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给5年前的我，写给环保圈的朋友们，也写给所有关心环境、希望这个社会可以更美好的人。我想说：行动很重要，但我们常常忘记讨论的是，我们要想象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个问题，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简单、直观。

2020年9月，我进入大学，在《难以忽视的真相》等纪录片影响下加入了校环保社。最初只是在高校环协的社群里聊天，后来开始参加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做实习，认识更多从业者，尝试不同类型的实践，包括“商业向善”……一个包罗万象的“环保圈”在我面前展开，我也不断地确认着自己作为“环保人”的身份。

然而，当活动结束、当项目终止、当我卸任社长……除了朋友圈里的感动，我还留下了什么呢？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看着人们肆意地消费与浪费，看着企业以环保为名的营销广告，看着这个系统继续按照既有的模式加速运转，甚至披上一层更加温和无害的皮肤。我愤怒、悲哀，但好像也只能接受：相信这个系统可以自我修复，相信一些边缘的行动能够逐渐渗透其中乃至推动改变，相信我一点一滴的努力都有意义。

我在此前的实践中没有找到的希望与力量，却在近来的阅读学习中看到了线索：生态马克思主义给了我批判的武器；“科学种田”让我看到了本土环保实践的生命力；中国革命史则打开了我对集体行动促成变革的想象。起初，我感觉“资本主义”好像是个很大很远很古老的词，但有一天，“资本对无限增殖的必然要求”这个原理像一支利箭击中了我——我对诸多环境问题的观察，从此汇聚成一个系统性的分析。从这里出发，我感到自己不能仅仅是在各种情境里打游击似的做活动，而是需要有策略地同这个庞然大物作斗争。

以下是我五年来探索、反思环保工作的一个总结，不仅是分析思路的转向，更是行动策略的迭代。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必须以推动系统性的变革为目标，否则各种行动只能如浪花般消散在汪洋大海中。理想社会的到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每一次朝向它的努力都使得它比昨天离我们更近一些。而这，迫切地要求我们团结起来。

作者 | 嘎嘎

责编 | 曳葭

排版 | 童话

2022年，作者在宿舍楼下的垃圾投放点做分类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我站在宿舍楼下的垃圾桶旁，提醒同学们做好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倒进绿桶后再把包装物另外扔进黑桶。我看着许多只吃了两口的炒饭、只喝了一半的奶茶、尚未开封就过期的零食，流水般汇入厨余垃圾的深渊，而几个“其他垃圾”桶早已“爆仓”，我开始把餐盒叠到一起以尽可能地节省空间。我的值班时间一晃而过，而拎着一袋“大杂烩”的同学们还在持续不断地走来，他们随便往绿桶里扔一个塑料袋，就可以毁掉我2个小时的坚守。

我拿着便携可折叠的硅胶杯——这是环保社专门为“自带杯挑战赛”活动准备的，走到早餐窗口请食堂大叔帮我打一杯豆浆。大叔无奈道：豆浆都已经提前装到纸杯里了，没法专门帮我打一杯。活动群里，参赛同学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奶茶店的员工拒绝直接用自带杯盛饮料，因为无法标准化。他们只能先用一次性的杯子装好，再将之倒进同学的自带杯里。而当身后还排着其他着急点单的人，自带杯的坚持便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我坐在电脑前，桌面一分为二，左边是地球日的活动方案，右边是一个文档——客户预算有限，他们在一串方案中选择了“收集塑料瓶换再生好物”的活动，再加上一个员工喊口号的视频。我在帮他们写活动当天的易拉宝文案，但我瘫在椅子上不想动笔：蹭公益节日的热点已经变成了营销的仪式，我对这家企业实际的生产情况一无所知，却要为他们的环保活动摇旗呐喊。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我写下这些虚情假意的文字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作为NGO的工作人员站在书咖的入口，今天这里要举办“可持续登山”的分享会。我给进门的参与者递上活动物料和手册，解释活动规则：集章兑换纪念品。我看着小小的空间里为数不多的观众和一些人手里的咖啡——用一次性塑料杯装着，台上的分享人说着无痕登山的注意事项和乐趣，我感觉意识抽离了出来：这一切都很温馨、文艺、美好。但是这个活动能影响多少人，这对山林正在面临的威胁能有多大作用呢？……

