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过左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朋友，或多或少听过、读过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战后法国、英国、美国许多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简称西马）的作品。西马产生于什么历史政治的背景？怎么把握西马的特征和大体轮廓？西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全球南方、帝国主义有着什么关系？身处全球晚期资本主义，回望20世纪的革命和冷战，我们如何辨析西马的理论实质与政治功能呢？

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每月评论》2025年3月发表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与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谈。我们提供对谈的完整译文（由本公号志愿者全文校对）。对谈中，他们首先区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和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指出西马是一种特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通过梳理产生西马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的脉络，他们回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内部的斗争与分裂，分析西马的四个后退。他们殷切希望，这些深刻的、不留情面的讨论指向克服左翼思想内部的理论迷失，直面这个时代的任务——复兴辩证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实践哲学。

原作者｜John Bellamy Foste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Gabriel Rockhill(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

机翻 | 布尔乔亚粉碎机

校对&责编｜侯娣、海东青

后台编辑｜童话

作者简介

John Bellamy Foste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下文简称福斯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每月评论》的编辑，俄勒冈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其主要著作有：《脆弱的星球》(1994，1999)、《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2009)、《生态断裂：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战争》(2010)、《马克思与地球：一种反批判》(2016)、《自然的回归：社会主义与生态》(2020)、《人类世的资本主义：生态毁灭还是生态革命》(2022)等。他的最新著作是《生态辩证法》（Dialectics of Ecology，每月评论出版社，2024年）。

Gabriel Rockhill（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下文简称罗克希尔），批判理论工作室/理论批判工作室的执行主任，宾夕法尼亚州维拉诺瓦大学哲学和全球跨学科研究教授。他目前正在完成自己的第五本个人著作《谁付钱给西方马克思主义？》(Who Paid the Pipers of Western Marxism?)，并与Aymeric Monville合著手稿《法国理论的安魂曲》（Requiem for French Theory，均即将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

罗克希尔：

讨论前，我想首先澄清一个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下面简称为西马)的误解。我知道，这是我俩共同关心的问题。西马(Western Marxism)并不等同于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in the West)。由于非常现实的物质原因，西马是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区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要求人们顺从，因而，西马成为了一种特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区，西马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它影响着在这些地区工作的人们，进而影响着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并不能严格规定这些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组织活动。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尽管我们是在西方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意大利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也是如此。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Western Marxism)一书最近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福斯特：

我不太喜欢“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部分原因是，有些思想家把它作为一种自我标记(self-identification)。这种标记不仅拒绝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还拒绝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来自全球南方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很大一部分，包括那些更具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性的分析，往往被排除在这种自我标记的西马之外。西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仲裁者，并在马克思学研究(Marxology)中占据主导地位。从理论上探讨西马问题时，我往往会指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特定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始于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并非通常认为的始于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其特点是放弃了与恩格斯（也是与马克思）相关的自然辩证法概念。这意味着，西马系统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本体论，而倾向于唯心主义，这与摒弃自然辩证法是相契合的。

此外，西马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革命斗争的关注。这虽然不是西马自我定义的一部分，但洛苏尔多强调这一点是没错的。在这方面，自我标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持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常常否认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西方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在分析这些问题时，我倾向于强调西马的两个方面，即：

（1）一种西马哲学传统，它拒绝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本体论，从而将自己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

（2）一种西方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它拒绝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淡化了第三世界革命斗争，以及这些斗争所产生的新革命思想的重要性。

因此，在这种狭隘的西马化身中，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学术领域，仅仅关注物化循环(the circle of reification)或没有主体的结构——完全否定了实践哲学。

罗克希尔：

的确，这些都是所谓的西马的重要特征，我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表述很容易引起误解。这就是为什么辩证的方法如此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关注简化概念与物质现实复杂性之间的差异，同时努力通过尽可能细化和完善我们的概念范畴与分析来解释后者。除了你强调的两个特征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至少，西马理论导向的核心部分——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杰出人物的作品，以及战后法国和英国的许多理论马克思主义作品——存在着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文化分析的倾向，以及对许多（即便不是全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批判性否定（这当然与你提到的第二点相重叠）。

为了尽可能精确地识别西马的轮廓，及其背后的驱动力，需要在理论生产的总体关系之中理解这种独特的知识生产形式。理论生产关系本身又嵌套在更广泛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换句话说，对西马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涉及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这样，我们就能确定这种特定意识形态倾向背后的社会经济力量，当然，同时也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

借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列宁深刻地诊断出，帝国主义核心地区的“工人贵族”（全球工人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物质存在，是西方左翼倾向于站在本国资产阶级利益一边，而非站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边缘地区无产阶级一边的驱动力。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想追根溯源，就需要运用同样的基本框架，理解西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修正，以及它忽视、淡化甚至诋毁和拒绝全球南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全球南方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不仅解释了世界，还通过打破帝国主义的枷锁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

总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工人贵族的成员吗？西马受益于世界上最佳的理论生产物质条件，而毛泽东在中国农村发展马克思主义，胡志明在被围困的越南发展马克思主义，切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他们或其他类似的例子相比，这一点非常明显。西马难道不像一般的工人贵族一样，从统治阶级帝国主义盛宴的残羹剩饭中获益吗？这种物质现实难道不会（虽然不是严格决定）影响他们的观点吗？

福斯特：

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后退是西马的特点，这点确实很重要。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攻读研究生。我之前有经济学背景，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些年，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一直在引领一场经济学领域的变革。但我也对批判理论和黑格尔研究感兴趣。在哲学领域，除了马克思的著作，我还研究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马尔库塞的大部分作品、伊斯特万・梅萨罗什(István Mészáros)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以及批判哲学领域的许多其他著作。所以，进入研究生院时，我期望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

