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一下我的背景，我是学金融出身的，跟农业技术毫无关系。2002年博士后出站以后，我由于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工作，才与农业与农村发展，发生了一点联系。所以，我会提供一个非技术的视角，来看待转基因种子的使用。

就生物育种领域的转基因而言，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进行一场类似核竞赛，又远远比核竞赛严重，比核战争隐秘的基因竞赛和基因战争。如果不能及时认识这场竞赛和战争的性质，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就会在这场隐秘的世界大战中，成为输家。不仅是被基因武器控制国的国家和人民是输家，全世界国家和人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以及子孙后代，都成为这场战争的输家。战争中的暂时赢家，可能仅仅是少数几个牟取全球暴利的跨国公司，以及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暂时分摊到一点点好处的少数利益集团成员而已。

实际上，转基因种子的大面积使用，会带来系统性风险（丧失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物种多样性丧失（无法保证物种安全）、技术捆绑和失控（粮食主权、社会稳定与国家战略丧失）等诸多问题。本文只剖析转基因领域的五大谎言、七大利益集团，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

一、转基因领域的五大谎言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懂农业技术，所以，在讨论转基因问题上，有很大的技术和信息劣势。但也正因为如此，我考虑的视角，跟技术出身的也不太一样。我讲一下就我所知道的信息和我的视角下，怎么看待转基因的问题。

  在讨论转基因的时候，人们往往仅仅把它看作是技术性的问题。问题提问的方式往往是：怎样的转基因技术有利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如何发展一个国家的转基因技术，以避免受制于人。这些技术性的讨论，是有意无意地用一些限定性的“如何问题”，取代了对这些问题是否应该存在的“谁问题”，由此回避了本源性的讨论：人类是否需要转基因？有关转基因的看法，是如何得来的？就我所知道的转基因知识而言，我认为有五个明显的谎言。

        第一、是转基因增加产量

表面上看，转基因技术由于单方面改变了作物的某些自然属性，带来了短期内产量的迅速增加。但长期看，转基因技术带来了风险集中和标准化。产量效应是短期的，如果计入为此配套的资本、技术投入，以及生态破坏成本，可能是负值。转基因的产量效应，如同衍生金融的财富效应一样，是一种虚幻的泡沫。我们知道，衍生金融曾创造了20多年的财富创造神话，如今，带来了21世纪初一场巨大的全球性危机，这个泡沫基本破灭了。但是，人们追求短期的虚幻泡沫的动机，在许多领域仍在蔓延。转基因技术，正是农业领域的一个泡沫，而且正在农作物领域中制造这样的短期财富效应。诱使甚至迫使许多国家，走上这条破坏自然、有损人类健康的自杀之路。转基因技术的实质，和发明核弹一样，无益于人类社会，但却使得各个国家都拖入这场征战之中，倾其一国之力，发展这种毁灭人类的武器，以积攒不被别人欺负的短期威慑力。我们也已经知道，人类生产的核弹，已足以使地球毁灭几十遍了。当然，在不爆发核战争的情况下，核武器还不至于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如今，却在每个人都要赖以生存的农作物领域，研制和生产另一种比核武器更具有隐蔽性和杀伤性的武器——转基因技术，这会静悄悄地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基础。可惜，人们看到的只是短期的产量效应，而忽视了生态系统、农作系统相互效力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人类目前认识的，可能只是九牛一毛，但是，却在少数公司和国家的利益驱动下，盲目舞刀弄枪，走上人类玩火自焚，集体自杀的道路。

就我所知，转基因的最大作用，是增加抗性，而且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必然带来农作物的单一化，和作物种子的单一化。发展转基因技术，是可以降低一些非系统性风险，但却会累积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这和衍生金融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衍生金融在爆发危机时，只是摧毁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基因危机爆发时，却会摧毁人类的生存基础。