2020年本科入学，我加入校环保社，也开始在前辈们的带领下进入环保圈，接触更多学校之外的环保行动。我曾参加环境青年培养项目，做过海洋保护组织和企业ESG营销的实习，也在国际环境NGO支持过传播工作……从社团到社会，从社会组织到咨询公司，不同领域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不同主体正在“环保”的大旗下展开行动的不同思路，然而，在最初的心动之后，我感受到的更多是困惑。我逐渐意识到，对环境问题本质的判断，将会决定环保工作依靠谁（who）、怎么做（how）、做什么（what）。

社团双十一快递盒REUSE活动中，一个傍晚收到的巨量快递包装 |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快递盒REUSE、自带杯、垃圾分类……这些是我最初的环保行动。这些活动不仅以城市为背景，而且也都围绕一个具体的场景展开：消费。我一度非常信奉一句话：用消费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它的逻辑是，生产端跟着市场导向走，因此只要足够多的人营造出不同的消费导向，就可以引导生产端的可持续转型，消费习惯的改变，也可以推动配套基础设施的变迁。但，如你所见，这条路上我屡屡陷入自我怀疑。我不断地安慰自己在做“难但正确”的事情，然而：

当“外卖大战”打响，巨量订单涌入店家，甚至出现无人认领的“幽灵订单”，最终被亲手制作它们的店员一一倒进下水道[1]。在最直接、凶猛的市场份额竞争面前，“青山计划”像是个遥远的笑话。它也暴露了许多面向城市中产的绿色营销和环保倡导的根本痛点：对于这些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而言，环保只是生意、生活的点缀，而不是生计所在。因此当任何一项更加“重要”的事情出现时，“环保”就不会排在优先的位置。

7月12日晚，天津一家饮品店外无人领取的饮品 |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1]

无数个这样幻灭的时刻，终于将我敲打清醒：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指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而21世纪的我还在幻想某种消费习惯、生活文化、精神口号可以扭转生产体制。然而，环保并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消费主义的诞生与扩张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资本对无限增殖的渴求。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塑造了我们今天的饮食：从疯牛病的诞生、“瘦肉精”等激素的滥用、乃至近期热议的预制菜——消费者一直在呼唤安全健康的食物，然而我们的餐桌却在不断“失守”。

如果制度的、物质的根源没有改变，文化注定只能影响少数人，并且这种影响会是十分保守的。试问，一边是生活在水电供应稳定、垃圾昼夜清运、空调温控到位、布满营销诱惑的城市，习惯了（往往也只能）依靠市场经济解决问题的城市居民，另一边是居住在基础设施欠缺、薄弱的农村，与面朝黄土背朝天，春种秋收“靠天吃饭”的农民，谁会更加切身地体会到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进而坚定地投身行动呢？谁能够更加有力地摆脱乃至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体系的桎梏呢？环境保护究竟应该依靠谁呢？

我想到一个类比：一场干旱即将来临，你面前有一个只有一滴水的人，和一个有半瓶水的人。你想发动大家一起去挖水井、建水窖，谁会更愿意听你的、跟你干？我认为现在很多公益的思路是，那个至少还有半瓶水的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可以抽出点时间精力和资源来支持一下公益，所以可以努力动员他。但现实是，我们需要先费老鼻子劲和他解释干旱对脆弱人群已经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为什么水窖重要，然而等到天气真的变干了，他可能会是第一个退出的人：毕竟他还有半瓶水，当下保存自己的精力要比建短期内看不到的水窖更有性价比。

然而那个只有一滴水的人，他可能不懂什么是气候变化，他也不关心太平洋上是不是有小岛国要举国搬迁变成“气候难民”，但他很清楚：不下雨就没有收成，收入就要锐减，他的父母会看不起病，他的孩子交不上学费……这个只有一滴水的人，就是农民。而且，他本来就在种地，土地是他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他的生计来源，也可以成为他行动的起点——通过合作、转型可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建设一个有韧性的社区为全体成员提供更好的保障。这是他的切身需求，如果能做通思想工作，他可以比任何人都有行动的动力。

