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农民合作的思想并非仅仅是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固守，更不是对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照搬，而是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的具体国情，对如何实现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我们需要大平台，需要“小众”在本地区联合起来，组成地区性联合体，合作互助，然后联合其他地区的平台，组成全国性生态社区联合体。联合，不仅是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解决大众的吃饭问题！
食物主权就是要通过生态农业和合作经济打造，创造一种新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农业需合作，食物主权更需靠大家。
在化工农业的包围中，想要吃的放心可以这样做……
无论前路还有多少坎坷，一个年轻女孩的返乡，加上外部力量的支持，让平寨这个偏远的村落里一群原本很可能被时代抛下的人，有了可以坚守的当下和可以期待的未来。
平寨实践希望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下乡、部门下乡的另类道路。有别于村两委领导下的集体经济案例，平寨实践深挖社区力量，整合了重拾本土文化、组织村民合作、生态农业和公平贸易等多种元素。
我们更要建立城乡之间的信任关系，做到城乡一体化。
在集体时代的塑造下，中国曾有过诸多有潜力发展成为集体经济的村庄。在一些结构性条件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下，这些村庄终究与集体经济失之交臂，但他们的故事为我们理解并探讨今天的集体经济提供了参考。
希望社区厨房的经历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抱团取暖、自助互助。
要始终警惕打着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旗号实则大行私有化其实的行为，在实践中探索既不依赖行政力量又独立于资本的集体经济形式。
不仅把老百姓作为产品的消费者，也在集体经济中强调了普通村民的利润分配权。
土地流转的政策导向是关键，其改革方向应当优先朝向集体经济，其次为合作经济或股份合作经济。
