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还是洗脑片：《食物进化》曲解科学家观点，遭45名科学家公开质疑
来源: jrry86的博客 发布时间：2018-05-20 阅读：3633 次
食物主权按：
最近清华大学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举办了美国纪录片《食物进化》的观影会，并被环球时报等媒体热炒，他们希望中国也引入这部片子。实际上这部片子在国外不仅引起了广泛争议，而且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片中采访的一些科学家已经发表声明，认为他们的观点被曲解，要求删除其镜头却遭到拒绝。
今天我们推送古利安-谢尔曼博士关于该片的评析文章《“食物进化”纪录片支持的是转基因而不是科学》。古利安-谢尔曼博士曾就职于美国环保署（EPA），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食品领域，他是一位被广泛引用的专家。本文阐明了电影支持的许多论点为什么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用偏见来审视证据所带来的结果。纽约大学著名营养学家玛莉安·奈索教授发现她在电影中的镜头严重失实。针对该电影的偏见和不实，包括她在内的45位科学家已经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了若干的质疑。因此，可以恰如其分地将这部电影称作挺转宣传。今后当有不明真相者谈及此纪录片，或国内引进此纪录片为转基因作宣传时，朋友们可以随时拿古利安-谢尔曼博士的文章作为武器反击回去。
5月19日是全球反孟山都游行日，今天五大洲几十个城市的民众将走上街头，对转基因说不！
作者简介：Doug Gurian-Sherman（道格·古利安-谢尔曼）博士：“策略培训和扩张”的独立顾问，此前，他曾担任“可持续农业”的主管和“食品安全中心”的资深科学家。更早之前，他担任过“忧思科学家联盟”的“食品和环境项目”的资深科学家。他还在美国环保署（EPA）工作过，负责评估转基因植物和微生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以及制定生物技术政策。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食品领域他是一位被广泛引用的专家，目前正致力于建立从工业化农业向基于农业生态学、食物主权和食物正义的粮食体系的过渡。
最近发布的一个纪录片宣称给两极化的转基因生物争议带来了科学，解决了与安全性相关的问题，证明了这类技术对全球粮食安全的价值。虽然它宣称遵循科学，并围绕着尼尔·德格拉斯·泰森（译注：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著名科学代言人，科普作家）的解说来包装自己，可是仔细审视“食物进化”就会发现，它只是一部华而不实的宣传片。
与以前挺转业界和其他人推动其目标的努力不同，“食物进化”在学院校园广泛传播，并被提名奥斯卡奖。
导演斯科特·汉密尔顿·肯尼迪坚决地否认该电影是个宣传片。网络版“牛津字典”定义宣传为：“某种带有偏见或误导特性的信息，被用来推销一个政治目的或观点。”该电影所推销的观点很明确：转基因生物可以安全食用，它们是喂养世界所需要的，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带来威胁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根据这部电影，科学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些不同意的人是恐慌制造者。但是该电影扭曲了关于如何以用得起的、正当的和对环境有利的方式生产食物的重要争论，是对观众的巨大伤害。
其他人已指出了这部电影的严重问题。纽约大学著名营养学家玛莉安·奈索教授发现她在电影中的镜头严重失实。她要求删除有关她的部分，导演斯科特·汉密尔顿·肯尼迪拒绝这样做。奈索在她的博客中称这部电影就是个宣传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人尊敬的美食作家兼新闻教授迈克尔·波兰也感觉被制片者出卖了，他同意奈索的看法。45位主要是博士级别的学者和学院科学家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了若干针对该电影的偏见和不实的质疑。
这部电影由“食品技术专家协会”（IFT）资助，该协会包括学院科学家（如奈索），但也得到转基因产业的资助。 IFT的前总裁是一个来自杜邦和孟山都的执行官，而当选总裁则来自杜邦公司。肯尼迪声称他制作电影时具有自由决定权，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该电影未受到业界影响。