如果换条思路，从生产端开始做工作呢？我感到曾经笼罩双眼、束手束脚的迷雾仿佛散了开去，一条延伸向无穷的远方的路出现在眼前。我决定离开原来的外语专业，跨考农村发展，走向生产、走近农民、走进广阔天地。这条路并不轻松，而且短期内，并不如“城市路线”那般容易出成果，有“一月省下100个塑料杯”“一年捡了5吨垃圾”这样的亮眼数据来彰显成效。但随着我对农村认知的不断深入，了解它的历史、转型、现状，认识一个个赤诚肯干的基层干部，看见乡亲们带着泥土和汗水的笑容，在反复无常的天气中努力维持生产生活的秩序……我看到包括环保、教育公平、体面工作等等许多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源与解决之道，也看到深耕、家园行动等社会组织扎根乡土，结合社会治理开展生态农业的实践，也因此越走越坚定。

与“城市路线”相配套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行动思路。

我曾经在环保公益组织实习，那时我觉得我们在很努力地做群众工作：多种形式的科普、在地推广的项目、邀请明星代言吸引更多关注……但是，热度上来时大量的阅读、转发、互动，项目落地时各种宣传、引导，然后呢？热度过去之后，项目结束之后，那些曾经被触达的群体，真的有变化吗，还在坚持吗？就像本科期间社团组织的垃圾分类志愿活动，活动过程本就足够艰难（很少人报名、志愿者工作确实辛苦、有时还得不到同学尊重），我们姑且用“影响一个是一个”去自我宽慰。而当学校将保洁工作外包，社团不再配合后勤处支持垃圾分类，各色垃圾桶汇入同一辆垃圾车，同学们也没有必要去做分类了——我们曾经的努力就这样成了泡影。

之所以说这背后是一种个人主义，我认为涉及三个问题。

首先，这些行动策略背后，是“知识万能”的预设。即，人们之所以不关心环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生态受到的破坏、其可能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为此所能做的事情。而人们如果知道，那么他们就会行动。这恰恰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践行“乡村建设”的哲学大师梁漱溟的思路一致：走教育的路，通过教育启发自觉。也因此，不可避免地遇上了同当年乡村建设一样的难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2]。究其根本，是没有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而是自上而下地去输入知识，也就难免会同群众的需求发生脱节。也正因为没有联系群众的意识，所以这些“公众倡导”不过是面向无数个离散的个体的倡导，是把包装好的知识从网线的一端发送到另一端，想象着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行动起来就可以改变结构，而其中并无一个团结起来的、有自觉意识的“公众”。这样以知识传播为轴心的策略，也决定了只能影响少数愿意且能够学习并自我改造的人。而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觉醒”之后，往往会感到身处铁屋的失望和无力，这个问题我将在第三重转向中展开讨论。

其次，以生活消费习惯改变为导向的倡导，不仅不能引导公众走向合作，而且有遮蔽结构性问题的风险。以“可持续消费”为代表的行动方案的诱人之处就在于，人们无需做出其他方面的改变，只要多花一点钱，把原来的消费品升级成“可持续好物”，就可谓是在践行环保了。其他公益传播方式类似，如“捐一杯奶茶钱支持生态修复”“点赞转发一起保护海洋”，表面上是创造了一种几乎没有门槛的“人人都可参与”的公益模式，满足了公众面对社会问题“想要做点什么”的需求，但实际上是营造出一种“在行动”的表象，从而消减个体心中的愤怒、愧疚、悲伤等可能转化成集体行动的力量，进而结构性的问题得以继续蛰伏，避免公众的针对。

这些思路之所以显得如此保守而乏力，正因为多数倡导以诉诸道德情感为切入点，而非政治经济的批判。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我不想那么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然而，你的“良心”是什么？以前我也觉得政治经济的“宏大叙事”很烦，令人费解、远离现实。有那个时间咬文嚼字贴标签、划立场，不如从自己做起，比如不点外卖、吃生态食材、自带容器提包，“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温暖人间”。但是，善良是有其知识基础和价值立场的——对一部分人的善良，很可能就是对另一部分人的残忍，只是人们（假装）不知道。但，回避谈论立场，不等于没有立场。