实际上，在不同的气候带、地质带、作物带，去推行单一化的种子作物，必然会带来系统性的产量波动。举个例子，2008年11月，我去意大利做有机农业和社会农业考察。有一位在罗马北部Viterbo的意大利农民，给我讲了他这些年由产业化种植，转向有机农业的历程。在1970年代，他的农场率先采用美国技术，配合转基因种子，施用大量化肥和农药，最初五六年，产量连年增长，这位农民，也成为欧洲种子革命的典范，美国的种子公司，不断地带各国的人过来参观，让他们学习这个欧洲的样板。他们的作物长得非常好，产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随之，悲剧就发生了，有一种来自北美的昆虫，由于已经有了抗性，而此地的生态系统，又没有它的天敌，就在此大肆繁衍，农场的产量，开始连年巨幅下降。美国的种子公司马上不来了，他们转到其他地方，继续扶持新的样板去了。这位意大利农民在产量下降之后，就意识到转基因和产业化农作技术，不仅危害了自己，也危害了周围的人，危害了周围的生态环境。所以，他才开始转向有机耕作，成为欧洲有机食品运动的一个坚定力量。

第二、转基因提高产量

提高质量也是他们的一个谎言，说转基因会提高糖的含量、淀粉的含量，短期内是会提高，但这只是提高作物的经济价值，随之丧失的是作物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类福利。实际上，作物的多样性、生态的多样性，包括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类的幸福息息相关。没有了多样性，就没有幸福可言。如果在中国吃的东西，和在法国吃的东西都一样，那法国大餐还有什么吸引力。如果苏杭的自然和人文风光，和北京一样，那北京人还有谁愿意去逛苏杭，感受江南水乡呢？

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把作物单一化了，这大大降低了食物的质量，而不是提高了。转基因技术的好处，是带来了食物的标准化生产。如同通常的流水线生产，会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样，食物标准化也会降低加工行业的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转基因技术并不能降低生产成本，反而会要求更多的资本投入，比如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农场信贷等。如同微软视窗捆绑一系列办公软件一样，转基因技术也捆绑了一整套资本化、产业化的系统，这会提高生产成本。并不断降低人类福利。

再举一个例子，2007年9月我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的时候，有一位助手叫Claudia，来自德国。她很喜欢吃马铃薯，但到了美国以后，她变得很讨厌马铃薯了。为什么呢？她告诉我，本来，自然界至少有四五百种不同种类的马铃薯，个头、色泽、口感和风味，各不相同。但是，在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之下，美国只有四五种经过转基因处理的马铃薯，得到推广。其他的马铃薯基因，全部被这些种子公司收到他们的博物馆了（这无异于一场系统的生态灭绝）。被推广的这几种马铃薯，个头很大，肚脐很浅，产量很高，淀粉含量也很高，但是，吃不同马铃薯的幸福感，在Claudia身上，再也没有了。

当然，我们还能举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转基因技术降低食品的质量。但这远不如我们记住法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第三、转基因降低风险

转基因技术，的确可以在短期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但这只是将风险聚集和转移了。

单一化的种植，必然会聚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看不出来，但从长期看，一旦有一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复杂生态系统的一个轻微改变，就会带来系统坍塌甚至崩溃。意大利的农民，已经经历了一个小小的美洲虫子给他带来的大面积减产。就他个人而言，还有回转之路。但一旦转基因作物得到大面积推广，人们可以勒紧两三年的腰带，去渡过转基因的作物危机吗？

凡是单一化的投资，必然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只有多样化的种植，才能既降低系统性风险，也降低非系统性风险。

刚才所提的风险，还只是农作物的数量风险（即粮食安全范畴）。如果讨论质量风险（即食品安全范畴），则转基因的弊端，就更加清楚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有一例大面积的食品安全事件，是发生在天然食物体系里的，无一例外，都是由人为因素，污染了我们的餐桌，威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几千年来各国各族人民，都在用自己毕生的生命，见证了天然食物对人类的祝福。而近几十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在见证人工食物的咒诅。我们是愿意把祝福继续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是选择传递咒诅？

除了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之外，由此引发的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甚至政治稳定，都是转基因技术潜伏的风险。仅仅从技术层面看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怎能考虑更多的不安全因素呢？

