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场实验到一地鸡毛--2001年孟山都就该死
来源: 顾秀林的微博 发布时间：2014-07-09 阅读：1707 次
早在13年前的2001年1月25日，纽约时报就告诉我们：孟山都公司失败了，被收购了。文章娓娓道来，内容却杀气腾腾。生物技术公司，即转基因公司，不把世界改造成转基因的世界，誓不罢休。如果中国没有在那一年加入WTO,那么2001年孟山都公司就死定了。中国大豆成了米国孟山都公司的垫脚石，入世成了米国转基因扩散的合法渠道。中国救了转基因一次，救了对手美国。转基因农业因为中国敞开接纳生物技术的有毒产品而多延续了13年。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干掉无恶不作的孟山都公司，干掉转基因——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邪恶的转基因技术不久就要全面失败了。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它的垂死挣扎。2014-6-4
By KURT EICHENWALD, GINA KOLATA and MELODY PETERSEN
作者：科特▪艾欣沃尔德，吉拉▪考拉特，梅勒蒂▪彼特森报道
以下文章内容来自科特▪艾欣沃尔德，吉拉▪考拉特和梅勒蒂▪彼特森的报道，由艾欣沃尔德撰写。
1986年末，农业生物技术行业的龙头老大孟山都公司的四位总经理来到白宫，拜访了副总统乔治•布什。此行非比寻常。
里根当局一直主张放松对社会各行各业的行政管理，孟山都公司的想法正相反：它就是要联邦机构搞法规来管理它的最新技术~转基因食品。它必须让白宫支持它。
“那时市场上还没有这种产品，”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当年在现场的前孟山都总经理莱昂纳德•瓜雷亚忆。“但是我们不停地烦他，就是要他来管。我们跟他说：我们必须被监管。”
这几位高管的理由是，只有政府的方针政策才能安抚对转基因的安全性越来越敏感的公众。他们担心，缺少了官方的控制，孟山都公司下几十亿美元赌注的这场豪赌，会被疑虑重重的消费者毁掉—他们把植物重新设计过，采用了来自其他物种的基因。
没过几个月，善解人意的白宫就从幕后帮助孟山都公司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孟山都在华盛顿政界人脉极深广。
这个成功被多次复制，已历三届政府。孟山都从华盛顿得到的正是生物技术业界之所求。让政府来管理，是一项战略，这样搞政府的法规必会偏向公司；当公司决定需要解除监管加快销售，白宫也会马上宽宏大量地让公司自己管自己。
连华府的资深人士都说，还是个新产业的生物技术业界，能把环保署、农业部、食品药品管理局玩弄于掌中，让规章只对自己有利，那种控制力直令人心悸。
“在这个领域里，美国政府各机构对农业巨头总是言听计从，”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亨利·米勒博士如是说。正是他1979至1994年任职于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的恰好是生物技术部门。
结果呢？至少在一部分生物技术的支持者眼里，结果无异于“生物技术死了”。米勒博士说。“被大多数人期待的那种巨大的好处，只表达出来很少的一点。”
下判决为时还早，但这个行业确实陷入了危机。美国大半的食品中可能都有转基因成分了，全世界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却更强烈了。欧洲市场把它禁了。一些美国食品生产商也退出去了。不久前卡夫食品公司的玉米卷中发现的星联玉米，按规定是不给人类食用的。卡夫公司不得不大规模召回产品。让企业自我监管，谁还能有信心？可是无所不能的孟山都已开始合并制药公司了。
How could an industry so successful in controlling its own regulations end up in such disarray?