站不住脚的前提
这部影片的基本观点是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需要转基因生物，但它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为这些食品的食用安全性作辩护。而关于转基因生物如何解决粮食安全以及减少工业化农业的巨大危害，则很少讨论，更不用说如何确保粮食公平。
相反，它对两种转基因作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抗病香蕉和夏威夷的抗病毒木瓜。似乎我们应该假定这两种转基因生物证明了该技术对建立粮食安全的价值。可前者虽然是非洲的一种重要的主食，但转基因香蕉还没能提供给农民使用。它面临着许多障碍，这有以前的转基因生物失败案例为证，例如肯尼亚的转基因抗病毒甘薯，蛋白质增强的木薯和抗花叶病毒的木薯，或者富含β-胡萝卜素（维生素A前体）的“黄金大米”，后者在开发20年后仍然遭遇到广泛的技术问题和其他问题。而第二种作物抗病毒木瓜仅限于夏威夷，只占据商业种植的转基因作物的极小部分。
经过30年的发展，成功的转基因生物是如此之少，这实际上表明，产生有益的转基因生物并不像这部影片所暗示的那样直截了当。但无论原因是什么，成功的转基因性状数目有限，而少数业界转基因却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些都需要加以讨论而不是不予理会。
这部影片强调诸如夏威夷木瓜这样的小面积作物，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过去20年来占据了绝大多数种植面积的大多数转基因生物的现实，也因此而绕过了现有的与这些作物相关的大量关于该技术的科学和数据。
而且该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将转基因生物的潜在危害与食品安全性混为一谈，忽略了对该技术的许多其它合理的担忧。尽管食品安全一直是许多转基因活动家关注的重点，但许多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家以及其他活动家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种子产业过度集中的担忧，对转基因生物与对环境和社会有害的工业化农业、专利、转基因生物的负面环境后果、以及食物主权丧失之间的关联的担忧。这部电影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些问题。
肯尼迪声称他关注的焦点，被限制话题范围这个实际需要所决定。但是，因为他的卖点是科学，所以这些限制应该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几乎完全专注于某些非科学家的活动家所关心的问题。
但即使是影片中所涵盖的那些科学也非常偏向于转基因生物。例如，这部电影根本没提到一个对该电影的基本前提形成重大挑战的主要科学评估。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在其2016年5月的报告中发现，无论是在工业化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转基因生物总体上都没有提高作物产量。它还发现，虽然转基因生物可能有助于粮食安全，但这高度取决于它是如何开发的。它的结论是有其它方式来获得粮食安全。NAS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科学社团，所以对于一部被认为是基于科学的影片来说，忽视这些研究结果是一个重大的让人费解的缺失。
转基因生物是否会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有效方法也值得商榷。例如，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一位南非黑人转基因玉米农民——那里仅有1％的黑人农民在种植转基因玉米，他是其中之一——说他在满怀希望地等待转基因耐旱品种。
但影片没有提到的是，传统育种正在为非洲产生数十种耐旱玉米品种，而基因工程却只获得了一个平庸的品种，而且在非洲尚不能提供。
还可以看到的是这部影片展示了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他们支持转基因作物，但却忽略了许多反对或批评它们的人，他们反对的理由包括失去种子控制权和食物主权以及环境风险。像La via Campesina或ROPPA这样的组织在非洲代表着非常多的农民，并对转基因生物作了深思熟虑、令人信服的批评，包括基于科学的担忧。再次让人惊异的是，该影片只提供了单方面的观点，而准确的做法则要求至少应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广泛的陈述。
