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展望2024年的世界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仍在不断地发展，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在生态破坏、劳工待遇恶化、对人与动物的伦理忽视、分配不公以及农民困境等方面，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频频爆发。尽管美国的农业模式受到许多崇拜和效仿，实际上，该模式的高度商业化和集中化特征却加剧了上述问题，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掠夺和生态失衡的恶性趋势。在此背景下，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的这篇文章继承了马克思多年前关于农业与资本主义的思考，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农业体系的逻辑与现实。

文章在现代的语境中全面而详尽地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困境，尤其是美国模式的问题，并有条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根本上与合理的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最终向读者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愿景。

作者｜弗雷德·马格多夫（美国佛蒙特大学植物和土壤科学荣誉教授）

翻译&校对 | 侯泠、霏霏、苗苗、于同

责编｜鱼宝、丁卯

后台编辑｜童话

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次讨论中，我想重点谈谈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个著名段落：“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在美国，几乎所有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以最高利润出售原材料。有些农民会加入小众市场(niche market)，比如在农场加工如奶酪和果酱等产品，直接向公众销售，以此来“增加价值”。然而，绝大多数粮食是由农民向大型区域或国家市场销售大宗商品而生产的。利润率（销售价格减去生产成本）最大化的目的决定了：

1. 在特定年份和一段时间内种植哪些作物（轮作类型）；

2. 农场动物的饲养种类、地点及方式；

3. 农业投入品，如化肥、农药、机械和所需燃料；

4. 生产规模和机械化程度；

5. 雇用多少农业雇工及工人的待遇；

6. 出售产品的时机和设立期货合约；

7. 是否与加工商签订直接生产合同。

这些问题彼此交织，一个决定可能直接导向其它方面的决定。比如，美国“玉米带”地区的一个农民（玉米带以爱荷华州和伊利诺伊州为中心，也包括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密苏里州、印第安纳州西部和俄亥俄州西部部分地区及达科他州东部的大片地区）决定效仿玉米带的其他农民，种植玉米和大豆。种植这些作物所需的基础设施已经到位——供应商、市场安排、储存，以及将作物运输到市场。在这个例子中，你可能以为每个环节都是绝对理性的决定，农民所处的经济体系在形式上是理性的。但关键问题是：从更广泛的环境或社会角度来看，这一系列决策和实践的结果实质上是否合理？让我们来看看。

1、生态的沉沦

（1）轮作缺位与大型农场机械化对种植环境的破坏

首先，决定集中种植一种或两种作物，就意味着不可能进行生态上更合理、更丰富的作物轮作。农场作物单一（且不养牲畜）看似合理，因为农民可以像其它行业的生产线那样，将时间花在专业化上：玉米带的典型传统农民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缺乏多年生草皮类作物的轮作（如草和豆类作物，它们全年覆盖土壤表面，有助于积累有机质）意味着土壤更容易被侵蚀，地下水更容易受到污染。缺乏更复杂的轮作也加剧了杂草、病虫害等问题，需要人工干预，通常会使用农药。

对这两种作物的依赖也意味着，如果这些作物的价格下跌到接近或低于生产成本的水平——像2014年初秋玉米和大豆的情况——农场可能会面临经济困难。政府补贴，包括联邦补贴的收入保险计划（大农场和保险公司是真正的受益者），在收入下降时（例如价格下跌或作物歉收时）缓解了这种情况。因此，专门种植两种作物，未能分散风险而导致的不合理的经济体系，由于包括农民、投入行业、加工商、贷方及保险公司在内的农业游说团体的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救。

玉米和大豆的种植数量取决于这两种作物的相对利润潜力——这一点每年，甚至一年之中都在持续变化。玉米与大豆的预计价格对农民来说很重要（如果农民在播种季节开始前签订销售合同，则可以锁定价格）。但同样重要的是种植这两种作物的相对成本——玉米成本更高，主要是因为对氮肥的需求和在销售前风干玉米粒的成本。

