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成灾：草场承包的困境与出路
来源: 第一届中国政治经济学 发布时间：2015-08-03 阅读：2258 次
食物主权按：今年入夏以来，内蒙古一些地区持续高温少雨，利于蝗虫繁殖，目前全自治区共有2000多万亩草场发生不同程度的蝗虫灾害。监测显示，截至7月15日，内蒙古共有1228万亩草场的蝗虫灾害较重平均每平方米的蝗虫密度达到22头，最高的区域达到每平方米40头。内蒙古是我国最大的牧区，天然草原面积达13.2亿亩。草原既是内蒙古牧民生存发展之本，也是内蒙古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构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的主体。
1984年，由于在农区的成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搬到了草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道特淖尔镇巴音图嘎嘎查和自治区其他地方一样，也对草场进行了承包。草场承包后，刺激了牧民积极性的提高，畜产品的产量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但是，在草场承包20多年后的今天，草原上出现了牧民贫富分化、草场严重退化、牲畜品质下降等一系列新问题。
为了解决现有问题，引导牧民走上和谐发展道路，巴音图嘎嘎查在旗委旗政府和镇委镇政府的支持下，于2007年初开始推行草场整合。笔者于2007年5月6日至10日、7月13至21日两次到全国惟一的国家级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试点巴音图嘎嘎查，就草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草场承包的困境
巴音图嘎嘎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北部，东乌珠穆沁旗中部。全嘎查有176户牧户，人口761人，草场总面积104万亩，可利用草场90万亩，2006年大小牲畜总头数达到50589头（只），人均收入4842元。1984年推行草场承包，牧民开始定居下来，游牧民族开始向定居民族转变，他们千百年来的游牧生产与生活方式也逐步发生了改变。辽阔的草原被铁丝网分割为各户的草场，骏马再也不能纵情驰奔；可以随时拆迁的洁白毡房被固定的红色砖瓦房取代；马背民族逐步疏远了骏马开上了摩托；缓缓而行的牛拉勒勒车变为急速飞驰的汽车，一条条公路延伸到草原深处。
家庭承包时，巴音图嘎人均分得草场约1380亩，按每30亩放养1只羊的承载标准，每人只能放养大约35只羊单位。人民公社时代，草场归集体所有，牲畜也归集体所有，牧民按工分分配所得，依然维持着游牧的生产方式，牧民根据牲畜增膘需要，在夏季和冬季草场之间进行游牧，春季增水膘，夏季增草膘，秋季增油膘。游牧是蒙古族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从科学意义上讲，这种生产方式有利于草场保护，有利于牲畜品质的提高，是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草场承包后，游牧方式难以为继。在牧民和草场的关系中，牧民控制草场的主要手段是放牧，不同放牧方式对草场产生的影响大相径庭。游牧方式下，牲畜吃完一片牧草后，转迁到另一片草场，有利于草场休养恢复；承包后，由于每户草场不过数千亩，且承包后牧民生产积极性提高，放养牲畜越来越多，草场过度采食的结果是植被难以恢复，造成退化、沙化。游牧民族对人类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培育了“五畜”：牛、山羊、绵羊、马、骆驼，它们全是有蹄类动物。游牧生产方式中，牲畜践踏对草场的破坏是有限的，而承包后，同一片草场上不仅牧草的嫩叶被吃光，有蹄牲畜的反复践踏甚至将牧草的根踢开。据巴音图嘎嘎查有经验的牧民伊·阿拉哈说，牲畜践踏对草场的破坏程度大约是采食的2倍。除此以外，定居后，人对草场的破坏也非常严重，牧民定居点周围，几乎成为不毛之地。草原生态的破坏还通过牲畜不能长距游走，不能将花粉传播开来而造成牧草种类下降。牲畜是草原生态的重要一环，花粉传授一靠风，二靠动物，而牲畜是草原动物的主体部分。在铁丝网限定的狭小范围内放牧，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作用，有许多课题还没有深入研究，还有许多课题甚至没有提出来。
