬值不仅凸显了黎巴嫩对进口的高度依赖，也暴露了其粮食安全高度依赖外部因素的问题。

第三，黎巴嫩实行的混合寡头治理制度意味着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被少数人控制，其中包括粮食进口业务，几乎完全由单一公司垄断。在这种不稳定的时期，一些食品公司的老板利用机会牟利，过度利用政府补贴，并通过炒作价格来影响民众。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说明了一个国家至少需要保有基本的粮食生产能力，以抵御不稳定时期饥荒威胁的重要性。粮食主权概念引起的关注，与人们对自主与掌控自己未来的渴望密切相关。革命的爆发表明，重获生活的主导权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其次才是恢复粮食生产和分配的正常秩序。

在建立黎巴嫩的粮食主权方面，获得育种种子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乌克兰。黎巴嫩与乌克兰的情况相似，大型农业公司向农民免费提供专利种子，随后却要求农民自行购买种子，导致大公司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小规模生产者则不得不为获取生产资料(种子)付费。

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不育植物，还包括对肥料等生产资料的需求，使得小农生产者陷入依赖外币和外国生产体系的恶性循环，最终只有靠家附近的小块土地才能维持生计。

塞尔日认为，突破这种局面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收集本地作物品种的可获取种子库。另一个优先事项是确保人们能够获取到有关可持续耕作方法和可持续粮食生产的知识。此外，获取土地和水资源也至关重要。

为此，2016年成立的协会“我们的种子”(阿拉伯语意为“我们的根”)致力于让该地区曾经生长的特有物种重返农田。该协会从伊拉克引进种子并分发给村民，以减少对大公司专利种子的依赖。随着时间推移，该倡议不断发展，开始恢复传统农业生态和种子生产方式。这种做法有助于解决包括土壤退化、农药和化学品污染在内的多个问题。

为实现粮食主权，农民需要拥有自己的种子，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并独立进行生产和扩展，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粮食生产体系。塞尔日·哈福什表示，恢复传统耕作方法知识是活动家的核心任务之一：

革命之后，我们意识到传播知识的必要性。短短两三代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失去了耕种土地和种植本土作物的古老知识。我们必须恢复这些知识，并在这个社会极度混乱的时期与人们分享。

活动家们走遍全国，寻找那些仍然保留着独立生产种子、播种材料和自给自足粮食传统的村庄。他们将所获得的知识传播给民众，以提高他们自产粮食的能力。

非洲大陆严重依赖粮食进口，因此俄罗斯封锁乌克兰港口引起的粮食危机对该地区影响尤为剧烈。南非气候政策和经济司法系统研究员安德鲁·本尼(Andrew Bennie)特别强调了乌克兰战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饥荒威胁的加剧。

但他也指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洲国家所处的全球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即使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也已经对非洲国家极为不利。

全球粮食贸易体系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全球粮食价格的任何上升都将加大非洲国家进口农产品的难度，从而可能引发饥荒。这种情况迫使非洲国家为粮食支付更多费用，而美国等国家则从中获得额外利润。换言之，对农产品进口的高度依赖损害了非洲国家的主权，增加了饥饿的风险。那么，为何非洲国家会开始大量进口农产品？

安德鲁·本尼解释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系统是在殖民时期建立的。因此，当我们提到非洲国家‘欠发达’时，必须记住这是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结果。”

正因如此，粮食主权和粮食公平分配的问题对于许多非洲国家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举例来说，南非虽然拥有较为发达的工业化粮食生产体系，但由于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加之粮食产业被少数公司控制，导致该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难以自由获得粮食。南非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满足国内需求，但却将大部分粮食用于出口。

另一方面，南非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存在显著的不均衡，具有深刻的社会阶级和种族特征。在这个国家，大部分农产品由白人农民生产，而约有250万的黑人农民仅能获取20%的水资源，不得不耕种面积较小的土地。这种情况使得南非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居于前列。同时，参与工会和其他组织的农民工人比例处于历史低点，当前只有27%，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达到了70%。

