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不反转？转基因问题的社会主义大视野漫谈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16-03-12 阅读：2967 次
食物主权按：本文是食物主权志愿者在微信群里的一次讨论，话题从“左翼青年为什么不关心转基因问题”谈起，讨论涉及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反转”和“反资”的关系，主要针对一些左翼青年看不到转基因背后的资本操控，陷入“科学教”；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新认识，是否只有城市工人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如何看待当下反转（运动）与工人运动，以及与生态环境、妇女解放等等方面的关系；
三是对今天各地兴起的小范围生态农业实践、集体经济实践的认识，商品经济和金融化的加速发展，使得三农问题的表征和出路越来越和土地问题相脱离，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生态农业的小实践必须放在改变现行政治经济大环境的框架下才有出路。
一、德先生与赛先生：“反转”与“反资”到底是什么关系？
问：从我自身来讲，此前几乎没有接触到转基因这一领域，对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很缺乏，只是比较感性的从“自然”、伦理的朴素情怀和经验出发，下意识的抵抗这种“反自然”的技术。而在一些左翼青年看来，对于转基因一贯强调的是反资，认为反转的意义在于两方面：一是对转基因背后的资本操控和权力绑架的认识，二是对人民民主和科学的意识。这在其他左翼青年中也是有普遍共识的，分歧之处就在于这些左翼青年对于转基因本身（也就是从基因科学角度认识转基因）没有特别的抗拒。很多人本身就是生物学领域搞转基因的学者或学生，他们认为对转基因不用大惊小怪，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吃了很久了，所以没关系的。而左翼文青面对这些专业人士轻描淡写的自信，更加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在科学上低人一等，竟无以回应。
答：只反资本，但不反转基因技术，其实是一种还不够彻底的反资本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转基因技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地上之后，不慎被资本捡到并操控起来，因此全部问题就归结于，如何把转基因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从资本转到人民手中。但是，这种观点忘了，转基因技术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资本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操控力量，不只是表现在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也表现在该项技术的孕育、诞生和更新换代上。
人类需要自然科学和技术不假，但并不是任何一项科学技术都必然对人类有利。科学技术应以探索和顺应自然规律为宗旨，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而技术则是通过具体的发明创造来对自然规律和自然力加以顺应和利用。杂交技术是对自然规律的顺应，是顺势而为。而转基因技术（还有正在强势兴起的“基因编辑”技术）则突破了顺应自然规律的界限，是用外力去改变自然界本身的运作原理。更加可悲的是，转基因技术所代表的外力是不可控的，在自然界可能会导致的后果（也即新的自然规律）是转基因技术没有也不可能加以系统研究和认识的。
技术都是有相应的科学根基的，肆意践踏自然规律的转基因技术背后的科学根基，是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把内部相互有机联系着的、运动着的宏观和微观自然界整体，乃至生命活体，视为可以任意割裂开来的单个要素、基因、蛋白等基本单位所组成的僵死的、静态的集合。这种科学认识论，由于孕育了转基因技术等可以为资本增值增加便利的技术，也由于因应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世界和社会的异化、割裂的看法，比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货币拜物教，从而得到了资本的大力扶持，以至于产生了自己的拜物教—科学崇拜或者“科学教”。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反对这种“科学教”，并不是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对科学的腐蚀和异化，反对把这种畸形的科学认识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资本力量。
一些人认为大家都吃了那么久转基因了所以不会有问题，或者认为转基因如果能够增产的话那还是可以使用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反映出了大家在认识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首先，吃那么久了就不会有问题，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是狭隘经验主义的。多久算久？有些潜在的危害你现在就能感受到？还有，不做全面彻底的体检，仅凭自我身体感觉就确信没有问题？更进一步，转基因的安全性真的可以通过经验主义的检测得到验证吗，要不要也从理论推演的角度分析一下呢？转基因的潜在危害只是在吃或者人体健康上得到表现吗？生态和环境风险难道不应该被包括进来？
认为吃了转基因没有多大问题的看法，其实是资本的宣传机器灌输给他们的，而且他们只是从自己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有限信息出发来判断转基因的危害和风险，没有发扬民主精神，没有在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基础上做出综合判断。这些，都说明他们恰恰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民主的环境中去抽象地思考转基因技术问题，结果只能是被现有体制塑造的思维无形中俘虏了而不自知。