第四、转基因减少成本

表面看，转基因技术，减少了田间管理等劳动投入，减少了一部分除草剂的投入。其实，算个大账，转基因技术不能减少成本。反而，转基因技术在生产环节，不断地加大成本，从近些年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转基因与水、肥、药、机械、信贷等等，都是相配套的，是一整套的体系。就像微软视窗配套了一系列的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一样。转基因技术捆绑销售这一整套体系，这些捆绑的东西，都是在加大农业的成本，而非降低。

比如，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是和草甘膦[1]是捆绑的。转基因种子，对水肥条件、对机械投入的要求也很高，这要求必须大面积种植，才有规模经济，才能降低单位成本。而这套系统，要求必然加大农业投入成本，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根本无力承担的。根据对阿根廷、韩国、印度的研究，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种植相捆绑，使得小农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继续依靠土地生存。于是，就会出现农民的分化：大部分农民破产以至无家可归，少部分农民与资本联合，成为资本的奴隶。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欧洲农民、南美洲农民、南亚农民对转基因种子的抗拒，以及南亚和拉美国家大型贫民窟的形成了。

第五、转基因减少贫穷

实际上不能减少贫穷，反而会增加贫穷。因为转基因要求的是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规模化和产业化，要求农民必须加大投入，兼并农场，才能生存，这一方面排除了更多的农民靠农场生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使得在产业化农作体系的农民走上了“越借越穷、越穷越借”的恶性循环。

转基因技术不能让那么多的农民依靠转基因作物生存，而城市并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甚至连生存空间都没有，这就。转基因及其产业化种植，走的是资本替代劳动，化石能源消耗替代生物能消耗的低劳动、高成本路子。农业一旦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后，大量的农民就从土地上被赶出来了。这样的例子在墨西哥，在印度，在韩国比比皆是，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1935年至今，美国也已经有70%的农场破产，只不过，美国雄厚的财力、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就业转化，使得农民离开土地，是一个“金降落”，除了乡土感情因素外，带来的社会震荡相对少。而其他国家根本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财力保障，就匆忙地走向产业化和规模化了。这就使得产业化和规模化的过程，无异于一场对内殖民，至少稍微不同于英国当初的“羊吃人”，而是一场“机器吃人”的圈地运动。

总的来讲，转基因一直是与产业化、规模化相关的，因为小农负担不起产业化、规模化的投入和成本，最终不得不卖了他们的农场，离乡背井（详见专栏1）。美国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破产以后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除了美国和少数欧洲国家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解决大规模的农场破产？尤其像中国，我们是两亿多农户，而美国只是两百万，根本没法相比。 

这是我看到的转基因领域的五个谎言，都不是利用技术能解决的，或者更加直接地说，都是人类滥用技术所导致的。所以，如果把转基因问题，仅仅当成技术问题，是很麻烦的。甚至不客气的说，是很幼稚的。在国家层面，如果只听院士们的话，其他人的话不听，会很麻烦，会带来国家政策的重大偏差，甚至使中国陷入新一场“基因战争”、“基因竞赛”之中，如同1950年代开始的“核战争”、“核竞赛”一样，也会很快将更多的国家拖入这场“基因战争”和“基因竞赛”之中。最终，耗费了全球人类巨大的财富和能源，换来的只是快速屠杀人类，将地球毁灭几十次、上百次的能力。

我们要知道，粮食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只有从较长时期的历史视角、从多学科领域、从全球化竞争看，才能摆脱单纯就基因谈粮食、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粮食、就简单的供求失衡谈粮食、就国内外贸易变化谈粮食的简单化讨论模式，才能进一步挖掘粮食问题，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问题的背后逻辑。

二、过去十年转基因技术的全球扩张

国外公司在大田作物种子研发上的投入要数几十倍于蔬菜种子的研发投入，其水平深不可测。以玉米为例，孟山都公司已经对控制玉米主要性状的2400多个基因进行了准确定位和测序，用于计算机辅助育种；杜邦先锋公司2006年投入数亿美元开始高醇玉米品种的研究，意在今后能源危机来临时快速占领高醇玉米种子市场；即便在常规品种的小麦上，他们也做起了垄断的文章。