草场承包带来的草场退化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是牧草产量下降，过度采食使牧草难以恢复，人畜践踏更减少了牧草的产量。二是牧草品种减少，草原上不同品种牧草的再生能力不同，数量比例也不同，过度采食和践踏对那些再生能力差的牧草会造成毁灭性破坏，使草原上不同的牧草比例和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牧草结构单一化趋势。不同品种牧草的耐旱能力也不一样。锡林郭勒草原属于典型草原，年降水量200毫米，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旱情越来越严重。2007年直到7月份才降雨，比正常年份晚了2到3个月。由于干旱，耐寒能力差的牧草难以生长，进一步加剧了牧草结构单一化趋势。三是草场沙化和荒漠化。当前，草场的干旱和沙化很严重，到过锡林郭勒草原的人都看到，本该是青翠的夏季草原上，草色难以遮住土色。有些草场沙化严重，风起沙扬，成为沙尘暴的策源地。四是盐碱化。由于降雨量减少和气温上升，草原上许多河流、淖尔干涸，盐碱化严重。
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命根子，草场承包后，草原退化导致牲畜的变化，并以此为中介对牧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草场载畜量下降的同时，牲畜的品质也在下降。以东乌旗驰名品牌乌珠穆沁肥尾羊为例，1960年代，最大的白条乌羊能达到100斤以上，仅尾重就能达到30斤，因其肥美而在中东阿拉伯地区享有盛誉。由于身肥尾重，有些羊走一段路必须蹲下来歇息。进入新世纪，白条乌羊能达到60斤已属罕见。由于牧草品种单一，牛羊生长所需营养不全，羊绒、羊毛和肉质也都有退化趋势。不同地区的牧草含有的营养、微量元素等是不同的，牛羊在采食牧草时，还会在不同地区舔食所需要的沙石土壤以补充各种微量元素；草场承包后，固定地区放牧适应不了牲畜对多种营养和微量元素的需要，长此以往，其品质下降是必然的。由于承包后，草场压力大，生产方式开始变化，舍饲出现了，舍饲由于牲畜粪便清除不及时，腥膻味大大影响到牲畜肉质的鲜美。由于饲草不足，粮食饲喂的比例提高，不仅加大了喂养成本，而且对牲畜品质的影响很大。
草场承包后，牧区经济组织由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转变为家庭。家庭生产是规模有限的小生产，同农区的小农经济一样，小牧经济既抵御不了自然灾害，也低于不了市场风险。巴音图嘎嘎查承包时人均1380亩草场，一户不过数千亩，这在农区可谓天文数字，但在牧区却仅能维持生存。承包后，各家草场的使用权受法律保护，由于草场面积小，受灾时牲畜无处放牧，只能购买草料并大量出栏，造成经营成本上升且基础母畜数量大减，灾后恢复规模需要多年。承包前，游牧方式保证了草场的合理利用和及时恢复，牧草高能没膝，遇到白灾，露出雪面的部分仍能为牲畜采食，承包后草场退化，草高仅没马蹄，白灾造成牲畜断草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草原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草原——牲畜——人的关系中，不仅存在人同草场的关系，人同牲畜的关系，而且存在草场同牲畜的关系，前两个关系是人可以控制的，而草畜关系是人不能直接控制的，因而受自然影响远远大于农业生产，自然灾害也多。除了草场的灾害，牲畜本身也会出现各种疫情造成牲畜死亡或被处理，而畜群规模的恢复是需要大量成本和很长时间的，家庭小生产显然难以承受这些成本和难以忍受这么长的时间。因自然灾害致贫的牧户比草场承包前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虽然畜产品商品率很高，牧民不得不进入市场，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组织很难适应市场风险。游牧民族不同于商业民族，后者长期生活于市场关系中，经济活动能力和观念能够适应市场开发、市场竞争、市场风险、市场变化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类，主要活动是与自然打交道，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但这只是从游牧民族一般性质得出的结论，具体到草场承包后，牧民因种种原因而出现了贫富分化。
1、市场变化
畜产品市场需求的重点集中在牛羊肉上，而个体牛羊重量如上所述因草场退化而下降，因此，牧民收入的增加只能依赖牛羊数量的增长，这就与草场载畜量的限制形成矛盾。只有那些草场面积大的牧户才可能扩大畜群规模，逐步富裕起来，而草场面积小的牧户仅够维持温饱。
２、户均占有草场面积的变化