这并不是说某些转基因生物不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产生一些积极影响，而是说我们有其它可行的替代方案来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除了有机农业之外，这些重要的替代方案（如农业生态学或其他形式的作物遗传改良）并未在影片中加以讨论。本系列的第二部分将谈到有机农业的问题。
只强调1%而忽略99％
过度强调转基因香蕉和木瓜，而忽略占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99%以上的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这完全是颠倒了现实世界的状况。“食物进化”只用不成比例的很小一部分来讨论占主要地位的抗除草剂作物、及其设计来捆绑使用的草甘膦除草剂，而且讨论再次局限于食品安全。但即使对于这个狭隘的话题，该影片在科学上也是错误的。
例如，“食物进化”提到查尔斯·本布鲁克一篇2012年的经同行评议的论文，该论文首次记录了近年来在美国由于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导致除草剂用量增加的情况。这部影片认为，农药的用量不是重点，而应是农药的毒性，草甘膦的毒性低于它所替代的除草剂。为强化这一关键点，屏幕上闪现了一个图片，显然是出自权威来源，显示草甘膦的毒性明显低于其他除草剂。展示的一个曲线描绘了所谓的随时间推移除草剂的毒性降低。
不幸的是，这种分析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诸如美国环保署（EPA）等监管机构所使用的实际毒性测量指标。影片中毒性的量度是快速杀死50％接触种群所需要的剂量，即所谓的急性（短期）毒性。这是个对总体毒性来说严重不完整的测量指标，总体毒性应包括长期或慢性毒性，如引发癌症或帕金森病等疾病的能力。大多数除草剂，包括大部分草甘膦所取代的，都具有相对较低的急性毒性，所以通常情况下它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慢性毒性则可能更重要。
评估致癌性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得到广泛讨论的草甘膦评估报告-——远在“食物进化”完成之前——得出结论认为，该除草剂是一种很可能的致癌物。但是这个与影片中关于草甘膦安全性的断言相矛盾的IARC评估，在影片中根本没有提到。这项评估由17名高资历独立科学家进行，他们得出了全体一致的结论。一旦对草甘膦的毒性进行了适当的评估，就不再可以认为通常它比其所取代的除草剂毒性更小。
肯尼迪拒绝承认IARC草甘膦评估的有效性，以及该机构本身。这与2015年100位科学家共同撰写论文支持多年以来IARC癌症评估的科学实力和准确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肯尼迪重复了一个常见的站不住脚的批评，即IARC对其评估的大部分事物都作出可能致癌的结论，这暗示他们的评估是错误的或豪无意义。但IARC是对已经有相当多致癌性证据的物质作出评估，因此毫不奇怪，IARC评估的物质许多都被证明是可能的、很可能的或确定的致癌物质。
肯尼迪对IARC结论的认知也是错误的。他说过，IARC评估过的事物有“大致90％”被认为是很可能致癌物。事实上，超过一半（约52％）的IARC评估过的事物被划归为致癌性无法分类（译注：即第3类），只有7％的很可能致癌物和12％的致癌物。
肯尼迪还提出了另一个有一定价值的观点：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作的是危害评估，而不是全面风险评估。危害是指固有毒性，而风险则还取决于接触了多少和多久类似草甘膦这样的物质。但IARC的的确确通过流行病学研究评估了现实中的接触情况，尽管这比草甘膦的毒理学研究稍弱，但还是发现了一些农民高发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证据。
危害评估仍然很重要，因为接触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也会增加整体风险。近年来草甘膦的用量急剧增加。草甘膦的最高使用量仅在过去十年中才发生，而NHL和其他癌症的发展可能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换句话说，即使过去没有足够的接触量使得流行病学研究能发现明确的可测量到的增加，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让癌症发展，逐步增加的接触量可能会改变这点。