玩弄监管措施随心所欲的行业也乱套？
找到答案，有待凑齐行业机密文件、法庭文件、政府文档，加上对各方人士的采访记录，包括如今或以往任职本行业者或政府官员，还有反对将生物工程技术用于食品的那些组织的观点。这样找到的答案，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在监管上仅有几步失算，就可以把一整个行业引向灾难。
很多年来，业界无可争议的领袖是孟山都公司，其高管人物一直认为，给他们造成巨大障碍的是环保组织和反对新技术的消费者团体。打击他们是不行的，孟山都公司最初的战略是把反对者请进来做顾问，希望在他们的参与下，转基因食品从实验室走上购物车会更容易。
“我们当时设想，向环保组织和消费者展示我们的成果，逐渐赢得他们的支持，至少需要十年，”20世纪80年代末期担任孟山都公司总裁及首席运营官的小厄尔•哈比森说道。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孟山都公司改变了战略。新上任的管理团队坚信不移，科学已经证明完全不需要再担忧这个新技术。“慢慢来”被抛弃，代之以清除监管壁垒，推开反对者。这下激怒了生物技术的反对者，最终让盟友—农民、农业大学和食品公司也大失所望。
“从某一天起，孟山都和整个行业都不会讲话了。”担任孟山都公司生物技术战略组负责人直至1991年的威尔•卡朋特说。“傲慢加上无能就没戏了。你会处处挨打。事实上就是如此。”
Biology Debate
辩论生物学
New Microbes Bring New Fears
新微生物带来新恐慌
1970年夏，珍妮特·E·默茨还在冷泉港的实验室工作，从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ck)博士关于动物病毒的各种观点里找想法。波拉克博士是长岛一个私人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病毒学的领衔专家。有一天她对波拉克博士讲起秋季到斯坦福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的计划，将要和她的导师保罗.伯格(Paul Berg)博士一起，从猴子病毒中提取基因，插入到一种实验中常用的细菌大肠杆菌中，以弄清楚基因的每个部分的功能。
波拉克博士很震惊，提醒她猴病毒中含有可导致啮齿动物患癌的基因。大肠杆菌也存在于人肠道中，假如病毒基因创造出一种致癌微生物，像普通的大肠杆菌那样在人际传播怎么办？波拉克叫她刻停止那个项目。
“我对珍妮特说，这是拿人做实验，我不想沾边”，波拉克博士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道。
后来波拉克和伯格之间发生的争吵，引发了一场全世界生物学家大辩论，辩题简直就像来自科幻小说一样神奇。转基因病菌会是超级细菌吗？它们会不会比自然中的细菌更加强大？搞这种研究是否应该像研究黑死病那样，到万无一失的实验室去做？
亚历山大.卡普纶(Alexander Capron)是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他说：“把基因在不同物种间移动的想法，令人警觉。人们提起物种隔离的事，那就是找个办法想重组自然。”
参加辩论的研究者们达到这样的结论：在科学家们弄清楚后果之前，对这种实验要严格控制。1975年，业内精英云集加州太平洋丛林市的阿西洛玛会议中心，他们建议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停止某些实验，对其它实验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他们还在联邦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自我监督，所有的研究项目都需要审核和批准。
用了几年时间，做了几百次实验，就把最揪心的问题回答了。实验做了一次又一次，制造了各种细菌，有增加基因的，也有删除基因删除的，然后与自然的细菌混合。
超级细菌没有出现，相反，科学家发现被创造出的细菌很难存活，需要费心费力去保护它们，因为生命力旺盛的天然细菌排挤它们。
科学家看到，细菌中加转任何基因都只会削弱它们。这些细菌需要在实验室里精心照顾才能存活。而且，默茨想用的大肠杆菌是最脆弱的一种。
1980年代中期卫生部就取消了有关限制。即使最早敲响警钟的波拉克这样的科学家，那时也相信了这种实验是安全的。
他说：“答案很清楚了，把新基因植入细菌没有造成把细菌变得危险的那种非预期后果。”
这一决定像发令枪一样响彻整个行业。医药公司率先做了一系列实验，探索如何把新科学应用在制药上。数百种药被开发了，其中有治疗糖尿病的人胰岛素、治疗心脏病的阿替普酶、治疗肾脏疾病的阿法依泊汀和乙肝疫苗。
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首席医生，大卫.戈尔德(David Golde)说：“这件事非常大，人类的健康已经改变了。”
修饰过的生物体在医药业取得成功，马上引起了美国最大的几家农业公司的注意。它们急切地想在华尔街追捧的这个角斗场上扩展自家停滞的业务。
Reaching Out
推广
Monsanto Takes a Soft Approach
孟山都智取转基因