我在1975年参观过约克大学，但一年后到那里开始研究生学习时，我惊讶地发现，约克大学的社会政治思想(Social Political Thought)项目（在某种程度上，该校政治学系的左翼阵营也是如此）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分裂。这场分裂将那些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与“批判理论家”分离开来。当时，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等思想家的主要著作首次被翻译成英文。例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于1971年被译成英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于1972年出版英译本，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于1973年有了英译本。

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内部讨论的某种丰富，而且在很多方面构成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决裂。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这些作品中常常受到批评。因此，上批判理论课时，我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自然辩证法是不被认可的。马克思早期关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类学”讨论被草率地否定了。当时开设的唯一一门黑格尔的课程是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解读的黑格尔。它在法国左翼中很流行；矛盾的是，它也受一些保守思想家的欢迎。那些年我更多地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梅萨罗什是吸引我决定去约克大学的重要原因，但就在我入学的那一年，他因厌恶分裂双方而离开了。

在约克大学的第一年，我与一位自由主义教授合作，他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他表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感到困惑。他把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递给我，让我阅读后向他解释这本书的内容。我坐下来读了安德森的书，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使用各种技巧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了哲学和文化领域，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实际上并非如此，但这与他推崇的思想家相符。因此，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排除了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它离开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主要观点。当然，在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安德森不能完全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存在，但将他们排除在外是非常明显的。

撇开政治和经济思想家被否定的具体方式不谈，我们只需看看索引，就能明白安德森上述划分的本质。在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描述中，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占据突出地位。因此，书中有34页提到路易・阿尔都塞，31页有卢卡奇，28页有让 - 保罗・萨特， 25页有马尔库塞，24页有阿多诺，19页有加尔瓦诺・德拉 - 沃尔佩，18页有卢乔・科莱蒂，12页有霍克海默，12页有亨利・列斐伏尔，11页有瓦尔特・本雅明，8页有吕西安・戈德曼，3页有梅洛 - 庞蒂，2页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页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然而，大致同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包括文化历史学家），在索引中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有4页提及艾萨克・多伊彻， 4页有保罗・M. 斯威齐，2页有欧内斯特・曼德尔，1页有保罗・A. 巴兰，1页有米哈尔・卡莱茨基，1页有尼科斯・普兰查斯， 1页有皮耶罗・斯拉法，1页有雷蒙德・威廉斯。

安德森的索引根本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科学家，就好像他们都不存在一样。一些在西方讨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认为他们是“东方的”而非“西方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所谓“铁幕”的另一边，比如只有2页提到布莱希特(Brecht)，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名字则完全没有出现。

对我来说，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描述从一开始就很奇特。尽管安德森和任何思想家一样，有权强调与他的分析最接近的那些人，但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类方法，主要强调哲学和文化领域的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彻底决裂。按照安德森的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否定，也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我们不应该完全指责安德森，因为他所处理的是一些真实存在的现象。但现实是，尽管某些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它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即使西马更充分地探讨了一些问题，比如物化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reification)。但毫无疑问，按照安德森的定义——或者即便根据放弃自然辩证法后形成的更具理论性的划分，西马剥离了许多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内容。西马通过排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进而排除唯物主义，脱离了阶级和帝国主义，从而脱离了斗争的理念。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团体，或者被卢卡奇批判性地称作一群坐在“深渊大酒店”的思想家。他们甚至越来越远离革命实践的思想。我认为直接将其与工人贵族联系起来没有太大意义（尽管这种分析本身很重要）。相反，这些思想家成为了资产阶级学术机构中最精英的成员，他们几乎根本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工人了，他们常常担任要职并享有各种荣誉。总体而言，他们当然比那些坚定地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过得更好。

罗克希尔：

关于这个主题，安德森在他的两本书中，给出了一种从西马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在我看来，这恰恰突显了他这种方法的优点，也暴露它不可避免的缺点。一方面，安德森对西马基本意识形态倾向的诊断富有洞察力，这些倾向包括从实际政治领域退缩，转向理论领域，和接受政治失败主义。但另一方面，安德森没有将他所理解的西马置于全球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理论生产关系）和国际阶级斗争的背景中，因而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最终，安德森提供给我们的阐释并非严格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没有认真研究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将帝国主义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

和西马的歪曲不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史作为一项理论事业，和其他思想史一样，需要明确地与物质力量联系起来。当然，同时也要认识到，意识形态较社会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的自主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通常不在学术机构工作。他们有时担任政治组织者或记者，往往以各种方式与实际的阶级斗争保持更有机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背弃了国际无产阶级，有意或无意地站在了本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边。然而，另一些人则认同列宁的观点，即唯一值得支持的战争是国际阶级战争（正如俄国革命），而不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这是洛苏尔多(Losurdo)用这次分裂构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因，也是这本书远比安德森的论述优秀的原因之一：西马源自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沙文主义，对欧洲以外的反殖民革命嗤之以鼻。

正如列宁果断表明的那样，这不仅仅是因为西马知识分子犯了理论错误，而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受到物质力量的影响：作为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工人贵族成员，维护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导致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僵持局面：即帝国主义阵营的胜利者（美国）和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后者由苏联领导，它在击败法西斯主义和支持世界各地许多反殖民革命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此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演变成了巨大的分歧。在冷战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多地是西方的大学教授，他们往往对全球南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发展持怀疑态度，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大的理论修正。由于非常现实的物质原因，他们的反共修正主义倾向增强了他们在西方机构和理论界的地位。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客观的社会力量和主观的倾向也并非完全同步，因为这一发展过程存在许多矛盾。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持教条式的反共批判态度。他们因宣扬这些观点，得到了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助和支持。在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发现了他自己主观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战后部分地支持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但是，随着冷战的持续，他越来越表现出怀疑态度。战后，阿尔都塞站在法国共产党一边，但他也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反辩证理论潮流，特别是拉康主义。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矛盾，同时也要认识到，例如，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导致阿兰・巴迪欧这样的萨特 - 阿尔都塞主义者，成为当今法国最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巴迪欧挥舞着理论红旗，声称自己是在世仅存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工人运动，都不再构成历史参照。这些或许原来能够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普遍性”。因此，“如今，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已被摧毁”，剩下的只有巴迪欧从西方帝国主义的主要学术机构中提出的新“共产主义理念”[1]。