问：还有一点，在谈到转基因的时候，这些左翼青年批评到现在的反转跑偏了，也就是从反资反权力和促进人民民主科学精神的觉醒跑到单纯反一项技术了。是不是“单纯反一项技术”的说法或许有些不恰当，因为反转本身牵扯的东西很多，即便是反资反权力和促进人民民主科学也是一并通过反转而得以实践的，但问题依然在于要不要对转基因这一项技术本身进行反对是我不能认识清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转基因技术可以为粮食增产等领域做出贡献，那么在经过人民决策之后不也是可以使用的吗？所有左翼青年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基因科学的角度如何对待转基因技术，这是一个亟待解答的课题。笼统而言，如果转基因技术能通过去资本、人民民主决策和由人民掌握的基因科学这三关，应该才可以谈得上应用吧，毕竟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一个如何对待转基因、要不要走生态型道路的问题。
答：你最后总结的三个要素，去资本化，人民民主，和人民掌握的基因科学，非常全面和准确，我在此具体补充一下“人民掌握的基因科学”到底是指什么。人民无法直接掌握基因科学，因为科学毕竟是科学家这样的专业人才在做，人民起到的作用，一个是监督，而这个，又以去资本化和人民民主为前提。再一个是以群众路线为媒介，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的科学认识论来影响科学家的基因研究。也就是说，基因科学研究也有个立场问题，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服务。这样，就必须要求科学家和群众打成一片，要参加生产实践，了解人民的需要，其研究课题要从实践中来。科学家有机融入群众的生产实践，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就会有助于改造他们原有的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科学认识论，使他们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不至于被脱离生产实践、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实证主义（假设验证主义）的方法论所俘虏。
反转并不只是单纯反对一项技术，更不是反对任何技术和科学，而是反对转基因这一项由错误的科学认识论所引发的技术应用。这种错误的科学认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不民主的制度（经济上不民主，指的就是资本控制）下产生出来的。所以，反转归根结底还是反对资本，反对不民主。但是，转基因技术的制度根源找到了，并不代表这种制度根源所导致转基因技术本身就不用去反对了。恰恰相反，只有连同转基因技术一起去反对，才是既治本也治标，才是最彻底的反对资本和拥护民主，才是真正的支持人民科学。
转基因真的能够增产吗？你说它增产，基因科学的逻辑证据和经验绩效的证据何在？如果转基因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退化，那么仅仅从这些长期趋势看，转基因能被视为有可持续的增产潜力吗？更进一步，我们真的需要转基因来为我们的粮食增产服务吗？在我国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并作为基本国策加以推行之时，却去鼓吹转基因这项明摆着和生态农业对着干的技术，到底是不明白生态农业的优势所在，还是没有搞清楚和转基因一脉相承的工业化农业在减产方面带来的恶果？
那么在去资本化和人民民主实现之后，人民决策又该如何对待转基因技术呢？这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原因有二。其一，要实现去资本化和人民民主的目标，还是十分艰巨的，现在就谈实现之后的问题，多多少少有些空洞。其二，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具体的、依托资本和非民主体制而产生和存活的技术，没了这个体制，就如同釜底抽薪，这样的技术就会慢慢地趋于消亡（丧失了其社会推动力量）。当然，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一项知识成果，而思维相对于社会存在是有相对独立性的。要想遏制转基因技术及其赖以生存的形而上学科学认识论，就必须充分发挥前面提到过的群众路线的作用，好好改造科学家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科学家的思想和人民群众的思维是相互影响的，不改造科学家的思想，相当多的人民群众恐怕也摆脱不了对转基因技术的迷信，从而无法顺利做出放弃转基因技术的决策。而科学家的思想也最好通过群众路线的过程来逐渐改造，而不是通过人民投票的简单决策机制来强力改变。
所以这些所谓反资不反转的左翼青年，犯了一个认识上的基本错误，即把转基因技术这项具体的技术类型和其背后的资本及反民主推动力割裂开来，从而导致两种具体的错误言论，一是说反转只是单纯反对一项技术（没有看到是连背后的资本和反民主力量一起反了）；二是说转基因技术在社会后果上没有问题（没有看到资本和反民主的力量打造的技术是必然导致坏的社会后果的，而且这两种力量还同时打造了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思维方式）。
整个反转的诉求，似乎可以归结为100年前就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问题。德先生即民主，包括政治民主（人民民主）和经 济民主（去资本化）。赛先生即科学，指的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以实践导向的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指针的基因科学研究。德先生是赛先生的制度根源和保障，赛先生是德先生的逻辑结果和表现形式。两者不可割裂。
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与“非主流”：只有城市工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吗？
问：如此看来，不论所谓的左翼青年是如何强调自己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其中很多人看待和分析问题还是太过于简单和机械。比如“人民科学”并非是我之前想当然的“人民直接掌握科学”（人人都可以成为科学家的简单想象），而更涉及科学研究认识论的问题、立场的问题，破除对科学进行垄断的问题；而一些左翼青年对于反对转基因技术和反对资本、反对不民主之间的逻辑认识非常机械和混乱，从而仅仅侧重社会实践的某一个方面，在转基因问题上出现了种种分歧。在相当多的左翼青年中，“工人派”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实现了，那么妇女解放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自然就解决了，所以当下主要任务是怎么实现社会主义的这一根本问题；而实现社会主义在当前主要就是组织教育城市工人（包括农民工）……，其他问题都是细枝末节而并非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非主流’”，因此这部分人要么回避转基因问题，要么认为转基因技术无关紧要甚至没有问题，要么就抽象地认为转基因技术也能为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当下资本和非民主体制的条框和思维方式中。