这些作物每英亩利润很低，因此需要更多的土地来获得足够的农场总利润，以便在当前的经济标准下维系一个家庭的生计。例如，假设种植玉米或大豆的利润约为每英亩200美元。一个有100英亩农田且所有田地都种植这些作物的农场将获得20,000美元的利润。辛苦工作了一整年，这收入并不算多。结果是，除非你找到一份农业之外的工作来补充收入和提供福利（许多农民都是这样做的），否则你需要购买或租赁更多土地。随着农场规模扩大，农民更难真正了解他们的土地。俗话说：“农民的足迹是最好的肥料。”农场规模越来越大的结果是，农民没有涉足过这些农场的大部分土地。

更大的农场意味着需要更大的机械来覆盖广阔的区域。机械化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劳动效率，从而减少每英亩和每单位作物（即每蒲式耳、每磅或每公斤）使用的劳动力。然而，机械化并不一定能提高亩产量，尽管它能让农民更快速地工作。这种更重、更昂贵的设备有一个潜在的缺点：较大的设备允许农民在土地非常湿润时操作，导致土壤被压实，因为土壤越湿，土壤结构越容易被破坏。虽然较小的设备也会压实土壤，但使用功率更大的拖拉机让农民在土壤不适宜的状态下也能耕种。

（2）玉米-大豆模式投放农药炸弹：生态与水体污染

只种植玉米和大豆导致使用更多农药。玉米和大豆都是一年生作物，因此在这种没有多年生作物轮作的条件下，杂草会大量繁殖。一般来说，这些杂草与作物一起快速生长，并在作物收获之前完成其生命周期，为来年埋下大量种子。

此外，病虫害问题由于大面积种植两种作物而激增。大豆孢囊线虫侵染大豆根部并导致产量显著下降，可以通过在玉米或小麦等非寄主作物中轮作两年来控制。虽然在大豆作物之间轮作一年玉米会有帮助，但在受感染的田地中，大豆的产量仍会下降。

依赖农药来控制杂草、昆虫、线虫和疾病导致了所谓的“农药跑步机”：一旦你踏上跑步机，就很难下来，因为害虫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这意味着农民必须改用不同种类的农药，有时甚至不得不使用多种农药来解决曾经由一种农药能解决的问题。

已有大量文献研究证实农药对人类和其它“非目标”物种的毒性。农药经常污染农场工人和农场附近的居民、蔬菜、水果以及供水。例如，除草剂“莠去津”(atrazine)已被发现会损害人类和其它生物，但仍被广泛使用，并且可以在农业地区的大部分饮用水样本中找到残留。许多其它农药也常残留于食物和供水中。

与采用更复杂的轮作或种养结合的综合农场相比，玉米和大豆的专门化种植会导致更多的化肥使用。我会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些农场，实际发生的养分循环（即作物残余返还土壤并分解）很少，因此每年大量的化肥投入已成必然。这类农场将所有的玉米和大豆作物出口到遥远地区，用做饲料、加工成食物产品（麦片、植物油等）、食品添加剂，或用于生产汽车燃料乙醇。然而，这些出口的作物中所包含的营养物质全部来源于土壤，因此，土壤中的营养流失必须用化学肥料加以补充。

这种玉米-大豆的双作物体系尤其具有“泄露效应”，导致硝酸盐水平升高，并经常渗入到地表和地下水中。玉米在短短两个月内会经历异乎寻常的迅猛生长，随着植株长高和增叶，玉米从茎叶生长的非繁殖阶段转变为玉米粒饱满的繁殖阶段，为了达到最高产量，玉米需要更快地吸取和利用氮养分，这除非土壤极其肥沃，或者是在苜蓿等多年生豆类作物后接替种植。因此，必须施用高含量氮肥才能确保植物生长需要时获得充足的氮。现在氮肥的施用能更好地满足作物的需求，但是在收获季节，土壤中几乎总是检测到硝酸盐含量升高。

在玉米-大豆的双作物种植区域，水体的硝酸盐污染很常见。这是因为硝酸盐(NO3–)很难在土壤中保留（本身带负电荷），很容易渗入到地下水和排水沟，流入沟渠、溪流和河水中。玉米覆盖了如此大面积的土地，这导致地下水和排水受到高浓度的硝酸盐污染。饮用水中硝酸盐浓度升高，迫使许多城市使用昂贵的处理系统以降低污染浓度，将其控制在符合公共健康标准的范围内。