巴音图嘎嘎查可利用草场面积90万亩，现有人口761人。1984年实行草场承包时，是按照当时各户人口数平均分配草场的。承包后“增人不增草场，减人不减草场”。在承包23年后，各户人口数有很大变化，承包时家庭有男孩且数量较多者，结婚后家庭人口数量增长很快，人均占有草场越来越小；家庭有女孩且数量较多者，出嫁后家庭人口减少，人均占有草场面积扩大，即使是同样的经营管理水平，拥有草场面积不同成为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
３、经营成本上升
草场承包后，一切经营成本由牧户承担。为了围圈自家草场，牧民必须购买和安装铁丝网，数千亩草场，铁丝网一般耗资4~5万元，每年还有维修支出数千元。固定草场放牧带来定居生活，砖房代替毡房，草原上修建一栋砖瓦房至少投资7~8万元，有的高达20万元。草场固定，人畜饮水要打井，百米以上的深井投资需要10万元以上。草场承包后每户需要修建自己的牲口棚圈，一般投资2~3万元，甚至更多。分散定居，供电依靠风光互补，设备投资在0.5万元左右。为放牧牲畜购置摩托车也在数千元以上。此外，打草机、降氟设备、汽车、拖拉机以及玉米、饲草等饲料储备各户虽不相同，但一般也在数万元以上。加上基础畜群，牧民每户资产一般约100万元，其中大多数属于生产性财产。随着价格上升，这些投资越来越大，经营规模狭小使这些投资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不能及时回收，造成一些牧民因投资过大限于贫困。草场承包后，由于每户草场和牲畜达不到经济规模，造成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浪费是惊人的。
４、经营管理能力差
草场承包后，家庭成为生产经营单位，户与户之间在经营管理能力方面差距扩大。多数牧民经营管理能力差，文化水平低，没有市场意识，不懂得经济核算。有的牧民在销售羊毛时，外地客商出价每斤2元，牧民不愿意卖，但是客商改为每公斤3元时，他就很高兴地全数售出。有的牧民在和客商谈好了出售活羊的单位价格，等羊装上车，又按整车论价，结果总是吃亏。牧业生产投资成本大，拉铁丝网、打井、建棚圈等，每项投资均在数万元以上，有的牧民不顾这种一次性巨额投入一旦生产不能正常运转数年收不回成本的风险，造成巨额负债。在配种、繁殖、接羔、阉割、组群、放牧、育肥、畜群清点、防疫、气象服务、步伐追踪、草场保护、品种改良、挤奶、剪毛、宰杀等等生产环节都需要技术和实际操作经验，由于文化水平低，很多牧民不愿投入精力去掌握，结果牲畜死亡率很高。巴音图嘎嘎查的阿拉坦·格日勒一家2004年草场调整后有草场5500亩，由于经营不善，牲畜很快死光，不得不将承包的草场租给邻居希·朝鲁一家放牧。
５、生活浪费
牧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季节性很强，秋天牲畜出栏后，一年的收入全部到手，由于攀比心理严重（这是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为前提的），牧民大量购进各种奢侈品，一户更比一户昂贵。在竞比高档服装、摩托、汽车和家用器具中，往往生产性积累资金也被花掉。牧民生产生活成本由于特殊的地域和文化传统，本来就比农民高得多，但一些牧民不懂得节约，年收入在3~5万元的家庭很容易陷入贫困。有的牧民，不顾收入高低，也要购买昂贵的摩托和高档轿车；有的牧民，不顾油价上涨，也不顾耗油多少，本可骑马放牧，非要骑摩托，不算经济账。牧民中饮酒无度的现象相当普遍，个别酗酒者，甚至在一周中连续饮酒长醉不醒。
６、因病、因灾、因贷款而致贫
草场承包后，家庭成为生产和生活单位，抗御不了各种自然和经济风险。牧业生产建立在相当脆弱的生态基础上，草场的干旱、低温、雪灾、虫灾，牲畜的各种疫病都会减少牧民收入，牧民自身患病和支付贷款本息，都会增加牧民支出。由于生活环境恶劣，牧民患病率较高，得一场大病，往往多年难以脱贫。
可以说，当前出现的草场退化、牲畜品质下降和牧民贫富分化，无不与草场承包后家庭狭小的经营规模联系在一起。近年来，牧民之间已经出现了自发的转包、租赁等草场使用权流转现象。东乌旗旗委和旗政府认真总结畜牧业发展经验，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基本经营体制不变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草场整合，提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整合草场，整合畜种、整合设施、整合劳动力”的“四个整合”新思路，并通过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于2007年开始在10个嘎查进行草场整合的试点工作。
二、草场整合的基本情况
