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和科学家正面临苦恼的杂草问题时，孟山都开始向农民推广“抗农达”的转基因种子，吹嘘这类种子能让农民实现免耕种植。就是在整个生长季，农民无须通过除草破坏土壤，只需要喷洒“农达”（草甘膦除草剂）即可。转基因种子将帮助农民减少与除草有关的不必要成本，也将实现减少土壤侵蚀的耕作方式，事实真的如此吗？

“抗农达”转基因种子很快席卷了美国及海外市场。可是，一方面农民悲痛地发现因为转基因种子无法留种，他们每年不得不重新购买孟山都的种子，且丧失了其他种子的留种权。另一方面，农民使用转基因种子仅仅4年之后，就出现了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的马尾草。从那时起，抗性杂草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攀升，比如繁衍能力极强的藜草使美国阿肯色州农民减产高达79%，“农达”等除草剂进而变成缚在农民脖子上的缰绳。由此形成的双重垄断为孟山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和股价的攀升。【编者注：关于更多抗性杂草的内容，可以参照本文《农达问世20年，杂草未除人先亡》】

后续无论是股权转换还是金融洗绿，都不能改变孟山都及其关联的大资本对于高利润、高垄断性的转基因种子和有毒化工品如麦草畏的追求（详细内容见推文《<种子帝国>——孟山都的过去与人类粮食的未来》），哪怕2016年孟山都被收购，它所造成的危害依然没有被消除。

本文摘选自《种子帝国：孟山都的过去与人类粮食的未来》第三部分第10章“你需要唯一的除草剂”。

作者｜巴托·J.埃尔莫尔（Bartow.J.Elmore）（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教授）

译者 | 黄泽萱（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应急管理教研部副教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编｜侯自

后台编辑｜童话

1995年，年近50的孟山都CEO夏皮罗在给股东的第一份报告中宣布孟山都从此开始从事“基因‘软件’”销售业务。公司“大幅度”削减其“化学产品组合”，将投资重心放在能够使公司转型为一个高科技信息交易公司的领域。“大自然，”夏皮罗在另一份报告中说，“已经开发出了地球上每一种生物基因结构的惊人复杂而精巧的软件。”公司制订了一项激进的收购计划，打算在未来几年收购种子业务和生物技术公司。这就是孟山都的“微软化”。

到1996年，夏皮罗向投资者证明了他所说的并非空洞的承诺。那一年，孟山都成功推出了保铃棉。这是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棉花种子，可以产生能够杀死以棉铃为食的蠕虫等其他害虫的Bt杀虫剂。保铃棉是孟山都放出的大招，被公司冠以“农业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新品发布”。但这只是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同一时间，公司还宣布了对孟山都的代表性除草剂——具有抗药性的“抗农达”大豆和“抗农达”油菜的商业化。这些是第一批推向市场的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

1996年早春种植这些种子的大豆农民依然是在冒险，因为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国家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在欧洲，德国的绿党成员和其他环保主义者与绿色和平组织合作，试图阻止转基因食品运往欧洲港口。在日本，立法者仍在讨论是否允许用转基因种子生产的食品进入日本。美国最大的谷物加工企业之一的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甚至威胁说，在日本和欧洲解决贸易问题之前，不会生产任何转基因作物。但到了4月，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宣布，大多数成员国已经批准进口由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种子生产的食品。（该委员会还允许欧洲种植转基因作物。）几个月后，日本也紧随其后同意进口。随着全球市场的稳固，一场抗农达革命即将开始。

在那时，农民和科学家正面临一个苦恼的杂草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上最畅销的除草剂产品是ALS(乙酰乳酸合酶)抑制剂。它通过破坏植物中的乙酰乳酸合酶，使氨基酸无法生成，最终杀死杂草。自20世纪80年代首次上市以来，ALS抑制剂成为最受欢迎的除草剂，农民用它去除在作物生长季节发芽的杂草，因为此时的玉米和大豆等大宗商品作物已经被培育出能够耐受ALS抑制剂的属性。而许多其他除草剂，包括农达（它所作用的靶标酶与ALS抑制剂不同），只能在种植前或收获后大量喷洒，否则就会杀死作物。所以农民使用了大量的ALS抑制剂类除草剂，包括当时最流行的品牌——美国氰胺公司生产的咪草烟除草剂。

