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第一棵转基因作物在美国种下，当时这项新科技许下信誓旦旦的承诺。二十年来，承诺越编越大，但却得不到兑现。这项技术自诩会令食物与农业系统变得更加简单、安全和高效，同时也是“喂饱全世界”和“抵抗气候变化”的有力武器。

承诺或许越编越大，但转基因作物却未因此而受到普遍欢迎。尽管强大的行业游说集团已经营销转基因20年，但转基因技术仍然只被少数国家应用，并局限在少数作物中。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只占全世界可耕作面积的3%。图2的数据来自转基因行业，显示全球90%的转基因农田仅集中在5个国家，几乎100%转基因作物都是两种类型之一：抗除草剂或抗杀虫剂。与此同时，全球其他地区都抵抗转基因作物。欧洲消费者不购买转基因食品，仅有一种转基因玉米在欧洲种植。亚洲大多数地方都拒绝转基因，而在印度和中国的转基因农田主要种植非食用作物：棉花。非洲只有3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简单地说，转基因并没有“喂饱全世界”。

为什么转基因作物没能收获其业界所鼓吹的成效呢？他们越是大谈这些好处，就越看到转基因作物不能应对全球食品和农业体系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好处被证明只是一些迷思：其中一些好处一离开实验室的环境就失去效力了，另一些则无法适应农业生态系统的现实复杂性，也无法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实际上，转基因加剧了工业化农业的破坏性，巩固了破坏生态多样性的单一作物种植，导致了高排放的碳足迹，增加了小农生产的经济压力，并且恶化了食品安全、健康和营养的问题。

我们下面就来质疑转基因产业所鼓吹的这些迷思，以证明这一技术的缺陷和局限。我们将用二十年来的证据检视以下这六个最关键的迷思。

迷思一：转基因作物可以喂饱全世界

真相：没有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是为了提高单产的。基因工程在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表现差强人意，它巩固了工业化农业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无法解决世界的温饱问题。

迷思二：转基因作物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

真相：与传统育种相比，基因工程在培育适应气候变化的品种方面远远逊色。适应气候变化要发展多样化耕作以及培肥地力，而不是依靠过度简化的转基因生产。

迷思三：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和环境都很安全

真相：长期的环境与人体健康检测实验仍待开展，或者说还不完善。独立研究者常常苦恼于无法获得实验材料。

迷思四：转基因作物简化植物保护。

真相：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将会在几年后泛滥，这将进一步加大农药的使用量。

迷思五：转基因作物对农民来说是经济可行的。

真相：转基因种子的价格受到专利保护，过去20年间，种子的价格飞涨。而抗除草剂杂草和超级害虫问题的出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削减了他们的经济收益。

迷思六：转基因作物可以和其他农业系统共存

真相：转基因作物会污染非转基因作物。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报道有近400例转基因污染。对农民来说，禁绝转基因通常要投入相当大的额外成本，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有观点认为转基因科技是最具前景的，能将科学创新应用到食品领域以应对各种挑战。我们在这里质疑这种说法。证据显示，真正实现粮食安全与可持续生产的发明并不是大公司所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只局限于大公司主导的转基因－工业化农业系统，就会错失真正的发明创造。所以我们也有必要破解下面这个终极迷思：

迷思七：基因工程是最具前景的食物系统创新。

真相：当转基因作物的许诺仍是一纸空文时，非转基因作物育种的先进技术已在稳步发展，在抗病、抗涝和抗旱方面都取得成效。转基因作物自身不仅是一种无效的创新，还由于一小撮跨国利益集团对知识产权的垄断而成阻碍了创新。

没有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开发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单产。所谓转基因作物相比传统作物提高了产量的证据并不具有说服力，其效果受到作物种类、国家/地区和其他在地因素（比如特定年份的虫害压力，农民的田间管理训练）的影响而波动。转基因作物仅仅可以在虫害肆虐的年头里减小损失，但这一效果并不能长久保持——产生杀虫效果的转基因作物也导致了具抗性的“超级害虫”的出现。检验转基因作物产量的研究常常难以将转基因技术和其他影响因子区分开来，也很难将转基因实验田和条件类似的非转基因试验田进行比较。

转基因宣称的扶贫效果也让人质疑。只有最大的和最有竞争力的农场能够承受转基因种植不断上涨成本。而缺少信贷能力，缺少训练和资源的农民往往难以开展转基因耕作。转基因并没有提高作物的产能潜力（即可能条件下最高的产量），因为这更多取决于亲本种子。与之相反，植入的基因常常会带来减产。举例来说，孟山都的“农达”转基因大豆与最新研制的非转基因高产大豆相比，产量低了10%。减产的原因被认为是同时源于所植入的基因（或植入过程）以及亲本的差异。

同时，一项地区性的比较研究显示，西欧国家每公顷的玉米平均产量已经高于美国的转基因玉米。西欧的菜籽油单产也超过了加拿大转基因作物。这意味着，在相似条件下，西欧的非转基因种子和良好的田间管理实践比转基因的增产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