去年，在花费了近一百万美元降低浣熊河中饮用水中的硝酸盐含量后，爱荷华州得梅因市准备起诉管理排水区的三个上游县。中西部玉米田中的硝酸盐被冲刷到密西西比河，通过河流汇入墨西哥湾，在那里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死亡海域”（氧气含量极低的区域）。

2、农民一步步被套牢：转基因技术与人工智能对农业系统的重塑

由于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农民愿意接受任何能简化系统的措施，以便能够耕种更大的面积。这就是转基因(GM)种子的用武之地。迄今为止，孟山都和先正达等公司向农民兜售的转基因种子，其主要优点是通过简化田间作业，使农民更容易种植更大面积的土地。这影响了对种子的选择，例如，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含有抗除草剂的成分，如抗草甘膦玉米，这意味着减少田间往返和使用单一除草剂——直到杂草对已使用的除草剂产生抗性。因此，农民现在必须使用不同的除草剂并增加施用量，以控制对草甘膦产生抗药性的杂草。

在过去的十年里，农民在耕地劳作的过程中，除了整地、种植和收割，又增加了一个新任务：移动电子信息收集。这些额外的田间设备过于昂贵，因此全套的设备一般只适用于超大型农场。正如爱荷华州一位大规模种植（20，000英亩）农民所说，以前“拥有1000英亩（玉米地）的农民就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我不确定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

这些几乎完全自动化的专门设备——能够收集有关产量、谷物水分含量和土壤状况等信息，还可以在需要时在距所需位置一英寸以内精确操作，并具备自行驾驶功能等——仅适用于某些特定作物。购买此类设备可以更轻松地进行大面积耕种，将农民更加紧密地锁定在“易于种植”、“易于收获”和“易于销售”的双作物的简化系统中。孟山都公司掌握着如此多的作物品种，同时还收购了一些公司，让它们为各个田地和农场提供、处理和存储农业信息。这使得孟山都公司在农业生产领域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1、一边是丰收，一边是饥饿

在食物丰富和浪费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人在挨饿。如果资本主义农业的目的是种植粮食来养活人民，那么美国就不应该出现饥饿。然而，超过4000万美国人被认为“食物无保障”——这发生在一个粮食种植量实际超出需求的国家。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国家，粮食出口也是在人们挨饿的同时进行的。

正如2004年《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印度悖论：丰收和饥饿加剧。”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灾害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普遍存在。“食物权”是不存在的，尽管它像清洁的空气和水一样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基本权利。相反，与其它商品一样，如果你没有钱购买所需数量或质量的食物，那么就将不得不从慈善团体或政府项目中尽力争取。

2、食物浪费

整个食物系统的不合理性之一是产生了巨大浪费——估计约占美国生产的食品的三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层面的浪费，扔掉的食物通常最终会进入垃圾填埋场。然而，当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多于他们最终售出的数量，或者当他们的产品不符合零售商要求的尺寸和各项标准时，也会出现大量的浪费。

根据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2012年的一份报告，“一位黄瓜种植大户估计，他种植的蔬菜中实际离开农场的不到一半，而在出售前被淘汰的黄瓜中，75%是可食用的。”加工及售卖过程中还会产生额外的浪费。超市更愿意货架上货品丰富以表明供应充足，不愿造成供应短缺的观感；货架上的产品一旦变质，就会被当作垃圾扔掉。有些浪费可能无法避免，但美国的大部分食物浪费都是由于系统中的不合理性造成的。

在美国及其他地区，包括南美洲国家，对更大农场的追求还有另一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即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大规模流离失所。除了征用导致的流离失所外，人们也因为无法与低价的进口食品竞争而放弃他们的农场。因此，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全面生效时，许多墨西哥农民不得不放弃种植玉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降低或取消食品保护性关税的“结构调整”之后，整个加勒比地区和许多其它国家的农民也面临着同样压力。