1998年美国孟山都公司购买了一项叫做“终止子”技术的专利[2]，这项技术由该技术的原理是：在转基因作物中，插入“终止子”基因，使得种植后的转基因作物种子在成熟后期产生一种毒素，杀死种子的胚胎,从而导致种子不育。但是这种不育的种子收获后，其淀粉、蛋白质、油脂含量等性状并未受到影响，可以食用，只是不能留作种用。通过这种技术他们达到了对小麦、大豆等常规作物种子的垄断，迫使农民不得不每年购买新种。如果这一技术应用于玉米、水稻等作物上，种子也永远不会发芽。因此这一技术一推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拒绝，国际乡村发展基金以及其他组织宣称它会危及农户的独立性和第三世界国家中十多亿贫困农户的粮食安全。 如果不了解这一技术；如果这一技术被广泛应用在中国大田作物种子上；如果战争来临外资公司撤出中国，我们的田里种什么呢？

2、基因技术在中国的扩张

新加坡岱字棉中国私人有限公司：由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岱字棉公司控股，新加坡生物创新有限公司参股，在新加坡注册的一家公司，主要从事转基因抗虫棉种子业务。1996年新加坡岱字棉中国私人有限公司与河北省种业集团公司合资在石家庄成立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总投资840万美元，生产和销售抗虫棉种子。1998年，新加坡岱字棉中国私人有限公司又与安徽省种子总公司投资420万美元成立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和销售抗虫棉种子。冀岱、安岱两个棉种公司，一度占领了国内95%的抗虫棉市场，现在仍维持在65%左右。河北和安徽，一南一北，拿下中国主棉区棉花种子市场的布局一目了然。 

三、发展转基因一箭七雕，恶事难挡

但是，在公众利益、子孙利益、长期和谐发展，和上述利益的代表者——中央政府面前，已经凝结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使得短期利益，胜过了长期利益，也使得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创建，面临巨大的挑战。

就转基因技术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从而凝结出一股强大的势力，使得有害无益的转基因技术发展，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大潮。

1、跨国粮商得利润

很明显，跨国粮商在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粮食主权。他们在粮食国际贸易和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上，早已形成了寡头垄断。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已经做了“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

全球化经营，是指他们已经实现了产业链和公司发展战略的全球布局，这使得他们的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等等，可以达到全球最低。而在销售市场和销售价格上的配合，又可以做到产业利润全球最高。这是中国的粮商，没有一家可以做到，并与之抗衡的。

全环节利润，是指他们的业务，贯穿了整个产业链，并采用参股、控股、联盟、上下游整合等诸多方式，控制了从研发、投资、生产，到下游所有的加工、销售等各个产业链条。既然控制了整个产业链条。他们的战略就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了。他想打击产业链条上的哪一个环节，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比如，中国在2004年至今的几次组合战略下，仅仅4年多时间，就丢失了大豆产业的主导权，原因就在于跨国粮商在大豆加工环节上对中国的企业开战。大豆价格的降低，对跨国粮商而言，只是一个营销环节的价格调整而已，但对只在产业链条的这一环节生存的国内压榨企业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跨国粮商实现了“巴西阿根廷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的全球化战略后，赚取的是全环节利润，而中国的豆农和豆企，分别只在生产和收储加工两个环节上生存，轻而易举就被别人攻城略地，4年之内，中国就由曾经的世界最大原产地国家[3]，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3以上的大豆依赖进口，转基因豆油占据了80％以上。这相当于别人是十项全能选手，而我们只是单项选手，却不得已和别人进行十项全能竞赛（整条产业链）一样。只有单项成绩，怎么可能在十项全能竞赛中获胜？

全市场覆盖，就是指跨国粮商不仅做粮食，不仅做种子，他还在各类农产品与食品领域中经营。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不仅做农产品，还做工业品，做金融投资，做地产投资，他们是多样化经营的。多样化经营，可以降低风险；多样化经营，可以相互呼应。他如果想打击现货市场，那他利用期货市场就行了。他如果想影响期货市场，只用放出现货市场中一面倒的风声就行了。他们甚至可以游说美国农业部等政府部门，与之相配合，以达到公司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双赢。中国大豆产业的溃败，已经显示了这样的威力。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不同意，应该说这是一场“游戏”，或者可以文雅一点儿说，是“博弈”。你选择参与了这场“游戏”或者“博弈”，就要为此负责。如果我们硬要说参加这样的竞赛，是别人逼使的。那也是“阳谋”，而非“阴谋”。是我们没能弄清楚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看不到搁在脖子上的粮食武器导致的。