肯尼迪还提到了有关IARC草甘膦工作组负责人亚伦·布莱尔的争议，这个争议来自于正在进行的法庭诉讼的一小部分证词，并说这是他不信任IARC评估的原因。但关于布莱尔的故事直到2017年6月14日才公开，仅仅在“食物进化”发布前10天。对这个明显存在的矛盾，肯尼迪没有回应相关的问询电邮。
关于布莱尔的故事最初是，他同意如果某个重要研究得以及时发表，将影响IARC的分析。早些时候路透社报道了这一故事，而“琼斯妈妈”（译注：美国杂志名）的一篇后续故事报道也提到了路透社的文章。不过危害评估也许可能会有所降低，但仍然很可观。事实上，当布莱尔在同一个法庭质询中，被直接问及他关于未发表研究的证词，是否会改变他对IARC草甘膦评估的结论时，他回答说“不”。他仍然坚信草甘膦应被归类为很可能致癌物。遗憾的是，这个重要的声明并未被纳入路透社或“琼斯妈妈”的文章中。
在布莱尔的证词中还提到了另一项流行病学评估，即“北美联合项目”（译注：美国和加拿大对农药与致癌性关联的联合研究项目），后者显然加强了草甘膦引发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可能性。IARC也没有看到它，因为它同样尚未发表。这在路透社或“琼斯妈妈”的故事中也没有提及。
最近，另一个与草甘膦有关的IARC科学家的媒体形象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西蒙·马克斯发表在新闻媒体“政治”上的一篇文章引用了IARC的詹姆森博士的证词片段，说他对于没有能更早地看到某个大型的草甘膦毒理学综述表达了明显的关切。如果他能彻底评估这项研究，这可能会改变IARC的评估结论。
但“政治”上的这篇文章没有提到，詹姆森博士后来对草甘膦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其中就包括这一有争议的研究。在其报告中，詹姆森博士肯定了IARC对草甘膦是一种很可能致癌物的评估。据说在后来的2017年9月的证词中，詹姆逊博士抱怨道：
我正想对我的证词被（以不当方式---译者加）提供给媒体以及他们的失实陈述表达不满，因此请停止那个虚假新闻。
关于草甘膦致癌性的争论还没有结束，而这正是要点所在。科学争议不可能通过一个影片导演的决断来解决。对于转基因生物以及设计来与其捆绑使用的产品的科学性的任何合理讨论，都必须包括这样的辩论。“食物进化”未能阐述关于最常见的那些基因工程（GE）作物的安全性这个中心问题。鉴于“食物进化”聚焦于食品安全性（在该影片讨论转基因作物对粮食安全的必要性或转基因生物的其它危害这个大背景下，只专注于食品安全性，这本来就已经是不恰当的了），可它对于草甘膦毒性问题的阐述却是如此偏颇，这更加异乎寻常。
假如上面所讨论的那些偏见、遗漏和错误确实是“食物进化”这部影片的问题所在，那么给它打上宣传片的标签就是合适的。但实际上它还存在更多的问题，包括它如何对待有机食品、抗除草剂超级杂草、以及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转基因生物的危害。这些主题将在本系列的第二部分进行分析。
在本文第一部分的结尾部分，我讨论了电影导演斯科特·肯尼迪错误地不予理会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关于草甘膦是一种“很可能”致癌物的结论，这是毫无道理的，充满事实错误。“食物进化”应该介绍这项重要的癌症评估。
该影片隆重推出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亲转科学家艾莉森·范·埃恩纳姆（以前是孟山都的）的评论，更进一步表明了这部电影对抗除草剂作物的偏见。她部分否认了因为对转基因作物使用除草剂而带来的抗草甘膦杂草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她表示，如果不使用草甘膦，它将只会被老旧的更有害的除草剂所取代。
可悲的是这种说法颇具讽刺意味，针对抗草甘膦杂草的出现，业界采取的控制这些杂草的策略，是设计能抵抗那些老旧的、有害的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因此它们现在正在美国本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而且这些老式除草剂不是被用来取代草甘膦，而是作为大量使用的草甘膦之外的额外补充。