如果这样理解，是否可以说，反对转基因技术是当前反对资本与非民主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如今在资本和反民主力量利用错误的科学认识论而打造的转基因技术已经猖獗到对我们生命健康、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威胁，却依然冒险挺进、更加肆意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又如何看待当下反转（运动）与工人运动、生态环境、妇女解放等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呢？
答：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和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不一样的概念。社会主义的实现，必然要求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贯彻经济和政治民主，这里面就包括妇女解放，科研体制的“双改”（科研资助体制的去资本化改造，以及科研指导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改造），生态环境的民主开发。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只是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扫除障碍，创造条件，而这些方方面面的革命和建设，还是额外的工作。毛泽东时期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一直在斗争和拉锯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 毛泽东时期最好被看做是从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初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成熟的时期。 毛泽东在1949年时强调“万里长征只是走了第一步”，让很多觉得“万里长征已经结束的人”感到很不解。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谦虚，而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之漫长和艰巨有很清醒的认识。所以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感慨，中国要是有更多的人真正懂马克思主义就好了。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性，哪怕是列宁在《怎么办》里强调的对工人进行的社会主义灌输的任务，也必须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确立，不仅仅事关工人本身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也涉及到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抗争。只要是资本试图进行控制和压迫的地方，就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和进行组织的领域。事实上，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是一个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激发出自觉的、以超越而非改良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工人运动，另一方面要打造广泛的、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众统一战线。在这里，转基因和其它资本进行扩张的领域，并非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和工农命运息息相关，和工农运动紧密相连的。 工农运动和反转运动必须相统一，否则就彼此孤立。工农运动和反转运动还必须用社会主义来统摄，否则前两者就都会跑偏，变成和社会主义无关的改良、慈善或“擦屁股”活动。
在此需要提醒一点的是，宣传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深入浅出地解释现实政治经济的矛盾运动，把其各个组成部分联结起来。这里，没有理论，没有知识就干不成任何事。所以马克思说，无知是帮不上任何忙的，列宁说，革命的理论才会催生革命的运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应用基础上的，所以科技和资本问题是纠缠很紧不可分离的。除了我们所讨论的科学研究认识论论受资本利润体制影响，转基因技术在资本推动下危害人体和生态之外，从终极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矛盾的总爆发还是要看技术的进展方向--到底是机器替代工人的倾向占主导还是新技术创造新工作的倾向占主导。
你提到的马克思主义“非主流”的现象很值得玩味。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直接涉及的是公共利益，而非个别阶级集团的利益，所以给人一种非阶级、超阶级的错觉，因而容易招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轻视甚至反感。但是这里恰恰是考验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地方。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很多表面上的公共利益问题背后都有阶级性，这个道理，和国家虽然表面上处于公共利益捍卫者和各阶级利益中间调停人的地位，但实际上是有阶级性的道理如出一辙。不能因为众多的环保主义者甚至一些反转人士是从纯公共利益角度出发看这类问题的，就看不到这类问题背后的阶级性，就不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这类问题，来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公众。