巴音图嘎嘎查作为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新牧区试点嘎查，在草场整合中普遍采取的是家庭牧场形式。至2007年7月底，巴音图嘎嘎查176家牧户中，有83家参与了草场整合，形成22个家庭牧场。参与草场整合的牧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整合户，另一类是被整合户。整合户通过契约关系将被整合户承包的草场租赁过来，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形成家庭牧场，整合户实际成为家庭牧场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被整合户通过契约将所承包的草场租赁给整合户。
由于被整合户实际丧失了草场在租赁期的使用权而成为无产者，将这些无产者从草原上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或从事个体经营，或接受私人工矿企业雇佣，成为草场整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受游牧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限制，也受文化素质的限制，不少被整合户牧民满足于整合户每年支付的租金过日子，不愿进入工矿企业就业，也无力到城市从事个体经营，除了继续留在草原上当羊倌，就是成为草原上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有时为了获得较高租金，和外来非牧户合谋抵制政府清理草原非牧户的政策实施。因此，将这些“剩余”劳动力从草原上转移出来，并且“移得出、稳得住、富起来”成为政府政策关注的一个焦点。
保护草场是实施草场整合的初衷之一。草场整合后，被整合户迁出草原显然减轻了草原人口压力。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在农耕民族面前之所以成为少数民族，根本原因在于同样面积的土地，游牧民族的草场和狩猎民族的山林能够承载的人口远远少于农耕民族的土地。草原人口承载数量的减少，牧场的扩大，能否使草原生态得到改善，目前没有明确的结论，毕竟草场整合才刚刚开始。
草原上已经出现的雇佣关系，表明家庭牧场正在起着一种贫富分化加速器的作用。对雇工基本权利的保护不能单纯依赖政府，更不能仅仅诉诸一纸法律条文，要鼓励和引导被雇佣者成立工会，以联合起来的民主力量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也是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中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东乌珠穆沁旗“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2006年2月
[2] 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东乌旗引导扶持牧区人口向城镇转移实施意见（试行）》，2007年
[3] 乌力吉：《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在中共东乌旗委十届七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2006年3月13日
[4] 乌力吉：《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中共东乌旗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2007年3月18日
[5]《东乌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007年7月
[6] 东乌珠穆沁旗统计局编：《东乌珠穆沁统计年鉴》，2006年
[7] 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东乌珠穆沁旗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规划》，2006年7月
[8]《乌珠穆沁报》，2007年各期
[9] 刘永佶： 《农民权利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
[10]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
[11]乌日陶克套胡：《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