孟山都和它的朋友们引入了下一代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它们能抵抗一些最古老的除草剂如2,4-D（于40年代开发）和麦草畏（于60年代开发）。它们特别被诟病的地方是，它们是挥发性的，可以通过挥发和喷洒漂移而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所应用的田地之外，而且已经对数百万英亩的大豆、水果和蔬菜作物造成了破坏（译注：这些普通作物因不能抵抗这些除草剂而受损），导致一些遭到严重打击的州限制了它们的使用，并受到杂草科学家的强烈抱怨。如果不禁止或严格限制这些作物，就可能会带来这些老式除草剂史无前例的使用量，像草甘膦一样。
同IARC的研究结果一样，杂草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讨论这些作为转基因生物伴侣的老式除草剂的已知和潜在的问题。在影片发布的同时，这些最近引进的转基因作物的大部分损害正在发生，因此对它们所造成的损害的观测未能被纳入影片。但是很明显，几年前就已经在准备使用这些老式除草剂了，并在2016年开始实际应用且造成了危害。如果肯尼迪在影片中除了亲转基因作物科学家之外再采访杂草科学家，这可能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进一步显示出该影片存在行业偏见的是，孟山都公司的罗伯特·弗莱利试图弱化抗草甘膦杂草的重要性，称美国只有12种杂草产生了抗性。尽管技术上属实（译注：技术上也不属实，实际上不止12种，据英文维基草甘膦词条，到2012年美国就已经出现了22种抗草甘膦超级杂草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Glyphosate 到现在应该更多），但这一说法忽略了这些特定杂草的巨大影响。这就好比是说，在美国，在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背后，只有两种抗生素抗性细菌的菌株是造成这类感染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抗性菌种的数量是个问题，而是其严重程度、攻击性和控制难度才是问题所在。在抗草甘膦杂草的情况下，影响程度在五年前就达到美国农业的近50％。转基因作物对草甘膦极大的过度依赖，意味着这些杂草已经大量蔓延。而其中一些抗性杂草，特别是长芒苋藜，特别难以控制，导致杂草管理危机。这反过来促使美国科学院赞助召开了好几个全国性的“杂草峰会”。它也促进了前面提到的草甘膦用量的惊人增长和下一代抗2,4-D和麦草畏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
对环境的危害
在美国也许转基因生物对环境最显著和可见的影响是，自引进抗除草剂玉米和大豆以来，20年间帝王蝶惊人地减少了90％。
帝王蝶幼虫（毛虫）必须以乳草为食。但是与以前的除草剂相比，乳草对转基因作物使用的草甘膦更为敏感。乳草通常并不会盛行到足以导致作物产量受到有实际意义的损失，而这些转基因作物所占用的大量土地在过去提供了足够的乳草来维持帝王蝶。
许多最受尊敬的帝王蝶科学家发表了大量论文指出抗除草剂作物和草甘膦是帝王蝶损失的主要原因。其他一些科学家则基于所谓的迁徙损失而提出了另一个假说。但考虑到大量数据支持草甘膦的作用，该影片应该涉及这个问题，即便是以结论尚未确定的形式提出。此外，一些著名的帝王蝶研究科学家在“食物进化”发布之前的一年中发现，支持迁徙假说的数据存在严重缺陷。近几个月来，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清晰，并且有更多的数据支持草甘膦导致的乳草减少是帝王蝶损失的主要原因。
更广泛地说，转基因作物标志着工业化单一栽培的持续和强化，这对气候、水体污染（例如死亡区域和有毒藻类等）、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例如生产我们的食物所需要的播粉者等）、土壤肥力的丧失、以及更多的东西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墨西哥湾的“死亡地带”，主要是由于玉米所使用的氮肥造成的，达到自1985年开始测量以来的最大面积，大约相当于新泽西州的大小。多年来公司和学术界的科学家一直在说，使用较少氮肥的转基因农作物即将到来，可至今还没有一个商业化。
在美国，转基因种子是种子和化学品捆绑“配套组合”的组成部分，这使得用危险杀虫剂处理过的玉米（我们最大的作物）的数量在增加（译注：指用新烟碱类杀虫剂涂裹在种子外面达到抗虫效果）。在转基因作物出现之前经过这种处理的玉米约占30％，现在则增加到了占玉米种植面积的约90％。这些新烟碱类杀虫剂被认为对蜜蜂和其它播粉者、水生生物、鸟类、还可能有人类产生危害，它们本可以被更加生态化的农耕体系所取代。