不错，“这条小鱼在乎，那条小鱼也在乎”，每做一点善事，都算数。但是大海正在退潮，资本的浪潮凶猛袭来又仓皇离去，留下一片狼藉和一个个空心的村庄；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日益频繁地扰动村庄的生活与生产……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你的良知还能允许你只专注于一件又一件的“小确幸”吗？即使在村里帮上一个村民，别的村里还有十个，整个中国还有几万个；我自己坚持，一年能省几百个塑料制品，但是一次性垃圾是每天成百上千吨地在增长。结构性的问题，必须予以结构性的反思与行动，方能切中肯綮。

我有个记忆犹新的瞬间。我坐在往返某乡镇和北京的班车上，一位中年大叔坐在我边上。他戴着助听器，皮肤黝黑粗糙，眼角的鱼尾纹似河流在黄土大地上雕刻而成的冲积扇。他聚精会神地看着班车行驶的方向，似乎是在等待下车的时刻。他双手搭在腿间，手臂上白癜风的皮肤与其他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像是灼烧蔓延的火焰，也如同勒入血肉的镣铐。那一刻我不禁潮湿了眼眶：他就近在我的眼前，然而我对他的苦难一无所知。我感觉喉咙仿佛噎住，不知如何开口，更不知如何帮助。我在班车上写下这首诗：

我素未谋面的父母亲

我打出生就没见过你

你们面朝黄土，耕耘土地

你们脚踩织机，缝补成衣

你们背井离乡，筑高楼宇

你们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住

但我从未认识你

我不知道你的辛酸，

也不理解你的伟大

我不知道你的过去，

也看不到你的未来

甚至，不知道你的言语

以至于我看到你

却不知从何说起

他们说你，

愚昧麻木、保守固执

当你站在我的面前，

皱纹和泥土讲述着你的故事

而我，不知不觉，

已是泪流满面……

大叔的双手 |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大叔的身后，是千千万万个没有被看到的农民工，是千千万万个没有项目支持的农村。那一刻，我感到过去做的所有所谓公益行动都是已随风逝去的扬沙——精英主义式的“觉醒”不过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罢了，要想改变底层的现实必须依靠作为大多数的群众。

的确，个体的身体力行可以给自已即时的意义感，创造一些实在的数据和感人的故事，但是面对意义的灵魂拷问，往往就只能用“能做一点是一点”来姑且作答。这种“舍我其谁”的悲情英雄主义的确令人尊敬，但是这条路是很容易越走越窄的：在资本逻辑盛行的大环境中，没有集体的稳定与可持续，个体的种种努力也只能如无根之草，是随池塘的波动而漂摇的浮萍。只有集体有了韧性，个体的韧性才有真正的保障。而要从个体的韧性走向集体的韧性，需要先从埋头行动走向结构的批判。

尽管前文呈现了大量我在行动中感受到的困惑与失望，但我必须强调，这绝不是否定行动的意义。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行动的经验，我不可能获得今日对环保工作的理解。正如毛教员在《实践论》中所说的那样，发现、证实以及发展真理需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前面两节，我们已经讨论了环保工作依靠谁、用什么思路做的问题。那么紧接着就该问了：道理我都懂，但具体我能、我该做什么呢？

当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企业绿色技术承诺每每沦为空谈[4,5]，我们终于还是触发了“气候临界点”。面对愈发紧张的矛盾，并不仅仅是要“尽快行动”的问题，同时更是要想明白“如何行动”的问题。原先的我，只看到问题和实践，不考虑理论，就容易沦为事务主义，忙于完成一次次具体的活动。现在回想，这才恰恰是一种“自我感动”（虽然我也并不认为这种“自我感动”是完全坏的事情，是特定阶段会有的心理感受，但必须要更进一步）。而随着对理论和历史的学习，我觉得我对行动的方向有了新的思考。我也认为，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更重要的是明确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能够真正带来变革的事业当中去。唯有这样，觉醒的人们才不至于在铁屋中窒息，而是走上一条越走越宽的道路。