如果马克思主义——一种根植实践的理论——已经死亡，然而却通过马克思式(Marxian version)的法国理论得到精神重生，他让我们为此欢呼。巴迪欧厚颜无耻地将他的弥赛亚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自我推销结合起来，他作品中隐含的营销口号，读起来就像是对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著名论断的基督论式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已死。我的共产主义理念万岁！” 然而，他对理论复兴的热情没有提到的是，他所谓的新思想，就其实践本质而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思想，恩格斯早已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这就是我们需要辩证地评估西马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使我们能够对个别思想家和运动进行综合分析，突出他们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时候与西马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又在哪些方面、什么特定时间点上可能与这种意识形态分道扬镳（比如萨特和阿尔都塞）。此外，这种辩证方法必须是彻底唯物主义的，要以分析知识生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当代最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帝国主义核心地区的大学教授，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帝国主义理论界的全球巨星，这无疑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产生了影响。

此外，融入资产阶级学术机构使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没有学院马克思主义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涵盖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完整科学来培训人，这些人再教育他人。相反，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基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学科分工的知识泰勒制体系。这个体系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最终由资本主义利益驱动。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或被拒绝作为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框架，并且在许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它常常被简化为一种不正确或不充分的解释范式。许多最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文学科或与人文学科相近的社会科学系任教。他们奉行理论折衷主义，有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的理论潮流相结合。

鉴于这种物质背景，西马往往拒绝唯物主义科学，放弃对政治经济学和唯物主义历史的深入研究，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沉溺在理论和资产阶级文化分析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像斯拉沃热・齐泽克这样最粗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改变那个将他们捧为杰出人物的世界，而在于以一种能在帝国主义学术机构和文化产业中推进他们职业生涯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知识生产的客观物质体系影响着他们对这个体系的主观贡献。西马往往缺乏对自身知识生产条件做自我批判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是由提拔他们的体系所培养的。他们是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福斯特：

你所做的是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聚焦于与西马传统相关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阐述众所周知，意识形态的批判最初源于马克思。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无法脱离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曼海姆指责其不能对发达的知识社会学进行必要的自我批判（他尤其将这一缺陷归咎于卢卡奇）。然而，与此相反，梅萨罗什主张，正是自我批判——革命理论和实践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物质阶级条件而做的根本性变革——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持续的理论活力和全球南方的实际革命。

对于具有独特传统的西马而言，这样的自我批判是不可能的，否则游戏就暴露了。所以，当卢卡奇含蓄地将他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扩展到西方左翼及其对海德格尔反人道主义的迷恋时，西马把最激烈论战的矛头指向他，就并非偶然了。西马的哲学传统摒弃了所有积极的本体论和历史分析，前者甚至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本体论。剩下的是一种受限的辩证法，沦为了符号和能指(signifiers)的逻辑，脱离了唯物主义本体论、阶级斗争，甚至历史变革。人道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都成了敌人。自我标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所有真正的内容，推动了话语转向。这导致它融入了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人类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资本主义。这里的“后”往往意味着倒退，而不是前进。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总结。虽然西马传统有丰富的批判性见解，但它同时陷入了四重后退：（1）从阶级后退；（2）从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后退；（3）从自然 / 唯物主义 / 科学后退；（4）从理性后退。

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左翼没有任何积极的本体论，剩下的只有话语(Word)或一个空洞话语的世界。这样的话语提供了解构现实的基础，但却缺乏任何解放性的方案。

在地球性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使其成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斯・韦伯曾有名言，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辆可以开到任何地方的汽车。有人可能会说，经典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把人类带到任何地方，而是到达一个具有实质平等和生态可持续的领域：完全的社会主义。

罗克希尔：

这种四重后退构成了从物质现实向话语和观念领域的退缩。因此，这是意识形态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颠倒。这种倾向的主要政治后果是，放弃了在现实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复杂且往往充满矛盾的任务。这四重后退消除了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核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实践任务：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

彻底辩证分析的话，有必要承认，这四重后退和全面放弃现实世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机械的原则，不会简单地决定每一种西马话语的所有方面。相反，它们是一个宽泛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特征，可以用维恩图来描绘。在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中，每种具体的话语可能占据截然不同的位置。一个极端是迷信的唯心主义话语，它们逃避了所有形式的唯物主义分析，转而支持各种“后”的倾向——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些倾向是极其倒退的。另一个极端是声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确实有理性主义的阶级分析。然而，它们误解了帝国主义的基本阶级动态，并且往往拒绝将现实世界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帝的国家建设项目，反而倾向乌托邦式、民粹主义或带有叛逆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版本（在关于西马的书中，洛苏尔多深刻地诊断出了这三种倾向）。

从严格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各种“后”的倾向相对容易应对。但西马具有制度权力，并且表面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它们的分析可能更难辩驳。因此，要复兴作为革命理论和实践任务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与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作斗争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歪曲地呈现帝国主义，也歪曲对抗帝国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抗争。

你最近在《每月评论》上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是必读之作，因为你触及了当代阶级斗争理论中一个最重要问题的核心，即如何理解帝国主义[2]。当你继续批判性分析时，我希望你能阐明西马最荒谬的意识形态颠倒之一：将那些参与反帝斗争的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及其他国家——描绘成帝国主义国家，认为他们在行为和野心上与西方集体相似，甚至采取了一种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更专制和压迫的帝国主义形式。