虽然转基因并不是导致使用这种新烟碱种子涂裹层的原因，但转基因并没有阻止这种做法，这就挑战了影片所宣称的Bt已经将美国杀虫剂使用量减少了10倍的说法。在引进Bt作物近10年之前，杀虫剂的使用量已经在减少并形成趋势（参见美国农业部报告https://www.ers.usda.gov/webdocs/publications/43854/46734_eib124.pdf?v=41830 ，附录图4.1）。
但如上所述，用新烟碱杀虫剂处理过的玉米面积急剧增加，增大了暴露风险。虽然其对人类的危害可能比以前的杀虫剂低，但对许多如播粉者这样的有益生物的毒性急剧增大。特别是考虑到该影片关注草甘膦的毒性而不是数量，那么新烟碱的环境毒性也理当得到突出。然而，该影片根本没有提及新烟碱的使用，就像没有提及其它与转基因作物有关的或由转基因作物造成的实质性问题一样。
如果一个新技术被吹捧为能改善环境，但它却仅仅能维持工业化农业的不可持续性和全球破坏性危害，这显然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实际上它是在加剧这些。基因工程只是造成工业化农业持续强化的一个因素，但是作为这部影片的主角，转基因生物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善农业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这点应该得到讨论。
虽然这些是复杂的问题，但它们都至关重要。可没有一个被涉及到，这是“食物进化”只传达了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单方面且高度不准确信息的又一个例子。
对有机农业没有根据的攻击
“粮食进化”对有机农业进行了不准确的贬损分析。这个讨论的高潮部分是马克·林纳斯（他不是一个科学家）声称如果我们依赖有机农业来实现全球粮食安全，我们将不得不使用现在所用的两到三倍的土地来生产我们的食物。（译注：林纳斯就是“大名鼎鼎”的因为接受了“科学”所以从反转变成挺转的、来中国推销转基因并撒谎说邀请崔永元老师辩论被拒绝的那个英国人，关于其事迹，可见笔者翻译的文章：《林纳斯伪科学环保主义学校---林纳斯宣言中的22个垃圾科学观》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15215443739891 和《美国生物进化学教授就转基因问题挑战林纳斯》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1144 ）
首先，这种说法非常不准确。近期最好的研究表明，当有机农业与几种对生态良好的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时，仅比工业化农业生产力低大约8％到9％，而不是像林纳斯所说的低50％或60％。而即使是那些批评有机的人通常也只声称其生产力降低了20％或30％。重要的是，有机生产力稍低，是在有机农业仅能获得工业化农业研究资源的百分之几的情况下发生的。一部宣传科学以及科学研究改善农业的能力的影片应该认识到，如果这种总体差距得到弥补，有机生产力就可能与工业化农业相当或更具竞争力。
林纳斯的观点还忽视了利用生态科学来改善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提高生产力。与工业化农业相比，农业生态学方法已表现出能极大地改进这些方面，并且即使对于大型农场也是有利可图的。对于一个表面上关注科学的影片，这是另一个严重的疏忽。
林纳斯对于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科学和经济学的看法也是不着边际的。他关于作物生产所需面积的评论，暗示着作物产量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是简单化的。但生态科学已经表明，当考虑到农田的影响时，使用有机或类似耕作方法的地区，往往比嵌入在工业化农业之中的野生区域更适合生物多样性。这是因为生物需要在包含有农业区域在内的地面上迁移。
在林纳斯主张的背后，是一个较老的观点，即在“闲置土地”上强化农业以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手段，但这一观点受到更新科学的挑战。林纳斯也忽略了杰文氏悖论的经济现实：随着农业变得更加有效率和有利可图，它往往会鼓励对野生地域更多的破坏而不是保护，除非有适当的政策就位，可通常情况下却并非如此。