可以说，我是经历了从“行动至上”转向结构视角的过程。读大四之前，我对政治经济的分析颇为排斥——我觉得太抽象，读得费劲，还脱离现实。那时候，大量的志愿者和实习经历让我习惯了不断地行动、实践，去改造自己的生活、去影响身边人的看法。我也单纯是因为对生态农业感兴趣而试探性地加入了食物天地人。然而，在这里学到的东西、认识的同志，可以说是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生态马克思主义让我通过历史和社会制度的脉络理解当下环境保护的症结；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帮助我打开了对集体行动的不同想象；而食物主权的理念也让我看到了农业在生态之外的更加丰富的意义维度……我开始逐渐看到“结构”，看到它如何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中变革发展至今，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们行动的环境与条件。

当我带着结构的视角审视自己过去的行动，包括当下正在发生的种种行动，我也开始看到了过去不曾把握的问题根源——在行动之前找到方向，或者至少先看到“真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今年上半年，我参加活动听一位农村纪录片导演分享他对农村干旱的见闻。说到气候变化对农民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农民束手无策”，唯一能想到的方案，是政府能给补贴，帮农民买保险。我评论道：与其说“农民束手无策”，不如说是“空心化的村庄、原子化的农民束手无策”。拿森林防火举例，气候变化的确是提高了火灾风险，但更加真实的困境是，村庄青壮年外出，只留下上了年纪的人去防火；防火资金紧张，上级政府没有专项资金支持，雇防火员成为村财政一大开支；林权承包到户后，森林公共性的价值弱化、经济价值被放大，村集体的凝聚力也被削弱，村民对林木的维护管理不像曾经那样谨慎，火烧山的频率提高[6]……

不错，我们必须正视气候变化的事实，努力采取行动去减缓和适应，道理大家都懂，但对问题本质的判断将会决定我们行动的计划，这便会有质的分野。我观察到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有两种，一是从气候变化的风险出发，设计技术性的适应与缓解方案；二是从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和恢复出发，提高个体与家庭的自我保护能力、呼吁政府的资金支持。

然而首先，气候变化事实上并没有带来新的农村问题，而是让过去本就危机四伏的农村更加脆弱——不是说全球温度不上升了，农村的生计就有保障了，更为重要的仍然是农村中的生产关系问题：它使一部分人尤其脆弱，也进而导致了整个村庄的脆弱。因此，正如深耕社工团队的黄亚军所言，要想建设真正有韧性的社区，应当将气候变化置于农村发展的脉络中去考虑[7]。

其次，结构性的问题无法仅仅通过个体的、暂时性的改善来解决。当我们对问题的归因都是结构性的，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诉诸个体的自觉或外界临时的帮扶，二者显然是不对等的，也因此不可能消除人们面对灾害时的无力感。

带着结构的视角，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重塑我们的行动，这里便同前面“从个体到集体”的环保工作思路转向关联起来。我发现，没有结构的思维，不仅意味着把握不住根本问题，常常隔靴搔痒，而且很容易陷入两难困境。这样的场景有很多，往大的行业情况说，外卖会产生很多塑料垃圾，极端天气下骑手送外卖很危险，但如果大家都不点外卖，骑手就会失业；从个人的处境说，我想要过零废弃的生活，但是公司紧张的工作节奏让我没有时间精力去自己做饭，我个人的身心健康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又如何为地球着想呢？

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便是将集体的责任分化成每个个体的义务后，一方面是必然会导致个体能力与责任的不对等，进而导致无力感；另一方面则是遮蔽了结构性的矛盾，比如平台算法的霸权和公司的压榨性劳工制度，而将难题转嫁给了困于结构中的个体，转化为某种道德素质问题和个人能力问题：消费者与外卖员的矛盾冲突，个体在工作、生活与理想之间的痛苦权衡。

