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翻译】美国掩耳盗铃，如今自食其果
来源: 原创译文，美国《真相大白》网站 发布时间：2015-05-22 阅读：2535 次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对于“农达和其他畅销农药致癌”的新闻可能并不感到惊讶。美国环保署早先批准注册的除草剂莠去津、农达（草甘膦）、2,4-D，以及其他数百种毒药都建立在欺诈或根本不存在的行业实验安全之上，它们真正的作用被环保署和农药行业隐瞒了50年之久。如今这些欺骗与谎言正让他们自食其果。
但是，这条新闻并不足以促使美国环保署禁止农达或其他毒药。布莱恩·芒什博士（Dr. Brian Moench，《美国犹他州保护健康环境医师联盟》的主席）说，“环保署在保护公众免受化学品危害方面做得很糟糕。事实上在2013年，即使媒体曝光了举世震惊的草甘膦研究，美国环保署居然提高草甘膦在各种食物中的限量标准，比如大豆提高了两倍，胡萝卜提高了25倍。”
美国环保署或许能规避行业自行拟定的农药法的监管，可是却躲不过濒危物种法的制约。在美国加州的西海岸，一种原生的青蛙正在渐渐消失，尽管这种青蛙和人类比起来，已经更远离农药的威胁了。这将促使法庭下令审查环保署与农药行业长期串通保密的毒性研究，或许将揭露一直以来被掩盖的真相。
加州红腿蛙（学名Ranadraytonii）因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而闻名。这是加州最大的本地青蛙和州的标志性两栖动物。它也是极少数会在水底唱歌求偶的淡水物种。
尽管如此特别，加州红腿蛙仍然陷入了困境。90%的加州红腿蛙已经灭绝，超过70%的栖居地被破坏。自1996年以来，加州红腿蛙就被列为高度濒危物种。然而在与加州接壤的俄勒冈州，它的近亲，同样擅长在水底跳跃的北方红腿蛙（学名Rana aurora）却在蓬勃地生长，北方红腿蛙的保护状态是“无危物种”。
两种青蛙命运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州更广阔的栖居地遭到破坏。然而，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报告来看，最主要原因是加州每年超过2亿磅农药（按有效成分的重量来计算）的使用。比较而言，俄勒冈州每年只喷洒1340万磅，尽管俄勒冈州的报告系统被公认远不如加州的准确。2亿磅的农药中大部分，再加上数量更多毒性无法确认的“非有效”成分，最终进入了河道，污染了加州红腿蛙的重要栖居地。
两栖动物是农药污染的预警者
两栖动物的数量在全球的急剧下降被认为与农药有关。两栖动物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水中，通过可渗透性皮肤呼吸，它们对水中的毒素格外敏感。青蛙卵通常浮在水面或靠近水面之处，这里恰恰是农药漂浮和聚积的地方；蝌蚪在水中生活，在它们变成成蛙之前的五到七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里，都极易受到农药污染的伤害。全球的多项研究都将农药接触与畸形蝌蚪、青蛙的性别变异、雌雄同体、不育、免疫系统损坏、胚胎死亡，以及其他症状联系在一起。
2006年，美国加州联邦法庭的法官杰弗里·S·怀特（Jeffrey S. White）在一场由非盈利机构“生物多样性中心”提起的诉讼中批准了一项协议，要求禁止66种有害农药在加州红腿蛙栖息地之中或附近使用，直至美国环保署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对它们的影响进行数据分析。被禁止的农药包括2,4-D、莠去津、草甘膦、马拉息昂以及其它常见产品。迄今为止，美国环保署尚未开始检验及咨询，并且仍然在不考虑农药对濒危野生动物生命破坏的情况下继续批准农药注册。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环保署批准了一项新型杀虫剂flupyradifurone，声称其对蜂类是“安全的”。然而，生物多样性中心认为，美国环保署自己的研究显示，该杀虫剂的化学成分对蜜蜂高度致毒。
美国环保署（EPA） 的造假与欺诈简史
自1970年从美国农业部接手农药的注册事务开始，美国环保署就在农药的安全性问题上例行撒谎——这或许在所难免。就像难以通过管制枪支来保护生命，要保证以杀生为目的的农药的“安全”也是个难题。但与枪支不同，农药造成的破坏可能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十年才能显现，以致能为谎言和欺瞒提供无限机会。
在EPA成立之初头十年，非常明显，支持农药注册的“安全性”测试几乎全部都是捏造的，它们使用了欺骗性或根本不存在的数据。在工业生物测验实验室（IBT）大量造假的实验曝光后，人们发现在多达483种农药注册所提供的长期研究（检查其对癌症、出生缺陷、基因诱变、生殖能力的破坏等）中，有99%是无效的。
25年来，在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官员称为“迄今为止美国甚至世界最大科学欺骗案”中，所有主要的化学和药品公司都收买了IBT让其捏造它们注册所需的测试数据。尽管这宗新闻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当时IBT造假事件沉重打击了全世界的化学和制药业以及监管机构。1983年，一项持续六个月的刑事审判致使三名IBT官员定罪。从这项审判我们可以发现，安全性测试造假是一桩庞大且有利可图的生意：