妇女问题则有所不同，因为它涉及的不是无界别的社会公共利益，而是有别于阶级问题的另一种社会界别问题。所以对待它并不能像对待生态环境问题那样去拆穿公共利益的假象以暴露背后的阶级利益冲突，而只能寻找两种界别的交叉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压迫，所以毫无疑问也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关于妇女解放这类和阶级界别交叉的问题（除性别平等外，还有种族平等，宗教平等等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明确，妇女解放不会随着工人阶级解放而自动实现，因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推动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妇女解放运动也不会自动推动工人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因此，我们同样需要有意识地把女权运动往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方向上引，要尤其警惕那些迎合城市中产资产阶级口味，仅从形式上鼓吹男女平等，而对社会经济不平等这类影响妇女实际社会地位的阶级问题无动于衷的女权主义思潮。
三、小实践与大环境：
生态农业的小实践必须放在改变现行政治经济大环境的框架下才有出路
问：所谓“马克思主义非主流”的观点带有一定的机械性，“非主流”走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则会大大促进“主流”而真正有出路，而所谓“主流”如果一味孤立地排斥“非主流”，恐怕会作茧自缚难以团结力量。那些试图通过单一群体的组织教育等工作，解决了主要问题再说小问题，排斥否定一切所谓细枝末节的“非主流”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状态，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问题的。
如此看来，我们现在连一场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都远远没能完成，对社会矛盾的把握也及其欠缺。我们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既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又有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的遗产，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更加遮蔽，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在理论方面有所建设的地方，这样才能抓住根本，避免类似于“乡村运动而农民不动”的困境。说到这里，有一个困惑，现在农村的根本问题还在不在土地上，对农民来说还有什么能像“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抓住了农民最关切最根本的问题从而得以发动、团结和组织起来？更有一些左翼青年认为，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土地问题，现在农民最精壮的力量都在城市当农民工，因此根本的问题压根就不是农村问题，何谈土地问题。农民运动的高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反抗“苛捐杂税”在如今已经衰落了，因此又把话绕回到了“主流”问题上。
然而即便在矛盾最尖锐的劳资问题上，工人（农民工）似乎也并未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以引发运动的潮流，我想这有可能是一些现实的土壤挫伤了工人的斗争性（比如半无产化的状态让农民在农村待不下去的时候走向城市，在城市待不下去的时候又退回到农村，至少维持了生存），也有可能是我们几千年来所带有的一些思想习性所导致（不爱惹事、老实勤劳、敬畏上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有可能是我们坐在象牙塔中对现实形势估计不够，也有可能是种种类似群体性事件过于盲目而没有里程碑性质的方向和意义……但这些问题正好给我们摆出了当下急切要做的任务，无论是理论建设、思想启蒙，还是所谓组织、教育等工作。
答：对于土地问题和农村问题的发问，都说明中国当前的情况和上世纪上半叶迥然不同。但这不是说现在土地不重要了（从短期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机拉动经济，到中期的土地流转和地权抵押贷款，再到长期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农业就业保障，都说明土地的重要性），而是说当时的打土豪分田地给农民的纲领在今日已不能简单套用。 农民早已经分到了地，现在的三农问题不在集中表现为农民渴望得到可以耕种的土地但却无地可种，而是集中表现为农民守着土地也不赚钱。
商品经济和金融化的加速发展，使得三农问题的表征和出路越来越和土地问题相脱离，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第一，农民的生产上下游已经商品化了，被资本控制起来，而国家的政策也不是扶持小农种粮，农民的口粮田种植都不见得能维系下去。第二，农民的生活消费也已经商品化了，各项开支严重依赖口粮田之外的收入来源。第三，小农家庭的劳动力也商品化了，口粮田上的劳动已经不是主要的劳力用途。那么发展合作社和集体经济又如何呢？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合作社都是困难重重，小农本来就不习惯平等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和分配，再加上外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盘剥和竞争以及国家的不扶持，合作社对于农民虽有吸引力但现实可操作性很弱。如果说合作社都难，那么从零开始的集体经济都更难了。生态农业加入进来如何呢？也一样面临资本压制，技术扶持和外部市场的挑战。
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环境下，在国家并非全心全意为农业直接劳动者谋福利的情况下，把大量精力放在单个的集体经济或生态农业实践上，而不着力于大环境的改变，很可能难以奏效。这样的努力和小农经济派从事的合作社乡村建设运动一样，都会在政治经济既有框架的打击下事倍功半。并不是说个别的尝试在集中大量技术人才、组织人才以及一定的财力物力情况下一定不能取得成功，但这对改变中国的整体面貌帮助不大，反而有可能把有限的精力过度耗散在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实践上。另一方面，从理论上、从国策上对扶持集体经济和生态农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宣传，对小农经济、工业化农业、转基因、农业资本化、政策不正义的现状进行调研、揭露和批判，效果却可能很不一样，因为这样的努力直接着眼于改变三农问题的外部大环境，直接作用于激发普通农民、工人和市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集体经济和生态农业的确是未来中国的出路，只是这个出路要在改变现行政治经济大环境之后才能得以广泛而具体地推行。在目前的实践层面，注意力一定要集中放在政治经济大环境上，才会取得最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