1986年6月，孟山都大举进军神秘莫测而又备受争议的生物技术领域时，是哈比森（Harbison）在掌控大局。他组建了一个委员领导这次攻击。他是孟山都的一员老将，任职长达19年，最近成为该公司的总裁兼首席营运官。
“此时此刻，这是我公司的头等任务。”哈比森致信新上任的13个高管。
“我们很早就认识到，”哈比森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道，“研发救命的药物可能会受到欢呼，玩弄作为食品的农作物会受到质疑。”哈比森起草了一个计划，试图赢得环保主义者和农民等群体的支持。
就在同一个月，孟山都公司寻求政府监管的努力，有了最初的成功迹象。环保署、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管理局被分别赋予针对这个行业的监督权，从监督种在实验田里的新思路到监督新食品，不一而足。
那是一个到处都在撤销管制规定的时代，搞新规定遭到某些部门负责人的反对。据到会者说，在很早的一次会议上，时任环保局负责人的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就表示过怀疑，他的机构对于在田间做的实验能管什么？孟山都的高管指出，他们的生物技术植物里面有自身的杀虫剂，环保署若不管就只能去开国会听证会了。这样才将质疑压下去。
一直到秋季，孟山都的战略委员会都在制定把生物技术推介给公众的计划。一个工作草案的副本（日期为1986年10月13日）开列出他们面临的重大挑战：环保团体有组织的反对、政府官员的政治投机，媒体记者不了解生物技术。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事，如“扰动人类基因库”的伦理问题。还有向第三世界转移这个技术缺少经济激励,而只有在那里转基因技术才最有用武之地。
为了解决政治上的问题，该文件提出，把世界各地的官员和监管者都拉进来，“在美国最高的政治层面上把对生物技术的支持建构出来”，并努力争取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中让两党都支持转基因技术 。
对付反对者，文件提出，“积极的工作可推动公众和利益组织、消费者和环保组织采取支持生物技术的立场，可以请他们来孟山都当顾问。”
孟山都的前高管们表示，虽然他们对新食品的总体安全性是有信心的，但他们也认识到，生物工程引起了人们对可能的过敏原、未知毒素或环境影响的关注。此外还有一种哲学上的焦虑，那就是人类操控自然这个问题。
“如果想干成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对话，包括消费者团体和更理性的环保组织，”生物技术战略团体的负责人卡彭特先生说道，“这不是诺贝尔奖，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 ”
A Blunder Decision on Milk Causes a Furor
牛奶的错误引起轩然大波
就在孟山都整合其产品的推广战略的同时，有文件显示该公司前任高管日后承认的重大战略失误，即向农民推广生物技术的第一款产品：用转基因细菌生产的一种猪生长激素，能使生猪体形更大肉质更精瘦。公司战略委员会的一些人刚好正在推动这种激素上市销售。
由于猪生长激素的研发还没搞完，公司决定推出另一种用在乳牛身上能提高产奶量的激素，而无视本公司内部的强烈反对。高管们担心的是，在儿童食品上做手脚会激起全国性抗议。
“一上来先推出这种产品很不明智，”哈比森先生说，“那是一个错误。”
Scientists who watched the events remain stunned by Monsanto's decisions.
孟山都的决定震惊了密切关注的科学家。
“我觉得他们没有把事情想透。”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教授，维吉尼亚·沃伯特（Virginia Walbot）博士这样评价孟山都的决定，首推有益于农民而非普通消费大众的产品。“第一次用电是给夜间棒球赛照明，爱迪生借此展示电的神奇和伟大，让人们心生敬畏。要是他选择展示电椅会有什么结果？要是他发明的第二件产品是电牛棒呢？我们会接受用电吗？”
孟山都这个决定触发了轩然大波。经济走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是生物科技的反对者，他与担心价格下跌的数个家庭农场组织一道，参与了阻止孟山都激素的全国行动。一些连锁超市纷纷效仿；还有几个产奶大洲也开始明令禁止这一做法。孟山都用激素进军超市的第一行动，结果很坏。
一年后，1987年，环保署准许另外一家公司——先进基因科学公司（Advanced Genetic Sciences）的加强植物抗霜性状的生物工程细菌进入试验。不过，按照环保署的规定，它必须宣布所谓的抗霜细菌是一种新型杀虫剂，这么一来，就把霜冻定义成害虫了。
4月28日和5月28日，加州有两个城市在草莓和马铃薯植株上喷洒了这种新东西。科学家们身穿像宇航员那样的防护套服、佩戴防毒面具，照片疯传全球，一时间人心惶惶。
“做得太离谱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史蒂芬·林多（Steven Lindow）博士说，他参与了开发这个细菌。
对于孟山都的高管们来说，这些麻烦事使他们更加坚信要实行无所不包和大力疏导的战略。