用这些广受欢迎的化学物质淹没农田，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杂草学家开始注意到水麻等其他杂草已经对ALS抑制剂产生了抗药性。这是大自然在化学时代进行的反击。于是农民们又开始担心：如果这些强大的除草剂失效了，下一步他们该如何清理田地中的杂草？

美国的农业部门已经为一场“抗农达”革命做好了准备。孟山都公司的技术给农民提供了一条解决ALS抑制剂抗药性的新道路——农民改种抗草甘膦除草剂的种子，并在整个生长季节自由使用草甘膦除草剂，也就是农达——舍弃杂草已进化出抗药性的咪草烟。而由于农达是一种适用面极广的化学物质，可以杀死的杂草种类繁多，农民不必再购买通常在杂草发芽前使用的补充性“残留”除草剂。

至少孟山都公司的销售人员是这么告诉农民的。1996年6月，抗农达除草剂种子上市后不久，孟山都的技术经理埃里克·约翰逊博士通过公司出版的宣传杂志《中西部放大镜》告诉农民：“抗农达大豆系统中不需要残留除草剂。”

从本质上说，约翰逊是在敦促农民只使用农达来保持他们的土地清洁。一家公司更是在广告中吹嘘说，农达是“你需要的唯一除草剂”。既然抗农达系统已经足够强大，为什么还要花钱购买昂贵的补充除草剂呢？大约一年后，《中西部放大镜》得意扬扬地报告说，大约80%的抗农达大豆种植者在他们的地里只使用草甘膦。1997年一个公司代表夸口说，“实地研究”证实“在喷洒农达之前使用残留除草剂没有任何除草效用”。

孟山都公司在一个向新数字时代的农民传播信息的网站上解释说，抗农达技术是“一个赋予你自由的系统”。罗伯特·夏皮罗，孟山都公司具有生态意识的首席执行官，解释说抗农达种子是公司要实现“出售信息而不是出售商品”这一目标的必要工具。在1996年的《环境年度评论》（夏皮罗时期出版的众多关于可持续发展出版物之一）中，公司预测抗农达大豆“有可能使除草剂使用量减少三分之一”。

夏皮罗1995年告诉环境记者协会，转基因种子还能让农民实现“免耕”种植，因为农民可以在整个生长季喷洒除草剂来管理杂草，而无须通过各种其他除草操作破坏土壤，因而不会导致土壤中的水分流失。换句话说，无论是对生意，还是对环境，都有大利。转基因种子将帮助农民减少与除草有关的不必要成本，也将实现减少土壤侵蚀的耕作方式。这些理由谁能反驳呢？ 

这一切似乎美好得不太真实。确实如此，但农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不必使用一堆不同的除草剂来控制杂草，现在只需使用一种牌子的除草剂就可以完成工作。几乎一夜之间，美国的大豆、玉米和棉花种植者开始转向抗农达品种。海外市场紧随其后。

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夏皮罗对种子业务进行了积极的收购和投资。他与脾气暴躁的罗伯特·弗雷利密切合作，后来弗雷利在1992年成为主管农业研究的副总裁。一位非常了解弗雷利的高管形容他是“我见过最有干劲的人”。弗雷利现在40多岁，已经秃顶，用那些看过他谈判的人的话来说，他“冷酷无情”。他在快30岁时加入了执行孟山都早期转基因研究任务的贾沃斯基团队，并且对公司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物技术产品深信不疑。他致力于将这些基因产品推向市场，他知道如果要成功，孟山都必须在种子业务上做些大动作。他和夏皮罗一起开始了一系列的商业谈判，从根本上改变了孟山都的未来。

1996年底，公司收购了拥有大豆和玉米行业领先品牌的阿斯格罗种子公司，与密西西比州首屈一指的棉花种子公司岱字棉公司合作，并对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迪卡尔布、专门投资基因工程的大型种子公司迪卡基因公司进行了重大投资。1997年，孟山都收购了卡尔基因公司和霍尔顿基金会种子公司，后者是一家总部位于艾奥瓦州的重要玉米种子公司。不到两年，夏皮罗和弗雷利就把孟山都公司打造成一家转基因种子巨头。

在新的种子合作伙伴关系中，两位高管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公司过去犯下的错误，尤其是那些导致90年代与先锋种子灾难性交易的错误。先锋公司是由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部长、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创立的美国最大的种子公司之一，培育高产玉米品种杂交组合的方法就是他们研发的。