（译注以助理解：林纳斯的逻辑是在确保粮食安全这个前提下，有机耕作需要使用2-3倍面积的土地，而农业耕地面积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是简单的对立关系，所以有机农业不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是新近的生态科学研究表明，将有机农田与生态保护区域有机穿插在一起，相比于以前的在“闲置土地”上进行集约化农业以保持野生区域的老式观点，前者更加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因为生物需要在包含有农业区域的地面上迁移）
最后，粮食安全与产量密切相关的观点早已受到挑战，例如来自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以及此后许多其他人的研究工作的挑战。贫穷和政治权力被剥夺是并且一直是导致粮食不安全的原因，而不是粮食不足，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牲畜饲料和生物燃料为重点的技术（例如获得专利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会为穷人的利益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像La Vía Campesina这样的大型农民组织争取粮食主权并对转基因生物持高度怀疑态度的一个原因。
这部影片也花费了过分多的时间来试图诋毁查尔斯·本布鲁克，他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他发表了关于转基因作物和有机农业的重要的经过同行评议的倍受尊重的研究。本布鲁克被用作典型人物来对有机研究的诚信提出质疑。虽然他只是众多有机研究人员中的一个，但只有他被“食物进化”提及。尽管他通常在自己的网站上披露资金来源，但他还是因为从有机产业获得研究经费而被批评，而这种公开资金来源的做法，却并不见得是亲转基因科学家的常态。
事实上，该电影完全没有提到亲转基因研究和科学家从业界所获得的更广泛且备受质疑的资金。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列举了几位亲转基因科学家，他们接受了行业资金并在幕后与转基因公司密切合作，而在有机研究这一边则只提到了本布鲁克。转基因科学家们极力隐藏，并洗净他们的行业联系和影响力。提及本布鲁克来自有机产业的基金并不是不可以，但与此同时却排除转基因产业对农业研究的影响则是非常虚伪的。
无尽的偏见
如果食物进化仅仅是对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中的一个两个的报道有偏差，那也许还可以粉饰成是错误或偏好。因为这里提出的科学问题大部分都很复杂，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对于复杂的研究和社会问题来说，缺少完整的解决方案，这是规律而不是例外。如果这部影片涵盖了这些话题，那么这种复杂性是无法避免的。可是，这部影片通过错误或遗漏，在每一个方面都不懈地提出有利于转基因生物的看法，即便在绝大多数的科学都与影片的观点相矛盾的情况下。
它强调“小众”转基因生物却几乎排除了占99％种植面积的转基因生物，它在由转基因生物导致的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农药的风险方面采取一边倒的不公正立场（译注：指草甘膦的风险）。它仅根据电影导演对可信赖的机构（译注：指IRAC）的不正确评估，就拒绝提及其对草甘膦的重要致癌性评估。它误导了主要转基因作物上杀虫剂的使用（译注：指未提及新烟碱杀虫剂），并忽视对帝王蝶的伤害。它歪曲了有机农业和转基因产业对科研和媒体的影响，从来没有提到转基因产业对科学家更大的影响。它支持少数亲转基因农民的八卦见解，无视受转基因生物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大型农民组织的担忧。它忽视了美国最著名的科学机构的评估，即转基因生物只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几种可能手段之一。它忽视了转基因生物在带来全球危害的工业化农业中的作用。这部影片摒弃了在这些主题上不利于转基因生物的经过同行评议的扎实的科学，采纳的几乎都是支持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和价值的观点或研究，包括那些来自转基因产业主要代理人的。
最后，这部影片是对科学的嘲弄。若承认这种宣传是科学，那只会使人们对科学努力本身的可信度产生怀疑，除非人们看清并确认了科学的真相。
本文是道格·古利安-谢尔曼博士对纪录片《食物进化》的评析文章，共两篇系列，本文合为一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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