最麻烦的是来自欧洲的挑战，欧洲人，尤其是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农民，对这新食物满腹疑虑。哈比森说，面对如此之大的反对势力，孟山都悄悄地从利润很大的欧洲市场向亚洲和非洲转移了；它抱着这样的希望：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现实经济力量，会最让使欧洲的立场变得温和。
不过，1990年之后，公司高管们又说，一切都会变。哈比森退休了。孟山都的生物科技战略由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接手，他曾是孟山都的阿斯巴甜子公司领导，1990年被任命为孟山都农业部总监。
据前任高管们所说，公司内部战略立即开始进行调整。夏皮罗对新职责虔诚的使命感得到充分展现。他多次说过，坚信孟山都将领军生物工程农业、改变世界，并且创造出天文数字的利润。
急于求成的夏皮罗，抛弃了此前的请顾问、搞评审的“慢慢来”战略，他动用孟山都在华府的影响力强推一种新策略。
卡彭特（Mr. Carpenter）是孟山都生物技术战略部门的总管，他回忆自己有次与夏皮罗一起开会时提醒过他，完全改变过去行之有效的战略太冒险了。但是，夏皮罗没有把他的担忧当回事。
“夏皮罗完全不顾及、不怕冒犯有关利益方，他一意孤行打政治牌，直接用政治手段跟政府私下做交易。”卡彭特说道。
夏皮罗如今是法玛西亚公司（去年为孟山都所兼并）的非执行董事长，他拒绝发表评论。但是，在今年年初（2001）发表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篇论文里，他承认孟山都确实犯了评论家们提到的一些重大错误。“我们明白了，科学上的信心与公司的自大，二者间的界限很容易混淆，”他写道，“我们把它看作一个科学问题也是很正常的。但我们没有倾听人民的声音，他们坚持认为在这里还有伦理道德、宗教、文化、社会和经济问题。”
Turning Point
转折点
Objections by Scientists
科学家们的反对
1992年5月26日，副总统丹·奎尔宣布了布什政府对生物工程食品的新政策。
“我们今天宣布的改革，将会提高速度、简化程序，把生物技术开发出来的更好的农产品带给消费者、食品加工业和农民”。在老行政办公楼的印度条约厅，奎尔先生告诉到场的高管和记者，“我们将确保生物技术产品受到同其他产品一样的监督，不让没有必要的管制妨碍它。”
排队等待批准的新产品有好几十种，新政策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监管职权严格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正是它负责监管即将上市的食品，布什政府宣布的“监管放松”，和生物技术业界的全新立场严丝合缝——科学已经证明对安全的担忧毫无根据。
但是奎尔先生紧接着又说，“我们决不会在安全性上做出妥协，”。
话都说出去了，可是在旁边的食品药品管理局办公室里，并非人人都敢那么肯定。
路易斯·J·Pribyl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是17个负责制定转基因工程食品政策的政府科学家之一。他在研究中发现，新的基因导入植物细胞时会生成非预期毒素。但在新政策下，这都被认为与传统方法生产的食品无差别。政府把这种风险和别的可能的风险都放过去了。这意味着，生物技术公司销售它们开发的食品无需政府批准。
“这是业界的最爱：不存在非期望效应，食品药品管理局无须多虑。”Pribyl博士给自己机构负责相关政策的科学家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短信，“但是一次又一次，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明他们观点的数据。”
并非只有Pribyl一个微生物学家持这种观点。同事中的兽药中心主任杰拉尔德·格斯特博士曾写道，他与中心别的科学家得出这个结论，我们有“充分的科学理由”规定，在销售转基因食品之前，对每一种基因工程食品都进行测试，还要由政府进行审查。
三位毒理学专家曾写道，“转基因植物具有发生意外改变的可能性，进行一定范围传统毒理学研究是必要的。”
科学家们所表达的担忧，孟山都高管1980年代就预料过，他们也曾认为担忧是有理由的。可是孟山都公司、业界和华盛顿官员现在不仅无视这些问题，还把它们当作因为无知才产生的无足轻重的焦虑。白宫出手相助，食品药品管理局最终推出让公司自愿做测试的新规定。标识的要求也被拒绝了，理由是会误导消费者，暗示购买这种食品需谨慎。
“孟山都怠慢了客户，”托马斯•N•厄本，美国一家种子公司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退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道。“如果他们认识到客户是最终消费者，他们就应欣然同意标识转基因食品。他们应该说：‘我们支持这样做。’‘我们坚持转基因食品应当标识。’他们还应该说：‘我们是消费者的朋友。’这么做确实有风险，但相比之下是小得多的风险。”
连可能直接受益的人都对这项政策惊讶无比，“你们怎么可以反对标识？”卡尔金公司（Calgene）前任首席执行官罗杰•沙奎斯问。卡尔金公司的莎佛（Flavr Savr）番茄，是转基因食品，不易腐烂，是第一个获准作为食品销售的生物技术产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信任感还没有培养起来呢。”他补充道。