试问，中国有哪一家公司，可以游说中央政府与之配合？可是，粮食政治在跨国粮商的全球战略中，就变成了政府和公司的配合。每一个跨国粮商，都有清楚的政府背景，也有清楚的国家政策配套，他们就能打组合拳，实施各种战略。而其他国家，往往认识不到这些“阳谋”，稀里糊涂就做了瓮中之鳖。

作为粮食产业链上游关键链条的种业，其市场更应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4]即便是市场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美国，种子产业在前七十年的发展阶段，都是处于国有种子公司控制之下。只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少数几家国内高科技种子公司控制了全国60%以上市场的条件下，才逐步推进私有化和股份制改造；而我们周围的印度、巴基斯坦到现在为止，仍然对其国内大田作物种子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印度规定国外公司在合资中的股份不允许超过40%，而且种子生产在合资后两年必须在印度本土生产。可以预言，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断然措施，任凭国外种业巨头在中国进行扩张，中国大田作物种子的命运绝对不会比现在蔬菜种子的命运好到那里！

2、外国政府得战略

粮食问题历来都不是单纯的。至少，粮食是战略品，在邦国征战中，粮食历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7年，我在美国做完农场调查后，写了一篇报告，叫《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阐述了粮食诸多属性中的一种——战略品属性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表现。

实际上，美国不仅仅有粮食战略，还有能源战略、金融战略、军事战略等。美国可能是当前世界上惟一一个制定了将粮食、能源、金融、军事、外交、价值观宣传等捆绑在一起的全球战略，并有能力实施的国家。中国可以有粮食战略，可以有金融战略，可以有军事战略，甚至也可以利用孔子学院等，进行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宣传，但是，中国目前所有的战略，还没能做到相互配合，而且只能立足于自保，但是美国的战略，相互联系，不仅可以自保，还可以在全球每个角落、每个领域中进攻性地使用。

以粮食为例，至少有五种战略手段，使得粮食成为一种武器。我们知道，美国的耕地条件、就业结构、资本条件和能源条件的配合，使得美国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过剩产能和过剩产品，这都需要释放。在过去，美国主要利用粮食援助、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补贴这三种手段，去运用国家战略，加强粮食体系的控制力，并消化其过剩产能，这一点在《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中已有阐述。如今，美国又掌握了生物能源（第四种手段）这一进可攻，退可守的致命武器，在控制粮食价格上，更加游刃有余了。

有人说，全球粮食产量那么大，经销商那么多，说一个国家，或少数公司就可以控制粮食体系，是不是太低能弱智？实际上，这是对粮食属性不太了解带来的，要知道，粮食是惟一一个人类参与生产的生存必需品。生存必需品意味着什么？少一点不成，多一点吃不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粮食供应稍有不足，马上“米贵伤民”，如同2008年37个发展中国家爆发由粮食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动荡一样；稍微有余，就会“谷贱伤农”，如同绿色革命以来亚非拉各个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1996年以来已经多次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主要是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而工业品和服务品、投资品等，主要是满足心理需求的。生理需求的有限性，使得谁能掌握粮食供求平衡点上的那最后一点，就可以控制价格。世界上，唯独美国能够掌握全球粮食供求的平衡点。而生物能源，恰恰是极其方便地可以撬动这一平衡点的按纽，就像摇控器一样。想让粮食价格上涨，非常简单，只要宣布加快生物能源的实施计划即可。想让粮食价格跌，就宣布暂缓实施生物能源计划。