环境问题亦不容忽视。研究人员指出，南非的能源生产主要依赖于煤炭，这对气候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非洲是气候变化的一个焦点，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例如在南非气温已上升了4°C，这对人类、动物及整个环境都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安德鲁·本尼强调，实现粮食主权和预防环境危机的关键在于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在制定农业生态现代化战略时，南非政府主要关注满足市场需求，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如劳动条件和农场工作的技术组织等。发展并改进生产领域不同参与者（如小规模农户、工人和农产品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可能是解决粮食危机的一个有希望的方向。通过让尽可能多的生产过程参与者加入社会对话，将有助于就制度变革的关键方面达成共识，从而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南非的案例表明，争取粮食主权的斗争应从更宽广的视角出发，寻求社会正义与平等。

巴勒斯坦人权捍卫者、农业工作委员会联盟(UAWC)主任福阿德·阿布·赛义夫讨论了粮食安全与巴勒斯坦人民主权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实现粮食主权等同于抵抗占领，而粮食安全往往依靠外部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实现。

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口的控制、种族隔离和种族清洗加剧了人们对巴勒斯坦人获取粮食问题的关注。加沙地带多年来一直受到封锁，并在2023年最后几个月升级为全面冲突，这不仅威胁到粮食安全，而且也威胁到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福阿德·阿布·赛义夫指出：

加沙地带的妇女和儿童遭受轰炸，医院和住宅被当作攻击目标，民用基础设施被故意破坏。以色列国防部长正式宣布，他们已经切断了对加沙地带的水、电和食物供应，这违反了禁止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的规定。

以色列通过禁止巴勒斯坦人使用农田来严格控制加沙地带居民，那些生活在被以色列宣布为战区的领土上（如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无法使用他们的土地耕种。通过破坏粮食安全来使用食物作为战争工具：没有粮食生产，就无法维持生活，从而无法抵抗占领。

而西岸的情况与加沙有所不同。尽管生活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有机会种植自己的粮食，但以色列当局却竭尽全力阻止他们这样做，通过建立定居点和检查站限制了该地区人民的流动性。同时，以色列还大量没收当地居民的土地，将其转交给定居者。

种子主权对于减少对占领政权的依赖至关重要，这位人权捍卫者指出：

种子是粮食主权的基石。因此，我们必须始终考虑我们是否能够自给自足地生产种子。例如在2003年，我们在约旦河西岸见证了一种现象：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农业公司试图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种子。这些种子是当地产的，构成了当地农业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为了对抗这种情况，UAWC把建立一个种子库作为其优先任务之一。自2010年起，该组织开始收集数十种适应巴勒斯坦气候、适合当地种植的农作物种子。这些种子随后分发给农民，以便他们在自己的地区、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种植。

巴勒斯坦人适应占领条件下的粮食系统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使用家庭菜园和果园。虽然这种做法无法满足所有粮食需求，但它代表了一种基层运动，有助于建立巴勒斯坦的粮食主权。

鉴于占领当局对水资源获取的限制，巴勒斯坦人正在尝试建立一个不依赖灌溉的粮食生产系统。为此，他们利用适应干旱气候的本地种子，并建立收集雨水的机制。但由于气候变化，冬季降雨量减少，使得这种脆弱的供水方式也变得不再可能。

占领、战争、有限的粮食和资源是巴勒斯坦面临的现实。在这种条件下，建立粮食安全变得极为紧迫，而粮食主权是持续抵抗以色列占领政权的关键。福阿德·阿布·赛义夫还呼吁采取农业生产的合作方式，这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利用占领下的有限资源，合作可以在人们之间建立支持性网络，组织更加面向社会的农产品生产。

争取健康、文化适宜和环境友好食品的斗争，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注重环境和社会的全球资源生产和分配体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支持基层团结和地方合作，以强化社区和地区的协同。这场斗争的另一关键方面是支持人们摆脱殖民依赖，而这尤其需要通过确保他们的粮食主权来实现。

文章来源：转载自公众号“日新说Copernicium”，2024-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