二十一世纪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如果未来的农民通过高度机械化的大规模种植生产世界上所需的所有粮食，那么从事农业的数十亿人将会怎样？当流离失所的农民搬到城市贫民窟，并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提供给他们，于是他们试图在“非正规经济”中度日。因此，大型农场单位的增长正在造成社会混乱和更加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3、养分循环下降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城市的发展将人们与生产粮食的田地分隔开来。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大规模动物饲养业也导致动物与出产饲料的土地分离。因此，生产粮食和动物饲料的农场需要进口大量化肥，同时大量的养分在城市和工业化养殖场堆积，经常造成污染问题。农民依赖化肥，一方面克服了农产品中营养物质持续流失的问题，但开采和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污染都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随着有机质水平急剧下降，土壤健康状况也逐步恶化。

不人道地对待动物，给反刍动物喂食高淀粉饲料。大型工业化养殖场的饲养条件是不人道的，“肉鸡”通常几十万只养在一起。饲养肉鸡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们快速增重——这当然意味着更快“周转”和更多利润——并且出于顾客偏爱白肉而都有大鸡胸。肉鸡很少动，大部分能量都用于生长。在整个生长周期中，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地板上，即使粪便不断堆积。由于不断接触粪便，它们胸部的羽毛会脱落并出现疮口。鸡舍一批鸡被卖掉运走后才进行清理，但也仅在旧粪便上放置一层薄薄的垫料（如木屑），便可用于养下一批肉鸡。肉鸡大多在昏暗的光线下长大（公司可能禁止自然采光），在暗无天日的鸡舍里度过六到八周的生命。鸡饲料中加了可疑的添加剂，如促进生长的激素，但很多鸡还是在拥挤的环境下死亡。养鸡场工人的任务之一就是定期检查鸡舍并清除死去或残疾的肉鸡。

肉鸡生长速度极快——八周内从0.002磅增至8.8磅，相当于一个出生时重6.6磅的婴儿在两个月内长到大约660磅——这催生了反常的鸡类。毫无疑问，鸡类的生长速度比人类快，但“改良”基因和催肥的饲料导致的超快生长却造就了一种最不幸的动物。由于肉鸡生长速度太快，它们的腿可能无法支撑体重，所有因跛脚无法走路的肉鸡都被安乐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如此评论肉鸡的遭遇：“如果你虐待了一只鸡，小心被捕；那将几十万只鸡虐待至死呢？这是所谓的农业综合企业。”笼养蛋鸡的情况可能更糟，它们一直被关在小笼子里，甚至啄不到地面。

这些问题不仅限于禽类养殖。比如生猪饲养——母猪被关在板条箱中，无法转身，以便“更有效”地喂养小猪——单看照片都觉得残忍。

牛是反刍动物，已经进化到能从草原获取提供全部营养和能量的食物，其中纤维素（一种我们人类无法消化的植物结构元素）通过瘤胃中微生物的活动为牛提供大部分能量。但为了让它们快速增重，饲养场里的数千头肉牛不断被喂食含有大量玉米粒和大豆的饲料，以提供蛋白质（种植玉米和大豆需要使用大量杀虫剂和化肥，如果牛在牧场上，则不需要这些东西，因为害虫问题更少，而且大部分养分会以粪便和尿液的形式直接回到土地）。

同样，抗生素和激素已成为工业化养殖系统的一部分，以更“有效”地让动物增重。

4、生产和加工中的劳工问题

施用杀虫剂和收获农作物，尤其是水果和蔬菜（这两种作物比较难以机械化）的农场工人通常待遇很糟糕。他们的工资很低，即使雇主提供住处，通常条件也很差。农业雇工方面的法律本来就不太严格，且常被忽略。许多工人没有“合法”身份，逆来顺受，很少抱怨。要赢得尚可的工作条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如佛罗里达州伊莫卡利地区种植西红柿的工人那样。

屠宰场的工人工伤率很高，而且待遇“只比荷美尔屠宰场的生猪好一些”。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这样描述这些工人：“雇主招募移民工人是为了破坏工会和降低工资。‘非法’移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举报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肉类加工厂的工作充满冷酷无情的压力和危险。”与此同时，许多动物权利组织非常关注养殖场动物遭受的不人道待遇，但对工人的待遇却保持沉默。