福斯特：

西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部分问题在于，我们首先需要分析西方文化内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当然，这不仅包括欧洲，还包括殖民国家：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在某种不同背景下的以色列）。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在《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中认为，关于古希腊的雅利安神话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开端。它兴起于18世纪末拿破仑入侵埃及之时——尽管在此之前，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肯定已经存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列宁所称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欧洲中心主义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其标志是列强对非洲的共同瓜分。

欧洲中心主义不应仅仅被视为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的引言（塔尔科特・帕森斯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主要英译本，在该书中作为“作者引言”发表）中最为尖锐地表达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韦伯认为，欧洲文化是唯一的普世文化。诚然，在他看来，世界上还有其他特定的文化，其中一些非常先进。但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就都必须符合欧洲的普世文化，这意味着按照欧洲的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模式发展。按照这种观点，其他国家可以发展(develop)，但只能通过接受普世文化，它是现代性的基础，是欧洲的特定产物。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正是李约瑟在《四海之内》(Within the Four Seas)(1969 年)中批判的，萨米尔・阿明在《欧洲中心主义》(1988年)中从历史角度解构的。

19世纪的欧洲思想是在这种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想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呈现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世界模式。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却明显没有受到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此外，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还不到40岁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大力支持中国、印度、阿尔及利亚和南非的反殖民斗争和革命。他们还对北美洲易洛魁联盟的各个民族表达了深深的钦佩。

与马克思相比，19世纪没有其他主要思想家如此强烈地谴责他所称的“对美洲原住民的灭绝、奴役和让他们葬身矿坑”，也没有如此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奴隶制。在欧洲，关于英法对华的鸦片战争，以及关于造成印度饥荒的英国帝国主义政策，马克思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他认为，俄罗斯公社(米尔, mir)的存活意味着，俄罗斯革命可以以不同于欧洲的方式发展，甚至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恩格斯引入工人贵族的概念（后来由列宁进一步发展），解释英国工人的沉默，以及社会主义在英国的黯淡前景。在恩格斯编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处，是他1895年去世前两个月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除了几封信之外）。其中，他提到欧洲主要强国的金融资本（或证券交易所）是如何瓜分非洲的。这正是列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概念的现实基础。

但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很难说与帝国主义问题紧密相关，或者对被殖民人民怀有强烈的同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党都支持自己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正如列宁解释的，这场战争，主要是关乎哪个国家可以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一场争斗。只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小团体斯巴达克联盟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列宁的支持下，共产国际采纳并发展了他一战后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我们首次看到了后来为人所知的依附理论，该理论随后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来又被扩展为不平等交换分析和世界体系理论。这是一个全球南方的革命和去殖民化时期。针对这些发展，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分裂。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20世纪60年代斯威齐最明确阐述的那样，认为革命、革命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相比之下，大多数属于自我定义的西马传统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是西方的特有财产，尽管当时全球主要的革命斗争发生在其他地方。自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帝国主义现象边缘化，甚至完全拒绝承认帝国主义现象。

然而，这种态势被一些无法忽视的第三世界主要革命所打断，比如阿尔及利亚革命和越南革命。因此，像马尔库塞这样大体上属于西马哲学传统的人物，深受越南革命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他的理论工作仍没有涵盖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以更抽象的学术形式表现自己的西马传统，好像认为欧洲仍然是事物的中心，忽视了帝国主义对西方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并且对欧洲以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对缺乏尊重。

约翰・S・索尔的作品聚焦于非洲的解放斗争，他让我深刻理解了“主要矛盾”的概念。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事实上，全球南方一场又一场的革命（以及全球北方的反革命反应）也证实了这一点。西方左翼不仅经常忽视这一点，而且有越来越多不顾一切的举动，试图否认全球北方在经济上剥削全球南方，并拒绝接受这是列宁理论的核心观点。这伴随着对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频繁攻击。例如，比尔・沃伦(Bill Warren)的作品，试图论证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先驱”，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发挥了进步作用（即使列宁不这么认为）；罗伯特・布伦纳在《新左派评论》上，试图将斯威齐、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称为 “新斯密式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他们像亚当・斯密一样（一般认为，与马克思相反），批评了对资本主义边缘或外围国家的剥削。（斯密自己的批评针对的是重商主义，并支持自由贸易。）

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美国非常突出。当时大多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是因为左翼政党（实际上，左翼政党几乎不存在，激进的劳工运动也是如此）。因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左翼人士主要是被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越南战争的愤怒所吸引，从而接触历史唯物主义的。此外，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深受黑人激进运动的深刻影响，该运动一直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在理解这些关系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然而，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盛行，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北美和欧洲对帝国主义的批判都有所减弱。从更机会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一个人过于强调帝国主义，就会被学术机构和左翼运动拒之门外，这也是一个问题。显然，左翼在这里做出了某些选择。在美国，所有创建左翼自由派或社会民主运动尝试，都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个人想进入“民主”政治体系的大门，就不能激烈地反对美国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也不能支持国外的革命运动。甚至学术机构也存在这些不言而喻的限制。

如今我们看到，在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中，有一股越来越大的思潮，公开拒绝列宁意义上和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理论。他们使用了各种论据，包括将帝国主义简单局限为大国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主要从横向角度看待它）；用全球化或跨国化这种模糊的概念取代帝国主义；否认一个国家可以剥削另一个国家；将帝国主义简化为一个道德范畴，将其与专制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或者使帝国主义的概念变得普遍到毫无用处，忘记了当今的七国集团（加上加拿大），正是一个多世纪前列宁所指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帝国主义强国。正在分裂左翼的巨大变化是，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这也是一场针对全球南方的战争）裹挟着许多左翼人士站在了西方列强一边，认为西方列强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优越性，因此帝国主义色彩更淡。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回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上。最近，后殖民理论家谴责马克思主义是亲帝国主义的或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以事实为依据很容易反驳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判断。正如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所说：“无知不是论据。”但这成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许多后殖民理论家，以西马的主要文化和哲学观念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而后殖民理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些观念。毫无疑问，西马理论家只关注欧洲或美国，因此往往容易陷入欧洲中心主义。此外，西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对民族和文化问题不敏感。所有这些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理论记录的歪曲。