转基因技术，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开始变成第五种战略手段，使得极少数有能力实施进攻性粮食战略的国家，又掌握了更为致命的技术手段，甚至是生物武器。通过类似微软视窗的平台垄断和捆绑销售，不仅实现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掌握了战略时机的主动权，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这是转基因技术的后发国家无法具备的。其中道理，和实施核计划，进行核威胁类似。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它是少数美国权势大家族为了自身的利益构建的称霸世界的计划，这个战略计划被五角大楼成为“全方位优势”（FSD）。他们认为，粮食和石油一样，都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资源。“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到“农业商业化”、从“绿色革命”再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计划”，不断使用新技术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由于引入了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导致其农业走上了对美国依赖的不可逆的进程。

3、地方政府得政绩

推动中国转基因发展的第三股力量，是地方政府。

虽然生物育种领域的转基因技术使用，涉及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粮食主权，以及国家长远战略等，但这并不在地方政府的利益函数中。试问，地方政府有什么义务去提供国家公共物品，国家战略品呢？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动力，就是在短期内做出政绩，寻求提拔。招商引资，是做政绩的最佳路径。吸引大资本、引进500强，地方政府就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政绩。我可以举一个跨国粮商的例子。据我所知，秦皇岛市政府仅仅引进了益海嘉里粮油，就增加了七分之一的GDP[5]，效果如此显著。试问：哪个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引进这样的外资呢？何况，这些外资企业，都有著名的品牌，都有高科技的外衣，都有巨额的资金投入，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黄金客户。但是，益海嘉里粮油引进秦皇岛以后，北粮南运的咽喉，就被卡住了。在短期内，中国的行政力量，可能还足以调运粮食，但未来的粮食商品化和加工链条，都会被扼住咽喉的益海嘉里，得到先机，使得国家的东北商品粮基地计划，出现一些变数。

在生物育种领域，转基因的研究，是各个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要对象。国家转基因研究重大专项的重点研发地区，可能都会形成一个生物高科技产业基地。地方政府不顾国家安全的招商引资，无疑是一种邀请侵略。甚至可以说主动做汉奸，以得到短期的利益。

4、中资公司得好处

推动中国转基因研究的第四股力量，是中资公司。中资育种公司，由于缺乏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的优势，也难以在在国内种子市场条块分割、农户小规模经营、产业链条未经整合的国内市场形势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因此，当种子行业的跨国公司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中资公司的管理层和雇员，会因为短期内可以得到高额的收入和集约化、市场化、产业化平台，会寻求合资、合作，甚至选择被兼并，以得到短期的好处。由此，中国公司会一个一个地变成外国公司的狗腿子，或者说得好听一点——买办。

5、科研院所得经费

在转基因研究上，高校与科研院所具有相应优势。获取研究经费、发表论文成果、申报技术专利、扩大社会影响、满足科学好奇等等需要，使得高校与科研院所，主动寻求与转基因技术的公司合作。在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资金的瓜分上，也出现了300多家高校与科研院所，分割200多亿元转基因研究基金的现象。

各自为政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研究，不仅会做大量无效的、重复的研究，还很容易在发表论文、出国交流、专利申请、商业赎买等诱惑下，把阶段性成果和国家机密，轻易地公布或出卖出去。同时，分散无序的转基因研发过程，也容易发生基因飘逸、技术泄露等问题。这类事情在华中农大已经发生。[6]

以获取研究经费和科研发表（求利有求名）为目的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转基因研究，并没有动力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保持一致。诸多跨国粮商和跨国种子公司，已经在不少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以资助研究、资助办学、发放奖学金、举办会议、合作研究之名，俘获了各大科研院所与科研人员，成为一个个为了研究经费、成果发表（尤其是Nature，Science以及各类SCI国际发表）和生物试验与商业推广，而主动为其效力的731部队。

2、坚决推进科研院所的改制[7]