事实是，反对生物技术的激进分子小群体很需要F.D.A.的这种政策，来集结强大的国际力量支持他们。
作家和活跃人士杰里米•里夫金说：“这是一个转折点，”。早在1992年他已经干了10多年，试图制止生物技术实验。在丹•奎尔副总统公布F.D.A.的新政策之后，里夫金先生立即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停止生物技术研究。他们称之为“纯净食品运动”。
他很快便把一个消息传遍世界各地的小型激进组织：美国决定让生物技术产业自己把转基因食品放上货架，无须测试，也不用标识。里夫金说，他得到30多个国家几十个小型农业团体、消费者团体和动物保护机构的支持。在欧洲，这些小团体推动公众抵制转基因食品、铲除转基因植物，在电视摄像机前举行抗议。
里夫金说，如果F.D.A.规定转基因食品必须检测和标识，“那么动员公众抵制转基因食品还没有那么容易呢。”
1992年只有很少几个非营利机构愿意与里夫金先生一道游说F.D.A.加强监管，如今机构的数量扩大了54倍。这里有塞拉俱乐部、地球之友、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公民团体和美国人道主义协会。今年春天他们签署了一份联名请愿书，要求政府把转基因食品撤下，做完测试贴上标签再说出售的事。
请愿书是食品安全中心提交的，该机构现任执行主管、很早就反对生物技术的激进人士之一安德鲁•金柏利说道：“毫无疑问，许多人都接受不了让公司自定做不做测试、贴不贴标签的政策。”
F.D.A.的政策还帮助了金柏利先生的食品安全中心筹措资金。1998年底，反对生物技术的团体与数百家定期资助环保事业的基金会进行接洽，指出政府让公司自行其是。自那时起，出于同样的担忧，各基金会已经向这些团体提供了数百万美元资金，旧金山一位参与筹款工作的律师克里斯蒂娜•德塞如是说。
在海外市场做交易的方式也完全变了。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孟山都公司一直与决策者尤其是贸易谈判代表们密切往来。例如，夏皮罗先生的朋友米基•坎特就是美国贸易谈判的代表，他后来被孟山都公司任命为董事。
在贸易谈判中，对峙成了常态。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公然把欧洲消费者的担忧贬斥为科盲和保守。
“你不能用枪指着他们的头，”哈比森评论对欧洲的强硬贸易策略。“这样卖不了东西。”
这样做真的不行。欧洲爆发了抗议，转基因食物成了政治反对派的聚会目标。转基因食物的出口渐停。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对派，生物技术食品承诺的未来暗淡下去。
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看清，孟山都公放弃80年代的外柔内刚战略，是巨大的错误。夏皮罗也承认这一点。他1999年秋出席过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个会议。绿色和平是一个环保组织，也是生物技术最主要的批评者。
在会上，夏皮罗先生仍表示坚信生物技术，同时承认他的公司在推行中犯了错误，“高高在上甚至太傲慢了”。后悔不及。那次会后不久，农业生物科技的表现连累公司股价大跌；孟山都公司被新泽西州的一个医药公司收购。它不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了。
最近几个月中，生物技术业界一直在自己犯下的重大错误里挣扎。食品公司巨头菲多利公司和格柏公司都表示要避免某些转基因食物。粮食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和嘉吉公司建议农场主：把传统食物与转基因食物分隔开。星联（玉米）的惨败更表明，对农民提出这些要求其实是多么复杂、代价多么高昂，并且根本没有用处。
业界和政府想尽办法缓和公众的担忧，但批评者还是认为做的太差。上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宣布，变更规责，规定企业必须提交某些信息，此前它们只需自愿提交。连支持新规的人都说，这改变不了转基因食品行业的运作，因为所有的公司以前都自愿提交了被新规定指出的那些信息。
业界转而走向一条新路。投资几百万美元做广告，宣传转基因食物很安全、给世界人口带来了巨大利益。食品产业的某些人士认为，早在10年前就该这样干。
“连推出一款新的早餐麦片都要付出那么多代价，生物技术本应该可能让自己避免很多今天面临的麻烦，”吉恩·格拉博夫斯基说道，他是美国杂货生产商（一家贸易集团）的发言人。
在最近几周里，孟山都公司公布了一个与1992年前的模式非常相似的新方案。它要重启同外部咨询顾问的商讨，其中包括环保组织、消费者群体等。他们或者是忧虑重重，或者是利益相关。
对于制定过公司早期战略的前辈来说，这也算不上安慰。他们为之奋斗的梦想，至少被延误了很多年。
“你想象不到我在这件事上付出过多少心血，”孟山都公司生物技术战略的前任负责人卡彭特先生说道。“他们输掉了公众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