1.新的动物例行被替换——经常是大批量地——死亡的实验动物，而实验报告中不记录这些死亡或者替换；
２.对一种产品的测试数据和实验报告全套复制到对其他产品的实验报告中；
３.用“魔法笔”研究用虚假数据替代根本未做过的测试，或者替代显示测试产品负面效应或致命结果；
４.拒绝在虚假报告上签名的实验室技术人员的签字，由试验项目的管理者伪造；
５.在报告的某一部分列明已经死亡和被解剖的老鼠，在同一报告的另一部分中“复活”且繁殖后代（“IBT曾做一些奇特而不寻常的事情”，第一个揭露IBT丑闻的安德里安·格罗斯 (Adrian Gross)博士评论道，“但是起死回生对他们而言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6.用未接触农药控制组动物，替换实验组中死亡的实验动物；
７.当某个测试中全部老鼠死亡后，以狗替换老鼠，可实验报告依然写为老鼠；
８.大量隐瞒和歪曲出现在测试动物身上的癌症、睾丸萎缩、死亡以及其它症状；
９.有个实验室供水系统失灵，变成了被IBT科学家们所称作的“沼泽”，整个房间、笼子、啮齿类动物以及物品都浸湿了，不间断的喷水成群地溺死实验动物。技术人员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员：“死老鼠在‘沼泽’里分解得非常迅速，它们的尸体从铁丝笼子底部渗出，像紫色的泥浆一样流入粪盘中。
10.由于假期实验人员没有喂食，实验动物经常性地死亡，啮齿类动物死于不佳的卫生条件，老鼠死于误投喂的老鼠药；啮齿类动物逃跑，老鼠从一个笼子移到另一个，交叉感染，相互狂咬吃对方；科学家和实验室技术人员频繁地对逃跑的啮齿类动物进行“搜捕与毁灭”，疯狂喷洒三氯甲烷麻醉剂以减慢动物逃亡速度，往往也杀死了实验动物；
11. 1976年IBT在格罗斯完成对其第一次视察后，在他与审计员一起重返之前，用碎纸机粉碎了大量原始数据、实验和客户名单，包括所有关于2,4-D、其它六种除草剂（未曾辨明）、人造增甜剂、甜蜜素和塑料成分的研究资料。
几乎所有由IBT测试的产品，包括2,4-D、草甘膦、莠去津除草剂和66种在加利福利亚红腿蛙栖息地禁用的产品中的绝大多数，至今仍在出售。
IBT不过是冰山一角。随后对其他82所测试实验室的审核发现，47所实验室（多于半数）有严重的“数据不足”问题，包括大约22所实验室销毁全部实验报告和原始数据，使得审核无法进行，调查结果难以论证。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的《领先邮报》记者斯特科勒伯格（Peter von Stackelberg）第一个揭露出非IBT实验室里被环保署定为仅是“数据不足”的事实真相：
“这些实验室里重演了IBT实验室的丑剧。被标记为“死亡”的老鼠同时被标记为已经配偶。相同的老鼠被两次列为死亡。存活的实验动物居然有解剖记录，另外，EPA实验“漏报”了肿瘤和其他不良反应。
自从斯特科勒伯格的文章1980年发表以后，环保署竟然拒绝公开有哪些农药在非IBT实验室进行了测试，至今也无人知晓或提起。并且，也没有任何农药注册因为欺骗、造假、或者测试“证据不足”而被吊销。相反，环保署与被业界操控的国会一起修改农药法，允许此类基于虚假数据的注册更改为无限期的“有条件性注册”，直到农药制造者提交替代数据来更正“数据不足”的实验。而这一过程，将会是很多年。（例如，在IBT造假被发现8年多以后，尽管制造商接连地无法提供替代IBT造假测试的数据，环保署仍继续允许莠去津继续销售。正如以下例子揭示，环保局相继改变政策以阻止对支持莠去津注册的依据进行任何公众审查。）
对农药法的另一项修改是，对于在“非密集人群”区域内使用的农药，可以得到“微量使用豁免”，而免去任何测试要求。然而，所谓的“非密集人群”区域包括农场，休闲区，国家森林和乡村社区。
“有条件的注册的概念是，在你定出限制性条件时，不用审核所有的数据库”，环保署管理分析与实验室审核主任弗雷德·T·阿诺德（Fred T. Arnold）在一个1978年讨论IBT 数据的会议上，这样告诉业界代表。“这个概念要确保实验稳步进行及填补数据缺口，却不妨碍农药杀虫的能力也不影响和农药的市场销售”。由此，阿诺德让农药生产商不必担心的。
环保署坚守了这个承诺，没有干涉农药的营销。农药的注册登记一层又一层没有经过监管审查，使环保署的农药注册部门成了一个橡胶图章，通过一系列政策性规定，排除对安全性测试数据的公正审核：
1.环保局拒绝对制造虚假或者“证据不足”的数据的47个实验室起诉；这些实验室有些至今仍在运行。
2. 环保局将其职责--对这些总结判断的复审--外包给“独立”顾问，这些顾问通常都获得农药公司的资金支持。
３.自此以后，环保局就能批准农药注册而不用复查任何原始数据。
4.环保局直接违反农药法，允许公司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把数据开放给公众，这违反了《信息自由法》，排除任何外边或无偏见的审查；
５.环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关闭其所有实验资料室，如此一来，无数有可能揭露数据的欺骗、疏忽或与业界合谋的毒性研究及其数据被隐藏起来；
６.最为阴险的是，环保署对本机构内那些质疑其橡皮图章过程的科学家发难。安德里安·格罗斯博士曾揭露过IBT弄虚作假和无数其它欺诈行为，更指出其与环保署官员合谋。他立刻被贬到一个偏远的办公室，失去查阅农药数据的途径。