长期以来，在政府主导下我国的种业形成了作物品种选育以科研机构为主，种子生产经营以国有种子公司为主的格局。我国目前有450家专门从事作物品种选育和改良的机构，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在种子市场没有开放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些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不辞劳苦，为中国农业选育了大量品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种业对外开放，中国的农业科研院所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尽管政府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充裕的科研资金，寄予美好的希望，但他们就是培育不出可以与国外种子公司竞争的种子，原因如下：①小作坊式的研究模式—课题组制，2-3人从育种、生产到推广无所不包。而国外公司的品种培育工作已经实现了程序化，如先正达公司将蔬菜育种分为多个环节，从育种目标的制定、育种材料的搜集、育种材料的鉴定、自交系的选育、配制杂交组合到组合评价等均有专人负责，而且还配备高效率的生物技术支持系统，类似于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品种培育的周期大大缩短。②“立项-研究-成果论文-职称-再立项”的怪圈始终不能打破。在科研院所职称对于科研人员至关重要，有了职称，就能提工资、就能带研究生、就能主持课题、就能有各种更高的福利和待遇。而目前职称评定的主要依据是文章和成果。先说文章，中国对于SCI、EI等收录文章和影响因子的追捧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迫使从中科院、中央农业科学院、各省农业科学院到水平不一的各个农业大学的科研工作者纷纷去做基因标记、基因克隆、转基因等研究，但这些研究又缺乏目的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目标只有一个：高影响因子的SCI或EI文章再说成果，现在的农业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农业科研人员大部分已经远离生产实践，市场需要什么，自己应该做什么啥也不知道，农业科研方向特别是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方向严重偏离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都说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根本就拿不出经得住市场验证的成果。先正达公司有一笔专门经费，用于购买优良品种，但走访了几个大的农业科研院所之后无功而返。③待遇优厚，生存风险和生存压力小，工作动力不足。由于政府从工资、科研到福利基本全包了，科研院所的一部分科研人员成了不用捉老鼠的猫，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政府不下决心改革，以上状况不会改变。农业科研院所的机构应该分两类，公益性研究，如土壤地理、气象遥感等应该由用纳税人的钱来养；而应用研究，如良种培育等应该逐步断奶，自食其力，纳税人没有义务养他们，也可以划拨到国有种子公司，充实国有公司的科研力量。

6、国家部门得租金

国家管理生物育种的相关部门，如发改委、科技部、农业部等，负有很大的权力和职能。但是，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可能仅仅是由少数“县官不如现管”的具体经办官员说了算。制度租金的客观存在，使得设租和寻租现象，在生物育种领域，同样存在。

不幸的是，转基因研究的潮流，使得跨国公司的院外集团，可以轻易地以少量的利益交换，就能俘获具体经办人员，使得社会公众利益、国家安全、长期战略等，因缺乏相应利益表达者，被逐渐，而且轻易地攻破底线。使得转基因研究、开发、应用等，逐渐成为事实。一些跨国公司的负责人扬言：中国开放转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是迟早的事情；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

所以，跨国公司在这样一个明确预期下，不断排兵布阵。他们以直接和间接的利益交换，来换取国家有关部门和经办人员的信任。从而不断地攻城掠地，中国近些年在粮食领域、在转基因研究上，已经不断地在开放，在落入俘获的网罗。

7、种粮农民得闲暇

转基因种子，也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一方面，转基因处理后，作物会有了抗药、抗虫等特定的抗性，会减少农药、化肥以及人工投入，使得农民可以更加安心地出外打工，得到闲暇时间，以更多的农外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转基因种子在出芽率、抗倒伏、结实率等方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会带来短期的产量效应，短期的种子廉价或者免费销售策略，以及收成的回收加工策略，也会使农户得到短期内的收入效应。从而，会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主动采用转基因种子，以获得短期收益。[8]最终，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就像中国的大豆，已经出现“劣豆驱逐良豆”一样。[9]

也可能会有些人用市场理性和农民理性的角度，来解释转基因种子的使用。实际上，在农业领域，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市场理性和农民理性的基本假设前提，都不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技术不对等，组织的极度不平衡、农作周期和农民收入周期的长周期性，以及土地用途、种子用途的近乎不可逆性，使得所谓的市场理性和农民理性，都只是极其短暂的视角。比如，仅仅就所谓的农民收入效应而言，就是明显的谎言。有报道称：“中国在转基因棉花实行商业化后，我们发现原来那些认为在经济上能够使农民获益的理由经过长期证明是不成立的，农民需要不断投钱去克服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病虫害。”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进行了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但到了第7年，种植户已经将前几年赚的钱又悉数还了回去。 

