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进口转基因大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威胁面在扩大。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八成，2014年进口大豆7140万吨，同期国内大豆产量只有1200多万吨，而2015年进口大豆8169万吨，比2014年又上涨了14%。大量的进口挤压着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销路，使农民种植的大豆“找不着北“，直接影响农民种豆的积极性，导致我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种植面积连年减少：种植面积已经从2010年的6375万亩，持续下降到2014年2970万亩，2015年又下降了832.6万亩，五年内下降66%，减少4237.6万亩。据了解，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冲击已经从油料市场扩散到食用蛋白市场，10-15%的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近千万吨）已经非法进入食品，被直接食用，直接影响到我国民众的食用蛋白安全。第三个威胁则是转基因大豆污染我国大豆种植区。2015年媒体曾曝出黑龙江省发现个别农民种植转基因大豆的情况，后来黑龙江省经过排查没有发现这一情况。尽管如此，未来污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转基因大豆从进口的港区进入多个省份的食用市场，几年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装在编织袋内的转基因大豆，在卡车运输过程中，没有任何防损漏保护。

2014年全球转基因大豆种植达到1.8亿公顷。而中国是当今世界所剩无几的总产量超千万吨级的非转基因大豆产区。在全球普遍种植转基因大豆的情况下，我们走“差异化”路线，打造非转基因品牌，可以避免低端市场的过度竞争，有助于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而且，中国是世界大豆的故乡，拥有最丰富多样的野生大豆资源，因此作为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也应该通过“差异化”战略保护好宝贵的种质资源，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自2011年以来，来自黑龙江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在省内和全国人代会和政协会上建议保护大豆产区。2012年黑龙江省建议建立“非转基因保护区”的提议遭到农业部否决。农业部认为既然我国不允许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因此没有必要设立非转基因保护区。然而，自2012年以来，我国非转基因大豆遭遇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越来越严峻。黑龙江大豆主产区已经连年缩水，面临进口转基因大豆几重威胁，我国应该亡羊补牢。

为了保护我国丰富的大豆资源、保护生态多样性、避免污染，也为了利用我们自身的“非转基因”优势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避免低端市场的过度竞争，还为了保障全国人民食用蛋白的安全，建议全国人大立法保护我国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产区，加筑防火墙，为走“差异化”的绿色生态之路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

建立黑龙江绿色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需要建立一个与转基因大豆相区分的产业和市场体系，因此需要在产业-市场体系上进行创新。

在模式创新上，建议参考和借鉴挪威奶业模式。在人口500万的挪威，挪威奶农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行业合作社。因为挪威的奶业没有对自由贸易开放，挪威国产奶制品拥有约80%国内市场份额。每年年初，代表奶业合作社与超市就奶制品价格和供应量达成协议。然后，以销定产，每年的供应量经由合作社根据过往的养殖规模分配到各农户，因此农户根据配额进行生产。因为在年初就已经知道价格，所以农户对一年的产量和收入都有稳定的预期，没有出现过我国和别的国家都发生过的杀牛倒奶的情况。挪威模式有三个条件：有保护的市场、有预期的价格、有计划的生产。挪威奶业模式的特点：行业合作社（组织）+ 协议（市场）+以销定产（计划）。虽然我国的情况与挪威不同，但挪威模式有可借鉴之处。我国食品豆市场是国产大豆的天下(虽然遭到了转基因大豆的侵袭，但清除的办法是有的)，因此每年国内市场需求量可以预测。黑龙江省的大豆加工产能可以有计划地发展，黑龙江的产能在全国的食品豆市场的份额可测算，能够和省内多少种植面积对接，也可以预测。

第一，在保护区内，全面禁止种植、销售、加工、使用转基因产品，致力于在保护区内形成非转基因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形成与转基因大豆相区分的和市场体系。

第二、在保护区内，形成全省大豆种植协会和全省大豆加工产业协会。以种植联合社和产业协会对接的方式，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

第三、大豆收购价由种植协会和产业协会根据市场行情和国家补贴进行协商，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协助。大豆收购价和种植面积在春播前商定，使得种植合作社和加工企业都有定心丸，有预期。

第四、种植协会和行业协会承担各自内部的协调和分配工作。

第五、保护区的产品使用统一的保护区标志，在全国打出保护区的标志公信力。可探讨产品能否回溯到种植合作社。

第六、保护区的产品可以优先考虑供给省内外各级供应餐饮的学校，包括中小学营养午餐、大学餐厅。关爱学生就是关爱祖国的未来。与学校餐饮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也有利于保护区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第七，国家设立“绿色大豆产业基金”，用于鼓励保护区内大豆多样性的种植和品种研发，以及新工艺、新产品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