前环保署科学家伊瓦捷罗斯·瓦利安纳图斯（EvagelosVallianatos）指出, 环保署在IBT事件之后的政策是“不要问，不要说”。此类政策的后果是“大多数化学品进入市场前并未做过测试。”，他进一步强调，“环保署对非有效成分进行歪曲定义，以便于掩盖农药的毒性，允许它们添加一些比‘经检测’的‘有效’成分还剧毒百倍的化学品。”
如此一来，环保署与产业的合谋与谎言促成了农药行业日益壮大，大到难以管束与控制。由此，每年有数十亿磅计的农药喷洒到美国的土壤、水、空气和食物。这些农药连单独使用的危害都缺乏有效的监管，就更不用说农药混用或者合成所带来的毒害了。
如果环保署认真履行联邦法庭的命令去检查和分析农药实验的实际数据，我们拯救马克吐温的跳蛙就有希望了。
【注】：
1. Van Strum, Carol, A Bitter Fog: herbicides and human rights, 1983, 2014, Chapter 12; appendices 2014 edition.
1、Van Strum, Carol，苦难的青蛙：除草剂与人权，1983，2014，第12章；附录2014版。
2. Gary J. Burin, EPA Toxicology Branch, memos of 12/22/82 and 01/21/83 to Anne Barton, Deputy Director, and John W. Melone, Director, EPA Hazard Evaluation Division, re: Validation of Additional IBT Studies: Atrazine Mouse Oncogenicity and Rat Chronic Oral Toxicity
2、Gary J. Burin，环保署毒理学部，1982年12月22与1983年1月21日备忘录，致Anne Barton，副主任，与John W. Melone，主任，环保署风险评价部，关于：爱外IBT研究的验证：莠去津致小鼠肿瘤与大鼠慢性口服毒性。
3. US EPA "Industrial Bio-Test Laboratories, Inc. Audit Meeting," 1978. Transcript of EPA-Industry-Health Protection Branch Canada meeting at Howard Johnson Motor Inn, Arlington, Virginia, October 3, 1978.
3、美国环保署“IBT实验室审计会议”，1978.1978年10月3日在维吉尼亚州Howard Johnson汽车旅馆举行的环保署供应健康保护部部加拿大会议记录。
4. Vallianatos, Evaggelos, Poison Spri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Pollution and the EPA, 2014, pp. 198-199.
4、Vallianatos, Evaggelos，毒化的春天：污染与环保署秘史，2014，第198-199页。
5. M. Adrian Gross, EPA Senior Science Advisor, May 7, 1982 memo to John Melone, Acting Director Hazard Evaluation Division, re: Summary of Chronic and Oncogenic Effects of Permethrin, charging Melone with rejecting information that "might conflict or collid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regulated industry and of the users of this particular pesticide." M. Adrian Gross, August 1, 1983 memo to Douglas D. Campt, Director, Registration Division, Re: Safety of Permethrin; see also Adrian Gross, March 20, 1985 memo to Kevin Kearney, EPA Office of Pesticide Programs, re: Oxamyl citing EPA consultant report on EPA "cut and paste" review of registrant's summary on malathion.
5、安德里安•格罗斯，环保署高级科学顾问，1982年5月7日备忘录，致John Melone，执行主任，风险评价部，关于：氯菊酯的慢性与肿瘤影响，指责Melone拒绝了“可以与对产业的监管与这种杀虫剂的用户利益发生冲突或碰撞"的信息。安德里安•格罗斯1983年8月1日备忘录，致Douglas D. Campt，主任，注册部，关于：氯菊酯的安全性；参看安德里安•格罗斯1985年3月20日备忘录，致Kevin Kearney，环保署农药项目办公室，关于：氨基乙二酰，引用环保署顾问对环保署的注册者马拉松报告概述审查报告进行了“剪切与粘贴”。
【翻译】阿废、吉秋爽、羊晓涛
【校对】黄瑜、陈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