实际上，除了西马，还有整个世界一样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其中大部分源于物质斗争。我在读一本有趣的书，是西米恩・法达伊(Simin Fadaee)所著的《全球马克思主义：非殖民化与革命政治》(Global Marxism: Decolonization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它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出版。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全球性的，并分章论述了毛泽东、胡志明、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切・格瓦拉等人。她在书的引言结尾写道：“声称马克思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身就是欧洲中心主义。因为这种主张忽视了近代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运动和革命性项目的基石。与其提出这样一概而论的主张，深入研究历史可以促使我们从全球南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中学习，并思考我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的全球相关性中学到什么。”

罗克希尔：

西马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物，其主要功能是掩盖或隐瞒帝国主义，曲解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里的“帝国主义”是最广义的概念，即通过开采自然资源、使用免费或廉价劳动力、开辟倾销商品的市场等方式，建立并强制实施从世界某些地区（即全球南方）向其他地区（全球北方）进行系统性价值转移的过程。这种社会经济过程，一直是地球上大多数地区发展滞后，以及帝国主义核心地区（包括其知识生产产业）过度发展的驱动力。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这催生了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它由国家的政治法律机构，以及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物质体系组成。布莱希特将其称为“文化机构”。帝国主义核心地区的主导知识生产产业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文化机构的一部分。

当我说西马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物，我的意思是，它是一种在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更具体地说是文化机构）中产生的特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再拥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追求——科学阐释和实际变革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我即将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买单？》(Who Paid the Pipers of Western Marxism?)中，我把西马放置于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中，研究政治经济力量如何推动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资助和支持了它。

仅举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强盗大亨之一洛克菲勒家族，向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项目”投入了相当于如今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将西马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来推广。它针对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发展社会主义、抵御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和他的密友兼学术支持者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ely)是这个项目的核心人物。菲利普・莫斯利在中央情报局长期担任高级顾问，深度参与了意识形态战争。除了是最著名的西马人物之一外，马尔库塞还在美国国务院多年，担任研究共产主义的权威人士。这一点很重要。它凸显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些机构与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如何紧密合作推广西马。他们相同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培育一种能够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版本。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阶级妥协，因为帝国主义者更愿意全面消除马克思主义。由于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采取了一种软推销的方式，努力将西马宣传为唯一可接受且声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

在很多方面，核心问题在于西马没有把握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它也没有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世界中辩证产生的过程，没有认识到全球南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项目，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主要障碍。它对帝国主义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缺乏理解，这意味着它最终缺乏科学的严谨性。通过模糊主要矛盾，通过模糊现实世界的社会主义对主要矛盾进行物质克服的方式，西马以各种方式在意识形态上颠倒物质现实。

尽管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西马总是带有一定量的非科学性，尽管其程度不尽相同。拒绝唯物主义本体论是西马全面背离唯物主义科学的一种延伸。显而易见，这里的“科学”指的不是西马常常诋毁的实证主义科学。科学，或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Wissenschaft”（在德语中有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在物质现实中不断检验并根据实践经验进行修改的，集体建立的尽可能好的解释框架，是一个持续的、可能出错的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西马更准确地应该被称为“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产物。为了推进帝国主义，它掩盖了帝国主义，同时对抗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追求，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使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项目成为对抗帝国主义、迈向社会主义主要方式的物质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普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会不加批判地接受任何挥舞社会主义旗帜，或声称反帝国主义的项目。在科学严谨性方面，普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注重批判性审视和精确的唯物主义评估。

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在“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下所做的所有工作。相反，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方式看待它，例如，认识到它在某些方面对资本主义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出的贡献。考虑到支持它的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的高度物质发展水平，这是完全合理的。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一种没有把握社会经济世界秩序主要矛盾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科学的或具有解放性的。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为什么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会成为帝国主义理论界的主导形式。它不对抗帝国主义，也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做出贡献；相反，它在意识形态上与帝国主义利益相契合。

福斯特：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说帝国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这一现实(reality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against imperialism)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南方一直都在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些革命源于被压迫阶级的行动，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或受其启发而开展。全球北方的工人对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斗争，客观地说，也是这同一辩证过程的一部分。

西马传统最初的特点，是它对整个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反对，而不只是反对其斯大林主义形式。因此，西马常常支持西方带有帝国主义结构的冷战行动。在意识形态上，西马者谴责恩格斯，谴责他去世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所有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全球南方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无关，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被仅视为西方的产物。尽管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提出了更为激进的选择，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西马传统所摒弃。此后，这些运动完全屈服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

这样一来，尽管西马仍有宏大的知识主张，但其中剩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仅有受马克思对资本批判启发的有限哲学装饰(philosophical arabesques)领域。西马与西方的工人阶级脱节，在全球范围内与第三世界革命脱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脱节，最终也与理性脱节。

这里值得记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中特意加上了副标题“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A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que)。他们强烈反对那种仅仅沦为“批判的批判”的分析，即一种纯粹的“思辨唯心主义”。它与“真正的人道主义”、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唯物主义毫无关系。这种脱离了唯物主义和实践的“批判的批判”，不仅无法认同工人的斗争，甚至也达不到革命资产阶级自身的斗争水平。在1848年革命之后，这种批判的批判便完全消失了。

如果西方左翼否认或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主要革命斗争视而不见，忽视或淡化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西方推动的帝国主义剥削的作用，这种对现实的背离，就切断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实际联系（而不仅仅是哲学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马作为一种特定的范式，需要让位于一种更具全球性的辩证视角。这种视角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今天可以称之为全球马克思主义或普遍马克思主义。随着当今全球积累体系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将世界各地工人的斗争重新联合起来，西马的“四重后退”是可以被扭转的。