这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不仅分析问题要有结构的、历史的视角，而且行动也必须是结构性的，也因此必然是集体性的。毋庸置疑，结构的改变需要国家、包括超越国家的全球性力量来去合力实现，这一过程必将充满博弈与拉扯，不可一蹴而就。与此同时，当个体已经形成了对结构的依赖时，改变结构所带来阵痛也不可忽视。但结构的宏大、遥远绝非放弃行动的理由，而恰恰是对实践的迫切呼唤。如果我们可以联结起来，构筑起共同体的相互支持，我想这个过程将会超越悲情的英雄主义，走向团结有力的集体行动，从改变一个社群、一个村庄，一个县域的结构开始，去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恶性循环，摸索可持续的道路。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便是生态农业。土壤从常规农业中恢复过来需要几年的时间、小生态的培育需要多种作物共生、有机肥需要畜牧业的支持，这些对单家独户而言都意味着过于庞大的经营成本。而如果能够以集体为单位去开展，不仅农业生产本身能够降本增效，而且可以有足够大的产量去对接市场，有余力去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这其实同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背后的思路也是一致的。

老田老师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毛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研究，他的分析为我反思环保工作提供了很多启发。在讲座《群众路线与人民史观——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问题》（详情可了解预热推文《群众路线与人民史观：“打捞”劳动阶级的政治公共性》和上半场讲座稿《诚食讲座 | 老田：革命者的必修课：从“行政”到“政治”的思维转换》）中，老田用一张数轴图阐释“路线自觉与世界观革命”，讨论如何批判、如何组织行动的问题，我觉得很适合用来总结我的转变，以及当下我对环保道路的展望。批判方法（X轴）上，我们需要从道德批判走向政治经济批判，分析阶级利益的公共性，从结构的视角认识问题；动员思路（Y轴）上，需要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思维，转为自下而上的、激发人民群众主体性的领导权建设，让人们自觉地参与环保行动，把集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这样才能走出第三象限的盲动主义（主观判断、盲目行动），跨过原点进入政治现实主义的层面，真正将环保当作一项公共的志业去做。

老田讲座《群众路线与人民史观》PPT截图，图片上文字为作者所加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望。”珍·古道尔博士的这句话激励着我不断地传播、对话、行动。不过，在看到太多的“拒绝了解”“了解而不关心”“关心而不行动”“行动而心虚乏力之后，我开始重新理解这句行动格言：

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与掠夺性的生产方式是一体两面的存在，正如“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一样，也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将生态从掠夺性的生产方式当中解放出来。而这个宏大事业的第一步，可以很简单：理论与实践——了解环境问题的历史与根源，前辈们的经验教训；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先做起，自带餐盒、水杯，带动亲朋好友做垃圾分类，支持在地社会组织的工作等等，在行动中思考今日变革的基础与困境。从理论和实践出发，为的是用“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螺旋上升，打破一种无能为力的负向循环——越感到困难，越不去做，于是愈发感到无力，更加回避行动。而前人的斗争经历，伙伴的志同道合，组织的培养与支持，实践中的感动与遗憾，都将为我们理解问题、探索道路提供方向和力量。

“唯有行动，才有希望”，不仅仅是个人感受到希望，而且，当我们团结起来、坚持下去，我们也将会成为别人的希望。回到历史，看见结构，从实践的源头活水中挖掘理论的生命力；团结起来，走向行动，让结构性的问题不再遥不可及。如何启动基层的力量，重建共同体，仍然需要我们任重道远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李嘉睿. 下单奶茶却没人领，外卖羊毛催生“幽灵订单”？[EB/OL]. (2025-07-29)[2025-09-21]. https://mp.weixin.qq.com/s/GKr4Xe8vUwp_R6UKeCyiZA.

[2]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山东:邹平乡村书店,1937.

[3] 中国慈善家杂志, 贺斌. 公益九月，不再轰轰烈烈https://mp.weixin.qq.com/s/kCW0tFTPE2VPfDmq0qxwXA.

[4] Editor. CCS is a dead horse - MR Onlinehttps://mronline.org/2025/11/13/ccs-is-a-dead-horse/.

[5] Angus I. Emission reductions: Promises, promises, promises - MR Online[Z]https://mronline.org/2025/11/15/emission-reductions-promises-promises-promises/.

[6] 阮池茵. 森林的金融化及其社会生态影响——基于林权流转的再考察[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1(6): 121～142.

[7] 食物天地人, 深耕人. 台风频发之际，如何打开农村应对气候变化的想象力？https://mp.weixin.qq.com/s/HHmP9egOK6aOdQkPTCUQ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