当然，在这个庞大的利益链条里，还会有其他的利益主体。比如消费者。但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中，希望得到所谓的“价廉物美”的食品，这就落入了转基因技术发展的陷阱之中。食品消费只重表面的搜索品和经验品属性，使得转基因食品，满足了表面性的“价廉物美”要求。而食品消费的另外一个重要特性——信任品属性，缺常常被产业化食品体系诱导，使得消费者全球性地、普遍地处于蒙蔽状态。关于这一点，我在《当粮食遭遇发展主义时代——粮食属性、食物体系、倒金字塔与人类文明的终结》一文中，已有详细的陈述。

我们看到，上述7个利益集团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里应外合，形成一个转基因农业发展的利益链条。而且，在上述7个利益集团中，只有2个是外部敌人，其他5个是内部敌人。内敌远远大于外敌。在利益驱动下，诸多机构和个人，甘心做买办，以获取短期利益。在上至地方政府，下至农民百姓没有长远预期的情况下，短期利益的考虑，占据了主导地位。“十年二十年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实际上，种子的问题，远远不是商业利益所能涵盖的。种子问题涉及生态环境、国家安全、民族文化、子孙后代、社会稳定等，是涵盖自然与社会系统，涉及千秋万代的系统工程。即使是转基因技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欧美国家，也没有人简单地把它产业化、市场化。在国家战略性、国民经济命脉性的领域，没有哪个国家会仅仅相信市场能做好事情。

我们也可以从阿根廷学到一些教训。地缘政治专家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中描述，1990年代阿根廷在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利用转基因种子推动的所谓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中，失去了生态环境、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粮食主权，并造成了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国家也屡屡陷入债务链条之中（详见专栏2）。跨国公司阳谋式的转基因扩张手段，以及在各国普遍形成的发展转基因的利益链条，使得“阿根廷陷阱”，不断地向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传递。

四、应对转基因大潮的三点建议

1.旗帜鲜明地反对转基因育种和推广，如同反对研制和扩散核弹一般。

2.在转基因竞赛和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我们不得不作出应对的条件下，必须采用举国体制发展，严禁国内与国际间的转基因育种技术扩散。

美国是一个相信分权、市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在转基因基础研究上，却采用的是举国体制。1997年5月起，美国成立了植物基因跨部门工作组（IWG），由总统直接挂名领导，国家科技委员会所属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实施国家植物基因组（NPGI）计划。协调了国家科学基金（NSF）、农业部（USDA）、能源部（DOE）、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际发展署（AID）、森林服务部门（USFS）、预算管理办（OMB）和科技政策办（OSTP）等几乎所有涉及的部门，利用举国体制，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重大的研究成果。[10]

中国是在举国体制上应用最为成熟的国家。我们曾经在“两弹一星”、“神州飞船”等领域，将其作为国家最重大最基础的技术攻关项目，进行了高效率、写作分工很强，而且技术外泄率极小的研究。所以，在转基因育种领域，需要建立诸如航天工业总公司，核工业总公司这样的体制，去进行相关的育种研究。由于种子基因的基础性、长期性和重要性，远远大于核武器、航天器，种子行业又是一个资本稀缺性部门，只要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并投入为数远比核工业、航天工业少得多的资金，就可以做出关乎国计民生、生态环境、子孙未来和国家基本稳定的研究。所以，当前迫在眉睫的事情是，迅速调整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研究体制，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弊端。

3.重点发展和推广常规育种，重点发展农田水利建设

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必须适合基本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没有捷径可循。具体到育种领域，需要推广的，是常规育种。而且，农业在常规育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发展的潜力依然十分巨大。保证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最主要措施，在于发展常规育种，发展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而非转基因。比如，中国东北地区，事实上已经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最重要地区。商品粮的输出，主要依靠东北，形成了“东北熟，天下足”新谚。但东北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基本的水利灌溉条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只要做好基本的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增产潜力和常年稳产，依然可以明确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