不过，你提到马尔库塞让我意识到，我们在这里所做是一种批判，而不是对二战后西马传统（不包括后现代法国理论和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问题）的绝对谴责。马尔库塞无疑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不仅仅是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远比阿多诺或霍克海默激进。实际上，他还因他们日益右倾的路线，而对他们两人进行了严厉批判。

在我年轻时，也就是大学的头两年，我深受马尔库塞的影响。他的《单向度的人》内含后退的辩证法，这让我对这本书有很深的保留意见。马尔库塞在这本书以及其他地方明确表示，他已经放弃了唯物辩证法，也因此不再相信工人阶级。帝国主义也不是他整体分析的核心内容。面对单向度的大众社会，“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这一概念过于薄弱，无法像马克思的理论那样成为批判性的理性和实践。他在《单向度的人》结论中说“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的角度，辩证概念都宣告了自身的绝望”。这与他早期著作《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Reason and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的精神相悖。

马尔库塞深受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他的《爱欲与文明》虽然是弗洛伊德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但它代表了向心理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倾向于以更强的具体性为名解构主体，对历史、物质条件和结构的关注也较少。从海德格尔那里，马尔库塞接受了一种对技术的看法。这种看法虽然具有批判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关系问题脱节，是一种消极的、反启蒙的观点。这与他其他大部分的思想不一致。正是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影响，可以追溯到马尔库塞的早年）的这些影响，再加上缺乏真正的历史分析，导致马尔库塞把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看得比其实际情况更加稳固和一成不变，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无危机论以及《单向度的人》中绝望的辩证法。

尽管如此，马尔库塞1941年（因此早于冷战时期）出版的《理性与革命》是一部完全不同且更具革命性的作品。我还记得在我18、19岁读到这本书时的兴奋之情。这本书促使我和许多其他人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然后，在1973年至1975年的经济和能源危机期间，他撰写了《反革命与反抗》。在“反革命下的左派”这一章中，他对帝国主义的阐述很清晰，尽管在他的整体分析中，缺乏对这一问题更广泛的理论整合。人们很难轻易忘记这一章的开篇之语：“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刚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苏丹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是针对一切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事物，或针对一切反抗屈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在“自然与革命”这一章中，他试图将环境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引入新兴的生态运动，甚至在某个时刻，突破了西马对辩证自然主义的禁令。而“艺术与革命”这一章指向了他的《审美之维》，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批判资本主义。

马尔库塞的生平还有另一个与之看似不协调的方面。他曾在一段时间，直接参与你所提到的反共“马克思列宁主义项目” ，这该如何解释呢？直到后来在研究生院，我才读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这本书似乎是现实主义与宣传的混合体，但遗憾的是，宣传成分多于现实主义成分。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铁幕分裂。马尔库塞和其他在反纳粹战争中参军的主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包括斯威齐和弗朗茨・诺伊曼）一样，被分配到了战略情报局(OSS)，它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从马尔库塞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在战略情报局的研究旨在分析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然而，直到冷战初期，他仍在继续为情报机构工作。1949年，他为情报研究办公室撰写了一份“世界共产主义的潜力”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他撰写《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使情况变得截然不同。

然而，在西马自我设定的限制范围内，马尔库塞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持久的激进特质。他仍然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革命解放。他最著名的伟大作品《爱欲与文明》(1952年)和《单向度的人》(1964年)，重要性也许不如他为支持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而进行的较为杂乱的尝试。这是他几乎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彻底颠覆他自己对大众社会单向度性的评估。尽管如此，从《论解放》(1969年)到《审美之维》(1978年)，我们看到的马尔库塞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讲师，而是一位深入战壕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深受爱戴。

因此，马尔库塞或许代表了西马的全部悲剧，或者至少是法兰克福学派那一部分的悲剧。尽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对物化的无尽探索中变得越来越保守，但马尔库塞还是保留了激进的视角。他最终的立场是理智上的悲观主义与意志上的唯美主义的结合。虽然马尔库塞倾向以一种相当精英主义的方式将艺术视为反抗的最终基础，但它仍有被纳入真正唯物主义视角的潜力。

这表明，包含积极因素的批判，而非绝对谴责的批判，是对待真正意义上的西马的恰当方式。就像马尔库塞，他虽然存在“四重后退” ，但并没有完全屈服于此。就像安德森所阐述的和洛苏尔多所批判的，西马传统的问题在于，即使在全球革命不断扩展的几十年里，它也代表了失败的辩证法。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到现在，一直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它不允许与现有体系进行根本性的退缩或持久的妥协，并且毫无保留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因为它的基础在于全球真正的革命斗争。对西马的任何批判，最终都必须考虑到，有一种更具全球性或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在西方）同时存在。在这里我们无法讨论这个问题。不过，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因为当前以欧洲为中心的左翼与全球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新冷战式的分裂，所以对西方以欧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才如此重要。以欧洲为中心的左翼淡化、否认，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拥护核心帝国主义国家。而全球马克思主义则以同样的坚决全面反对它们。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由于全球化的冲击，西方以欧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已摇摇欲坠。

西马自认为是所有马克思学研究的正统基础，但它正被普遍或全球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后者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主要理论家的传统。我们这里的分析不再局限于工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 / 帝国主义最初兴起的欧洲西北部小角落，而是以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为物质基础。