美国从墨西哥西部和西北部进口大量食品，尤其在较冷的月份，进口每年消费量一半以上的西红柿，这已成为美国食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从墨西哥南部引进的原住民劳工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近乎奴隶制。《洛杉矶时报》对墨西哥这些农场状况的报道发现：

1. 许多农场工人基本上被迫居住在老鼠出没的营地中数月，通常没有床，有时没有可用的厕所或可靠的供水；

2. 一些老板非法克扣工资，以防止工人在收获时期离开；

3. 工人们由于得为公司商店的必需品支付高价，常常负债累累。当他们的信用被切断时，有些人只能靠捡食物来维持生计。收割结束后，工人们身无分文地回家是常事；

4. 那些想要逃离债务和苦难生活的人必须与警卫、铁丝网、有时甚至是主管的暴力威胁作斗争；

5. 美国大公司有义务为工人提供基本的安全保护，如清洁的住房和公平的薪酬等，但他们在这些社会责任方面无所作为。

5、生物多样性缺失

为种植经济作物而消灭了本地植物物种，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同物种栖息地的丧失也意味着自然调节机制的丧失。由于种植很少种类的（或单一）作物导致土壤有机质耗尽，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也会丧失。另一种多样性丧失是作物本身的遗传多样性。

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上个世纪以来，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已经丧失了约四分之三。在6300个动物品种中，有1350种濒临灭绝。”来自商业公司的种子已经渗透到世界农业的大部分领域，甚至在物种起源地区（通常是最高遗传多样性的地区）也取代了本地品种。由于私营公司集中推广很少几种基因一致的品种，导致作物内缺乏遗传多样性，使得种植单一作物的田地更容易遭受病虫害。

6、依赖大量的化石燃料

“现代化”的大规模耕作依赖巨大的能源投入，这些能源几乎全部来自化石燃料。农业的一些特定环节尤其能源密集。提到大型农场，我们会想到庞大的机器和开动机器所需的柴油。的确，制造和使用机械非常耗费能源。此外，将大气中的氮气（N2）转化为植物可以利用的形式（铵和硝酸盐）也需要大量能源，在种植玉米所需要的能源总量中，约有三分之一仅用于生产和施用氮肥。

7、农业生产的矛盾

关于农业，有意思的一点是，产品价格变化对生产的影响与其它类型产业的情况不同。与所有产业一样的是，“当农产品价格较高时，农民会寻求最大化生产，以实现较高的价格和总净收入”。然而，农产品价格较低时的情况却与传统经济学的规律相悖，即价格下降理论上应导致产量减少。

当农产品价格较低时，农民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弥补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在其它产业中，劳动力是最高的成本，但这些劳动力是可以闲置的。与这些产业相比，农民的固定成本较高，因此，农民与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截然不同。对于在低价时期耕作的农民来说，增加产量对固定成本的一丁点补偿都有助于减少损失。然而，产量的增加却会导致价格的进一步下降。

因此，农民在高价时期（理所当然地）和低价时期（反常地）都会拔高产量。每单个农民的理性经济决策都违背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最终造成了整个农民群体的非理性决策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农作物的高价时期，农民快速提高总产量的主要方式是将边缘土地（通常是极易受侵蚀的土地）、保护缓冲地带或带状地带转换为经济作物种植用地。这种做法加深了环境破坏。

政治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可以推动法律法规，改变农民的种植意愿，这同样会影响粮食价格。例如，农业综合企业巨头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Daniels-Midland，以下简称ADM）的前负责人德韦恩·安德烈亚斯(Dwayne Andreas)与美国总统和重要的国会议员素有往来。