到20世纪90年代初，先锋公司控制了整个美国玉米市场40%以上的份额，还是其他大宗商品作物种子的主要销售商。在1992、1993年，夏皮罗急于让先锋公司采用他们的抗农达和Bt基因特性，以让这些品种尽快投放市场，因此匆忙同意了先锋公司以50万美元的价格换取孟山都抗农达大豆基因的永久使用权，以3800万美元的价格换取在玉米中使用抗Bt基因。 

然而，孟山都的高管们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与先锋的合作是多么短视。当抗农达大豆和Bt玉米在美国中部遍地开花时，孟山都没有再从先锋公司那里得到一分钱。合同中没有包含任何特许权使用费的条款，肥水最终流向外人田。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夏皮罗和弗雷利把这一教训带进与他们面谈的每一家种子公司的会议室。在与岱字棉公司等其他公司的谈判中，孟山都坚持农民在购买种子费用之外另行支付一笔“技术费”，这笔费用最终将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形式返还给孟山都。孟山都不再一次性把自己的基因使用权出售给种子公司。使用孟山都基因盒的种子公司每售出一袋种子，都将把额外溢价的70%交给孟山都，自己只能够拿剩下的30%。

夏皮罗和弗雷利还做了另一件事，永久改变了美国农业的面目。他们要求农民签署一项技术使用协议，禁止他们重新种植所保存的种子。这对玉米种植者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杂交玉米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以来，许多种植者不再在收获后保存并重新播下种子，因为杂交后代的特性使它们的产量低于亲本。但是，大豆种植者和棉花种植者在当时还一直有保存种子的习惯。孟山都试图结束这种做法，要求其客户每年重新购买他们的转基因种子。一些农民怨声载道，哀叹这个新霸权制度所预示的自由丧失。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位农民在介绍孟山都公司关于禁止复种的规定时说：“感觉好像生活在极权时代。”但是，还是有很多农民被田地没有害虫和杂草的前景迷住了，纷纷同意了孟山都的新要求。1996年，也就是夏皮罗完成这场种子交易的四年后，美国种植的大约54%的大豆和46%的棉花都来自抗草甘膦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种子。抗农达玉米于1998年首次投入商业市场，起初在大宗商品市场的份额较小，但很快也开始流行起来。

夏皮罗和他的种子团队想出了利用孟山都的新技术赚取更多钱的方法，但如果这位有远见的首席执行官要让他的公司进一步盈利，他还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卸下所有拖累公司的有毒化学品责任。 

在这方面，夏皮罗很狡猾。1997年，他将孟山都剩余的大部分化学资产剥离，成立了一家名为“首诺”的新公司。正如《圣路易斯邮报》后来所说，这家新公司就是“用来解决孟山都历史旧账的手段”。接下来几年，首诺公司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来解决孟山都遗留下来的问题。剥离后留下的孟山都对于投资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根据公司的新口号，这家公司兜售的是“食品、健康、希望”。在夏皮罗成为孟山都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三年后，该公司的股价以280%的指数增长。

“新的”孟山都其实并不那么新。孟山都仍在从事化工业务，保留着利润丰厚的农达除草剂，运行着自70年代以来一直生产这种除草剂的工厂。它还保留着对有利可图的制药品牌的所有权，特别是安必恩和阿斯巴甜。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旧时代的盈利拳头产品将拉动孟山都进入崭新的种子时代。公司仍然依靠着化学品，即便它把其中的有害化合物在财务上做了分离。【编者注：想了解更多孟山都的历史，可以阅读本文《孟山都117年历史》http://www.rmswzq.com/article/8246.html】

夏皮罗把环境责任变成了抽象的财务报表，并把这些有毒资产埋在首诺的资产负债表中，藏在化学品年销售额达30亿美元的报告后面。于是，在金融狂热的繁荣时期，投资者被吸引进来，到1998年，首诺的股价一直在飙升。但渐渐地，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狂欢演变成21世纪初的金融后遗症，藏在首诺内部的有毒废物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事实是，首诺公司的负债账簿上每一个冰冷的数字，都代表着每一个被孟山都摧毁的人的真实生活。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部分人决定，自己不能仅仅成为股东报告中的一个统计数据。

埃尔莫尔出生于美国东部亚特兰大，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资源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后。现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教授，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核心成员，新美国基金会卡内基研究员。主要研究全球环境史、资本主义史。除本书外，主要作品有《可口可乐帝国》（CitizenCoke）和《乡村资本主义》（CountryCapitalism）。2022年荣获历史研究领域重量级奖项丹·大卫奖（DanDavid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