罗克希尔：

关于避免对西马采取非辩证的方法，我完全赞同。因为非辩证的方法要么会导致不加批判的颂扬，要么会导致完全的谴责。辩证批判通过阐明西马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对两者给出唯物主义的解释，避免了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这种批判的总体目标是推进普遍的、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积极事业。通过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这是帝国主义历史的副产品，这一事业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指出这一传统的问题绝不是为了彻底谴责它或者在理论上哗众取宠，而是为了从其局限性中吸取教训，并通过更好的科学阐释和实践相关性来超越这些局限性。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辩证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时所做的（列宁敏锐地认为这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批判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扬弃”，即一种克服，整合被克服事物中任何有用的元素。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对西马的辩证评估，包括对其意识形态领域的广度及其变化的分析。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描绘，比如用“四重后退”的维恩图。对客观意识形态领域的描绘，需要结合对其主观立场的细致阐述和这些立场随时间的变化，结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和对其主观立场特殊性的分析，我们才能够更全面、更精细地理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西马。它在具有特定形态的主观项目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与还原论的方法截然相反。还原论方法试图将主体立场的总体归结为一种单一的、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又机械地决定主体立场。

在这方面，马尔库塞的例子极具启发性。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详细阐述他作品中的主观变化，将其置于西马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尔库塞最极端的立场转变，是从冷战初期美国国务院的一名主要反共特工，变成一名激进的理论家，强烈支持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和生态运动的某些方面。他为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所做的工作，并不像他后来声称的那样无害。档案记录清楚表明，他多年来与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甚至参与了至少两份国家情报评估（世界主要帝国中最高形式的情报）的编写工作。此外，马尔库塞的这项工作，与他在资本主义统治阶级针对苏联（更广泛地说是针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无缝衔接。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新左派运动使马尔库塞激进化，使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尽管资产阶级媒体将马尔库塞捧为新左派教父，他也从未真正与反共立场或西马决裂，大量联邦调查局档案表明，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部门仍然认为他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马尔库塞作品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是其折衷主义，更具体地说，是他像许多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融合。这些话语往往是主观主义的，比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指导性假设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过度强调客观社会力量，牺牲了主观经验。因此，需要更多的主观主义话语对其进行修正。这就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西马中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倾向在当代人物（如巴迪欧和齐泽克）的拉康 - 阿尔都塞主义中依然存在。

剖析这种倾向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很长时间。首先，需要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主客观辩证关系的错误描述入手。这种描述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主观经验或心理学不够关注。这显然歪曲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其次，必须批判性评估一个基本主张，即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弗洛伊德主义的指导框架)相融合。而不是，比如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辩证批判精神分析学（像维果茨基(Lev Vygotsky)和瓦连京・沃洛申诺夫(Valentin Voloshinov)等人物为此做出了贡献）。

西马持续存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在这里没有空间展开讨论。但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一传统中许多观点的主观主义，往往与其接受文化主义和心理主义，反对阶级分析密切相关。托德・克罗南(Todd Cronan)认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种族、民族或宗教身份等上层建筑元素视为首要因素，让经济基础退居幕后。他们还倾向于重新解释阶级，将它主要视为一个权力问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一样，也公开采用心理主义。例如，他试图用所谓的“权威人格”解释法西斯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正如阿明所解释的，文化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长久的敌人之一，心理主义和其他主观主义的解释方式也是如此。

简而言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颠倒。西马的许多观点，都将文化和主观因素置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客观力量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西马对待艺术和文化的方法从根本上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西马认为艺术（更具体地说，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概念和实践，因为这是西马的主要关注点）可以成为主要的抵抗场所的观点，这就往往忽视文化生产的物质社会关系；或者，西马只对大众艺术和娱乐做真正批判性思考，而对高雅艺术和理论却并不这样。这种方法还传播了资产阶级艺术意识形态，认为它存在于一个独特的生产领域，这个领域逃避或至少渴望逃避社会中的一般生产关系。

诚然，阿多诺写过工业化对大众文化形式的影响。在一些最具洞察力的作品中，他分析了录音技术对音乐的影响。然而，他对艺术自主性的阐述（这直接启发了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商品拜物教色彩。因此，马尔库塞没有对资产阶级艺术生产、分配和消费中起作用的社会经济力量进行唯物主义分析，而是将孤立的艺术作品颂扬为抵抗的神奇宝库，从未清楚地阐明它们如何影响有意义的社会变革。此外，像马尔库塞和阿多诺这样的西马者，往往忽视或诋毁社会主义艺术（除非它已被纳入资产阶级经典范畴）。

与布莱希特等人不同，西马的资产阶级艺术理论家没有指出艺术怎么能恰当描绘现实，并成为集体改造现实的工具，而是误导人们将他们的政治精力变为对资产阶级艺术神奇力量的迷信。由于他们从未能够解释，阅读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作品或聆听无调性音乐如何能导致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以很明显，他们失败主义的唯美主义是一个阶级项目，最终是为了维护现状。它巩固了资产阶级文化秩序，并将小资产阶级阶层变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守护者，普遍诋毁或忽视工人阶级的大众艺术，以及社会主义使文化民主化的努力。

如果这些西方知识分子提供的唯一政治解决方案是吸引人们对资产阶级艺术进行高深的理论解读，那么实际上，这意味着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一步成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守护者。这样的阶级实践不符合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利益。相反，它鼓励人们退出阶级斗争，将资产阶级艺术（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视为真正的抵抗场所。因此，这种失败主义的唯美主义，与西马的政治失败主义相辅相成。两者都促使人们放弃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转而在意识形态上相信高深理论和资产阶级文化的神奇力量（这最终有利于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

作为总结，我想阐明，为什么对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辩证批判这么重要。当理论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领域，而是能吸引群众时，它才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种力量。与西马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是必要的，主要是因为它广泛影响了左翼，使他们迷失方向。随着全球矛盾的加剧、新冷战的爆发以及帝国主义世界中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区和一些资本主义边缘地区，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左翼，包括一些自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左翼分子，明确或含蓄地支持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部分原因是西马的影响）。