ADM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采购商、销售商和加工商之一，一直在寻求农作物的新用途和可能扩大利润的投资项目。安德烈亚斯和ADM正是美国乙醇燃料获得授权的关键，他们向国会推销时称，要将乙醇燃料打造为“本土特产”的能源。最初，乙醇占汽油总售量的10%，而根据新的法律规定，这一比例应提高到15%。乙醇强制掺混法案实质上既是对玉米价格的支持（2012年美国约40%的玉米用于乙醇生产），也是对乙醇行业的支持。如果说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产品的确能节省大量能源，该项强制规定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事实表明，种植玉米和生产乙醇（乙醇必须经过三次蒸馏才能去除所有水分）都是相当耗能的。因此，在生产和应用乙醇燃料的整个过程中，实际上可能会出现能源净损失。

与大型综合企业签订的饲养合同，也导致了养殖家禽和畜猪的农民无产化。肉鸡生产集中在如德尔马瓦半岛（包括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一小部分）、阿拉巴马州北部、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南部、阿肯色州部分地区和俄克拉荷马州西部等地区。这些肉禽生产密集区的出现并非偶然。

泰森食品公司（总部位于阿肯色州，也生产猪肉和牛肉）、美国JBS（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蛋白质”公司，即肉类公司）和裴顿等大公司首先选择建立工厂设施的地址，然后跟附近的农户签合同，规定农户必须按照公司的标准建造鸡舍，并为其提供小鸡、饲料、兽药等。除了鸡舍和粪肥以外，农民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所获得的报酬根据交付的鸡的数量和增重率来计算。农民实际上是公司的雇员，必须听从指示，否则就要面临合同到期时被“解雇”，终止续签的结果。

2015年的美国农业拨款法案中，对于那些敢于揭露该行业中的剥削行为、或寻求农民组织以谋取更多权益的签约农民，在法律上取消了对他们的适度保护。综合企业组建了众多的大型加工厂，而独立农民无法实现体量相当的动物加工。猪场的情况也很类似，在猪场高度集中的地区，同样由养殖工按照公司的合同条约饲养动物。

资本主义制度的干涉，以及各行各业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固有发展方式，造就了这样一种农业现象：

1. 虽然食物充足，但仍有人忍饥挨饿；

2. 几乎破坏了所有自然的养分循环，增加了对化肥的依赖，同时在工厂化畜牧场和城市中积累了过剩的养分；

3. 不人道的动物饲养；

4. 不良的轮作方式；

5. 农场和屠宰场劳工普遍受到不公平（或残酷）的待遇；

6. 常见的杀虫剂和化肥污染，此外不计其数的问题暂且不表。

传统农民和农业体系中其他参与者的所有常规决策和行为，只有从设法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谋取利润这一极为狭隘的视角来审视，才能找到它们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它们在这个框架内才是合理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特定农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以及种植计划随价格波动而做出相应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眼前的金钱利益——这种模式与农业的本质是矛盾的，因为农业必须要满足世世代代所需的全部永久性生活必需品。”

结论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农业体系在现实世界中的运作方式在环境和社会方面都是不合理的。

合理的农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定义：合理农业的主体是个体农民或农民协会（合作社），目的是为全体人民提供充足、优质、多样的食物，同时以符合动物伦理、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的方式管理农场和田地。消除对劳动力的剥削：任何在农场劳动的人都和其他人一样，是一名农民。如果单独工作的农民需要帮助，可以过渡为合作农场。土地上粮食的实际生产将通过顺应和改善（而非支配）农业生态系统的方式来完成，由此在农场及其周边环境中建立起无为而治的自然系统。

这样的合理农业要求我们首先需要进行社会经济体系的革新，让新的体系在满足人民需求（包括健康、繁荣的环境）、而非积累利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作者简介：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美国佛蒙特大学植物和土壤科学荣誉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农业与食品、环境和美国经济。著有《种植作物以获得优良土壤：可持续土壤管理》《每个环保主义者都需要了解的资本主义》等有关农业和美国经济的书籍。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环境问题的文章，囊括生态农业、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生态文明、人口和全球资源枯竭以及资本主义农业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等议题。

文章来源：每月评论，翻译时有删节

原文链接：https://monthlyreview.org/2015/03/01/a-rational-agriculture-is-incompatible-with-capitalism/

原标题：A rational agriculture is incompatible with capi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