如果克服“四重后退”并复兴反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阶级斗争理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需要进行理论修正，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想成功应对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包括生态灭绝、核灾难的风险、资本主义无休止的社会谋杀、法西斯主义的抬头等等——我们需要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基础上，重建并复兴一个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斗争阵线。这就是辩证批判西马的最终目标。

福斯特：

在我们对马尔库塞和其他西马者的讨论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于现有体系的意识形态，尤其认为美国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众社会，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结果。忽视阶级分析，采用文化主义、唯心主义的框架和脱离唯物主义（包括文化唯物主义）的心理主义形式，削弱了他们的分析。这种方法与韦伯的观点更为相似——他的文化主义、新康德主义唯心主义，以及认为资本主义仅仅是理性技术官僚社会的胜利——而不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似。马尔库塞和韦伯本人一样，完全陷入了韦伯所说的“铁笼”之中。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单向度批判，给马尔库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把韦伯的“铁笼”变成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西马，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是其时代的产物。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讽刺地称之为“美国庆典”的产物。法国理论则更进一步，在一种类似于后现代营销的解构过程中，完全向美国意识形态让步。

西马（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后退程度令人震惊。他们做出了实际的选择，加入西方阵营参与其斗争，并攻击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的“大拒绝”没有阻碍他在冷战初期为美国国家情报机构工作。阿多诺版本的西马，也没有阻碍他和霍克海默在被占领的西德，在二战后接受美国当局的支持，或者阻碍他们坐在“深渊大酒店”的阳台上，在一份由美国军方创办、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月刊》)上恶毒地攻击卢卡奇。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对卢卡奇著作最尖刻的谴责，比如詹姆逊和恩佐・特拉弗索(Enzo Traverso)的谴责，都是针对《理性的毁灭》的后记。这篇后记写于朝鲜战争时期，卢卡奇在其中指出，美国是整个非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这意味着，西方左翼继续推崇弗里德里希・尼采、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两人都是主要的纳粹意识形态家），就是在自己内部播下非理性主义的种子。卢卡奇似乎比其他人都更早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西方左翼的主要部分陷入了“四重后退”。“四重后退”有时看起来像是一场全面溃败，有一种失败和恐慌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下，西方左翼往往一次又一次地认为，当前的秩序是不可逾越的。很少有人强调，对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所有分析，真正的脆弱性和恐怖之处是基本上忽视了西方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事实。但应该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陷入了同样的陷阱。我想以引用保罗・A. 巴兰的一封信来结束今天的讨论。

巴兰是马尔库塞的终生好友，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时候（当时巴兰是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经济研究员）。与西马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截然不同，巴兰在1957年撰写了《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他那个时代关于帝国主义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还与斯威齐共同撰写了《垄断资本》。1963年10月10日，巴兰给斯威齐的信中的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很多内容：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否已经失效。也就是说，当“屎”(Scheisse)不断积累、凝结，覆盖整个社会（以及相关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时，是否有可能不产生能够突破它，并将其吹散的辩证反作用力。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 hic salta!)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传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已经过时了。它预言了苦难，也很好地解释了苦难变得如此广泛的原因；然而，它的核心论点是错误的，即苦难会产生消除自身的力量。

我刚刚读完马尔库塞的新书（手稿）《单向度的人》。这本书很费力地提出了所谓的“大拒绝”或“绝对否定”的立场。一切都是“垃圾”(Dreck)：垄断资本主义和苏联，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理论的消极部分已经成为现实——积极部分仍然只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又回到了纯粹而简单的乌托邦状态；应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看不到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实现它。不仅社会主义不是答案，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从“大拒绝”和“绝对否定”到“大后退”和“绝对背叛”只是很小的一步。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这是目前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的核心——不仅在这里，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而我们有责任去面对并处理这种情绪。周围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做到。官方左翼只是像《政治事务》那样大喊（你受到了迫害），其他人则感到困惑。

我们需要冷静分析整个情况，恢复历史视角，提醒人们注意相关的时间维度，要做的还有很多。如果（在《垄断资本》中）我们能在这方面做好……我们将做出重大贡献，并在很多方面真正做出 “解放性” 的行动。[3]

巴兰在这里谈到的，就是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现实与理性的对抗”(the confrontation of reality with reason)。这需要重新建立一种历史方法，包含更长的视角，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重新联系起来。这将阐明将当下视为历史的“辩证反作用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设想出通向全世界解放的道路。这种纯粹的、普遍的、未加修饰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要将其视为一种实践哲学。这需要与导致历史走进死胡同的西马决裂。

在我们这个时代，“红色鼹鼠”(the red mole)将以一种全新的、更具全球性的方式再次出现，而且不再局限于西方[4]。

注释：

[1] Alain Badiou, Can Politics Be Thought?, trans. Bruno Bosteels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57, 60.

[2] 参看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New Denial of Imperialism on the Left,” Monthly Review 76, no. 6 (November 2024)；以及John Bellamy Foster, “The New Irrationalism,” Monthly Review 76, no. 9 (February 2023).

[3]  Paul A. Baran to Paul M. Sweezy, October 10, 1963, in 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The Age of Monopoly Capital: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49–1964, eds. Nicholas Baran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429–30.

[4] 校对注：1970 年 3 月，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IMG）参与出版的《黑矮人》因列宁主义问题导致编辑委员会分裂。第二份报纸《红色鼹鼠》（Red Mole）成立，由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与多数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编辑委员会共同编辑。《红色鼹鼠》是一份 “革命国际主义 ”报纸，其版面上刊登了广泛的左翼观点，包括对约翰-列侬的一次著名采访。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也参加了《新左派评论》：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和昆廷-胡尔（Quintin Hoare）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及其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该期刊编辑部的成员。（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redmole/index.htm）

文章来源：Monthly Review，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链接：https://monthlyreview.org/2025/03/01/western-marxism-and-imperialism-a-dialo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